閻又文，1914年生，山西榮河（今萬榮縣） 人。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一塊墓碑上，鐫刻著如下的碑文：
“閻又文同志，山西省萬榮縣人，生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糧油生產局局長。……中國共產黨黨員……閻又文同志，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只是到了如今，上述的碑文才有了明晰的詮釋。
絕密單線
閻又文於1934年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其間曾參加過由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張友漁等主持的進步團體中外語文學會。抗日戰爭爆發後，閻又文原計劃赴延安參加革命，後來按照邢西萍（徐冰） 的安排，改赴同鄉傅作義的部隊中從事抗日工作。閻又文是傅作義的小同鄉，才華出眾，文筆鋒銳，傅作義非常賞識他，讓他跟隨自己，做自己的私人祕書。不久，國共兩黨達成正式合作，部分國民黨部隊依照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的做法，邀請中共派人到部隊中從事政治工作，當時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奉命赴傅作義部隊中協助開展政治工作，潘不久即祕密發展閻又文加入共產黨。
傅作義和閻又文（右）
1939年下半年，由於抗戰局勢逆轉，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當時傅作義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其部隊中的共產黨政工幹部被“禮送出境”。由於事出緊急，黨組織來不及作出相應的安排，閻又文自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在傅作義身邊，閻又文逐漸升任至少將新聞處長、奮鬥日報社社長、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等職。
抗戰結束後，當時在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級交派的一個任務：馬上到綏遠傅作義部隊中去尋找一個名叫閻又文的中共地下黨員。而此時黨組織已經和閻又文失去聯繫將近7年了。1946年春節過後，王玉來到了包頭，經過探查，他打聽到了閻又文的下落。在王玉動身之前，邊區保安處的領導曾交代說：找到閻又文後，一定要與閻又文建立絕密的單線聯繫，決不允許和任何地方組織發生關係；此外，通過閻又文了解和掌握傅部的情報，特別是瞭解和掌握傅作義和蔣介石的關係，至於其他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風險。
此次與閻又文聯繫，也只有王玉一個人，據說當時即使在解放區知曉閻又文真實身份的，也只有邊區保安處和中央社會部的幾位領導，這條情報線實際上就是幾個人：閻又文—王玉—羅青長、李克農。後來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難以被世人知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隨即，王玉聯繫上了閻又文。當時，閻又文已是國民黨軍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銜，是傅作義的機要祕書，深得傅作義的賞識和信任。但凡傅作義主持的軍事和政治會議，都由閻又文負責記錄；傅作義的重要電報、文件及講稿等，也都由閻又文起草。閻把傅作義的軍事實力、作戰計劃、師以上將領的情況，以及傅和蔣的矛盾等源源不斷地彙報給了王玉。閻又文特別提醒王玉：傅作義已經成為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先鋒，他被拉到了蔣介石的內戰戰車上，其部很可能會進攻綏東解放區。
隨即，王玉馬上找到駐紮在綏東豐鎮的華北野戰軍某部，將這些信息報告給了部隊領導，但部隊領導表現出姑妄聽之的態度，以為這是對傅作義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高了。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開始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綏東戰役隨即拉開序幕，傅部前鋒相繼佔領了集寧、豐鎮、陽高、張家口等地。當時李克農曾批評性地總結說：華北戰場解放軍的初期失利，敗就敗在對情報的不夠重視。此次戰役後期，華北野戰軍對傅部採取了避其鋒芒的戰略撤退措施，未與之發生大規模的戰鬥。若干年後，羅青長對此這樣評價說：當年閻又文的情報對我華北野戰軍免受更大的損失起了重要的作用。
替傅作義捉刀寫致毛澤東的“檄文”
1946年7月31日，晉察冀、晉綏軍區發起了大同、集寧戰役，歷時一個半月，解放軍連續作戰，殲滅國民黨軍1.2萬人。當時延安電臺還播報了消滅國民黨傅作義部於集寧城下的消息。不過，戰局轉瞬之間發生了變化，由於指揮失誤，大同一城終未能攻克，集寧又遭失守，而且張家口又處於傅部兩面夾擊之下，晉察冀軍區面臨惡化的局勢，西北野戰軍也在戰略上處於被動的局面。傅部一路高歌，相繼攻下卓資山、集寧、豐鎮，矛頭直指中共在華北地區佔領的最大城市張家口。此時的傅作義可謂顧盼自雄，命令閻又文寫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信，表示要“長自己的志氣，滅共黨的威風，同時也給蔣公和美國人顯示我們的態度”。
對此，閻又文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艱難的一個選擇：寫，還是不寫？閻又文馬上讓王玉向中共中央請示，王玉迅即向延安進行了彙報。閻又文得到周恩來的直接指示：“這封信一定要寫，而且要罵得狠一些，要讓傅作義和他的官兵興高采烈、得意忘形，也讓我們的指戰員看後在戰場上恨不能把敵人一口吃掉。”
1946年9月20日，傅作義部隊的機關報《奮鬥日報》刊登了這篇《致毛澤東的公開電》。第二天，南京《中央日報》迅速加以全文轉載，其大字標題是《傅作義電勸毛澤東，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文章的捉刀者閻又文施展其才華，把這篇傅作義致毛澤東的“檄文”寫得洋洋灑灑，言語犀利，字裡行間又極盡譏諷、嘲笑、挖苦之能事。這封信激起了中共與解放軍上下的憤慨。據說朱德總司令特將此電分發華北解放軍全體將士人手一份，藉以激勵將士要牢記大同、集寧之辱。至於毛澤東，更是對於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實公開信著筆之前，已經通過周恩來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鄧寶珊赴西柏坡拜會毛澤東，閻又文隨行。當傅作義見到毛澤東時，慚愧地說：“我有罪。”毛澤東卻說：“你辦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隨後，有人向毛澤東引見傅作義身後的閻又文時，毛澤東笑著說：“閻又文，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
暗戰北平，多次勸導傅作義
至1947年底，傅作義已升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坐鎮北平。當時，他不但有20萬嫡系部隊，還擁有華北地區40萬蔣介石嫡系部隊的指揮權。翌年5月，李克農命令王玉速到北平再行聯繫閻又文。當時，遼瀋戰役的戰略設想已在醞釀，同時中央也在考慮在華北與國民黨軍進行會戰。顯然，此時閻又文的祕密任務是蒐集傅部的戰略情報，這包括傅作義的政治動向，國民黨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和作戰計劃，傅和蔣的關係，等等。在與王玉接頭後，閻又文將王玉以《平明日報》記者的身份安排住進了北平飯店。
而此時的閻又文除了仍是傅作義的祕書之外，其軍銜已升至少將，同時兼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政工處副處長、新聞處處長和新聞發言人等。至於王玉和閻又文的具體聯繫，是每週六閻又文在北海漪瀾堂主持中外記者招待會時，王玉持記者證參加，而有關的絕密情報遂通過這一公開的場合被祕密傳送出去。
1948年，閻又文和妻子在北平合影。
1948年10月，遼瀋戰役大局已定，當時中共中央的戰略構想是先奪取歸綏，攻克太原，解放綏遠和山西全境，然後集中華北野戰軍和經過休整的東北野戰軍主力，一舉解決華北的傅作義集團。關鍵時刻，李克農再派王玉潛入北平，並限他兩個星期拿到傅作義的作戰計劃，最遲也不能超過三個星期。然而，僅僅一個多星期之後，王玉就回來了，他從閻又文那裡帶回了傅作義的詳細作戰計劃。這份情報牽一髮而動全身，對華北乃至全國戰局都起到了重要影響。隨即，根據閻錫山死守太原、傅作義部隊高度機動等情況，毛澤東指示東北野戰軍迅速入關，並指示華北野戰軍撤圍歸綏、緩攻太原，以此迷惑和穩住傅作義。同時，對在淮海戰場上已經被包圍的杜聿明集團也暫緩攻擊。“如果沒有此後的這些戰略調整，那麼傅作義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棄平津退至南方，那將對全國解放進程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
1949年1月，根據傅作義對戰和仍不明朗的態度，解放軍一舉攻克天津，切斷了傅作義海上逃跑的路線。10日，閻又文又接到王玉發來的指示：迅速瞭解傅作義的動向。閻認為傅作義的動向可能是：一、南逃會蔣，在長江一線駐軍；二、往西線而去，投靠西北馬家軍；三、固守北平，與林彪部隊決戰於此。不過，傅猶疑不決，決心難下。此時，閻又文力勸傅，其部非蔣嫡系，投靠蔣絕非上策；如與西北馬家軍會合，如今北平已被共軍百萬大軍所包圍，此路顯然不通；與林彪決戰，則分明是絕路，況且北平這座文化古城將遭到毀滅性破壞，敵我雙方都將成為千古罪人。那麼，不妨尋找第四條出路，與城外的共產黨談判，尋找轉機。傅作義對此仍猶疑不定。在此間隙，根據上級指示，閻又文配合各路人馬，如鄧寶珊、傅冬菊、劉厚同、何思源、杜任之等，對傅作義展開攻心戰，終於使傅作義決定派代表與中共和談。
隨即，閻又文代表傅作義參與雙方的和談。1948年12月25日，在傅作義戰與和尚不明朗的時候，新華社公開宣佈了一份以蔣介石為首的43名國民黨頭等戰犯的名單，其中有傅作義的名字。對此，傅作義心裡十分在意。此時，閻又文對傅作義進行了許多勸導工作。他說這是“周瑜打黃蓋”，即“蔣介石對你不率部南撤肯定會生疑，而華北丟了再去南方，蔣不會饒過你。共產黨正在和我們和談，這時把你和蔣綁在一起，應該是為了解除蔣的懷疑”。果然，中共密使很快轉來了一封毛澤東親擬的電報，電報告訴傅作義：“我們這樣一宣佈，你在蔣和蔣的部隊面前地位加強了。你可表示堅決打下去、別無出路，暗裡和我們談好，和平解放北平。”
於是解開了傅作義的心結，雙方的祕密和談重新開始。閻又文受命作為談判代表，對談判過程進行了詳細記錄。回到北平後，他把與葉劍英的談話記錄交給傅，傅看後沉思良久，說：“看起來，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這條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閻又文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的身份，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行了最後一場中外記者招待會。他代表傅作義宣讀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以及傅作義的文告。此後的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傅作義偕鄧寶珊、閻又文赴西柏坡拜會毛澤東。在那裡，閻又文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級領導羅青長，並正式恢復了自己的組織關係。不過，當時他的真實身份仍未公開，仍繼續協助完成傅作義部隊的改編和綏遠和平起義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閻又文隨傅作義部隊接受改編。此後，他由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點名，調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再後，又任水利部農田水利局副局長。不過，按照組織的安排，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仍然沒有公開。
1961年，閻又文奉命調至農業部，曾任糧油生產局局長。其時正值全國饑荒，主管糧食生產的閻又文，其壓力可想而知。由於他常年在全國各地奔波，終積勞成疾，於1962年9月25日逝世。
——摘選自《黨史博覽》2013年第11期
作者：散木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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