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兩國的關係也是忽近忽遠，但是在這段忽近忽遠的交涉中，卻成就了一番“私人感情”。
不管時局如何動盪，兩國之間的交鋒，首先體現在外交方面。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實力一般的小國派出了一個能言善辯之人，多少可以讓自己的國家損失降到最低，因此，在外交方面人才的選擇才是關鍵因素。那麼，今天筆者要重點介紹的則是兩位改變自己國家命運的“外交官”：李鴻章與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向來輕視中國，覺得這樣一個大國卻在腐敗的統治者手中日益墮落，這也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在他的輕視範圍內卻排除了李鴻章大人，他認為，李鴻章的才華無人能及。
事實上，剛剛走上官道的李鴻章也是“新人”一個，不懂圓滑事故，也不知左右逢源。有時候因為說錯話，得罪了不是少人。要不是因為自身有點本事，怕是早就被其他黨派的人擠兌掉了。
李鴻章原本是地方的一名二等官員。清末，反抗四起，整個國家處於一種危難四起的狀態。此時，好運降到了李鴻章身上，時機湊巧，李大人被派去鎮壓起義軍，後來打了勝戰到了京城，皇帝親自迎接，這才迎來了李鴻章人生的巔峰時刻，曾國藩亦是如此。
後來，侵略軍到達中國。慈禧為了安撫外國軍的情緒，不想惹是非、不想打戰，便派了李鴻章前去談判。李鴻章哪知道什麼國際禮節啊，不過是在即將談判之前學了九年一毛而已，到了談判地點，看見面包牛奶，不知什麼物種，出盡了洋相。然而，這些所謂的“洋相”與“無知”都得益於清朝統治者洋洋得意的政策：閉關鎖國。
李鴻章在訪問俄國的時候，俄國的財政大臣這樣評價他：“或許在中國，他是眾人仰望的、尊敬的“文明人”，然而在我們眼裡，他不過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書呆子。”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令人憤怒的，俄國人怎會了解中國的文化，怎會知道中國的四書五經，不過是拿著所謂的國際禮儀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甚至有俄國人說，中國與東洋人差遠了。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的李鴻章，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與日本簽訂條約的那天，中方出面的是李鴻章，而日方則是伊藤博文。看著紙上寫著賠款幾千兩白銀，李鴻章心痛不已，為國家心痛也為百姓難過。於是，他低聲下氣的懇求對方能否減少賠款額，甚至為了減少賠款李鴻章對伊藤博文說：“君若減少賠款，吾等願意做汝之養子，為其養老送終。”一把年紀的李鴻章為了讓朝廷減少負擔，已經顧不上顏面了。
看到這樣低聲下氣的李鴻章，曾經十分欣賞他的伊藤博文也是錯愕不已。他回覆道：“想當年李大人您是何等的威嚴霸氣，如今為了一些銀兩就放下了身段，真是命運不濟啊。當年對抗朝鮮那一戰，也是您李大人最先發起的。談不攏條約就開打，如今呢？”
聽了這話的李鴻章也只是低下頭，不再說什麼。
伊藤博文繼續補充道：“我曾預言，如果中國不進行內政改革，十年，只需要十年的時間，我國必將超過大清朝。李大人，您說我們做到了嗎？”
李鴻章搖了搖頭，嘆氣道：“並不是我不想啊，中國的制度遠比你你想的複雜多了。國家大、人口多，想要每個人都只做一件事，而且是傷及利益之事，這太困難了。”李鴻章說的也在理，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想要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說革命，實在是比登天還難。伊藤博文握著李鴻章的手說：“的確。假使我生在中國，或許還不會有李大人這番成就。”
最後，伊藤博文甚至視李鴻章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二人之所以心心相惜，是因為二人命運相當。伊藤博文曾經四次組閣，任期長達七年，任內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使日本登上了東亞頭號強國的地位。官至從一位、大勳位、公爵。
不過從本質上上說，他在日本統治集團裡還算是文治派。他的不朽功業是建立了一種有生命力的立憲制度，他使日本人能夠有秩序的進行政治和平演變，在此種變化中，民眾得到日益擴大的參政機會。
伊藤博文的改革也是充滿了阻隔，幕府軍的猖狂是改革中最大的阻礙，改革派也是在伊藤博文的帶領下一再堅持，其中受了多少苦多少委屈無人而知。好在日本封建思想並不是根深蒂固、國家不大，革命起來也比中國順暢的多，這才有了維新之後的再次崛起。
所以，在伊藤博文的眼裡，就算整個中國墮落了、瓦解了，李鴻章也是他心中值得學習尊敬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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