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借用《論語》中"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這句話給他的女兒們取名為李敏、李訥，希望她們成為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的人。
李敏對於自己姓李父親姓毛有點不理解，毛澤東給她解釋說，他也曾經姓過李，還給她細細講了姓李的來由：那是1947年的3月，蔣介石下令胡宗南調集20萬軍隊對延安發動進攻，企圖達到消滅中共中央和西北紅軍的目的。考慮到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懸殊，中央決定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動放棄延安，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毛澤東當時對大家說：暫時放棄延安，是意味著將來解放延安、南京、北京、上海，進而解放全中國，離開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時候，毛澤東化名李得勝指揮作戰，李得勝是離得勝的諧音。後來，這個預言實現了，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轉戰陝北，在運動中尋機殲滅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胡宗南損兵折將，最後不得不撤出了延安。故後來,他的兩個女兒都取名李訥,李敏。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出時的工作餐吃啥
毛澤東的“四菜一湯”
談起毛澤東的日常餐飲，有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詞——“四菜一湯”。最典型的表述來自1968—1976年擔任毛澤東家生活管理員的吳連登。
毛澤東
他說：“毛澤東主席餐桌上，我們經常見到是四菜一湯，山珍海味、海蔘魚翅都沒有，這四菜一湯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飯——雞、魚、肉、蛋。”
1965年5月22日下午，毛澤東回到闊別38年的井岡山茨坪，下榻於茨坪賓館(今井岡山賓館)115號房間。考慮到毛澤東長途跋涉很辛苦，也為了表達井岡山人民的一片心意，這天晚餐，賓館管理員在桌上擺上了茅臺酒、香菸、蘋果以及豐盛的菜餚。
陪同考察的汪東興熟知毛澤東個性，他發現後立即找來管理員說：“不是說好了嗎?首長每餐四菜一湯，每天是貳元伍角錢的伙食標準，你們趕快將煙、酒、水果都收起來。”就這樣，井岡山人想破例的第一餐也是按伙食標準四菜一湯安排的，而且是小碟盛菜、小碗裝湯。
離開茨坪前，毛澤東的生活管理員吳連登帶著錢和糧票到賓館財務室，找會計結算伙食賬。當時擔任會計的雷良釗說什麼也不肯收下錢和糧票。他動情地說：“收下這錢和糧票，叫我怎能對得起毛主席，對得起井岡山的群眾啊!”
毛澤東與兒女合影
吳連登耐心地向他解釋緣由：“你的這些話有道理，可你不知道，主席和我們工作人員外出也都是有嚴格規定的，我必須遵守。今天這錢和糧票沒交清，我都不能離開井岡山，這可是紀律呀!”
聽了吳連登的這番話，雷良釗只好拿出發票，可是，開慣了發票的他，這次竟不知如何提筆填寫。吳連登提醒說：“交款人就寫首長吧。”雷良釗十分感動，他認認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欄中寫下“首長”二字。
周恩來：用棒子麵窩頭和熬白蘿蔔條當午餐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來和鄧穎超回到南開視察。參觀到下午一點多，那時候，“大躍進”的浪潮雖然還未退去，經濟困難的陰影已經顯現出來。
大家的生活都很艱苦。再加上當時午飯早已經開過了，只剩下棒子麵窩頭和熬白蘿蔔條——拿什麼來招待周總理呢?周恩來微笑著走進廚房，親切問候炊事員們。
周恩來吃工作餐
他看到籠屜上還有午餐剩下的棒子麵窩窩頭，問過價錢後說：“挺便宜，我買兩個。來一盤熬蘿蔔，再加兩分錢鹹菜。”並招呼隨行的省、市領導同志和新聞記者：“就在這兒吃飯吧。吃飽了好去參觀，你們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餓了，坐下來一起吃，我請客。”
吃完了飯，周恩來叮囑隨行祕書務必把這一餐飯所需的糧票和錢，如數交給食堂。
鄧小平：“工作餐，我看西紅柿炒雞蛋就很不錯了”
1975年重新“出山”不久，鄧小平便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強調：像我們這樣的人，到下面去調查研究，不要給地方幹部增加負擔，不要搞什麼招待，生活方面特別是在吃的問題上，工作餐，我看西紅柿炒雞蛋就很不錯了。
1958年11月初，鄧小平在貴州視察工作，一行人到達綦江縣城，到交通路的國營食堂吃晚飯。為不影響食堂正常工作，鄧小平要食堂照常營業。
鄧小平
鄧小平一行的晚餐十分簡樸，主菜是活水豆花和綦江地方小吃——粉蒸羊肉(又稱羊肉籠籠)。
鄧小平
幾位領導吃得很高興，對粉蒸羊肉讚不絕口;但回鍋肉做得卻有些不正宗，鄧小平笑對隨行人員說：“北方人搞的回鍋肉，既不是北方味，也不是正宗的川味，很特別啊。”聽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澤東與江青曾經因一碗紅燒肉引發矛盾
1949年中共中央進入中南海，江青當時到蘇聯治病，回來後也到了毛澤東居住的菊香書屋。回到中南海後，江青在菊香書屋院內另外擇屋居住。她看不上那裡的生活條件，以治病為名，經常外出到全國各地住賓館，還幾次以治病為名到莫斯科長住。就是回到家，她看不上毛澤東的飲食習慣，認為是“土包子”。
在中南海內，毛澤東還保持著戰爭年代的樸素作風，江青卻是更加追求吃喝享受，一不滿意便訓斥身邊的工作人員沒有盡職。有一次毛澤東連續工作幾十小時，徐濤提醒說：“主席，你已經兩三天沒吃一頓正經飯了。”
毛澤東與江青（資料圖）
“是嗎？”毛澤東喝著茶，眨一眨眼。“嗯，有些餓的感覺了。好吧，我吃一頓飯吧。”當時衛士長李銀橋向毛澤東進言：“徐醫生早定好了食譜，就是沒機會做……”“我不要他的食譜，你給我搞一碗紅燒肉來吧。”
“可是……”李銀橋有些為難，因為徐濤定的食譜裡，是不要膽固醇太高的肥肉。然而毛澤東將大手由裡向外一拂，便低頭抓筆說：“弄好了叫我。”
李銀橋知道毛澤東交待的事不能不辦，便悄悄退下準備去伙房作交代。恰好江青從她房間裡出來，手裡拿著一本書在院子裡踱步，順便就問：“主席要吃飯了嗎？”
江青
李銀橋點頭說：“想吃了，他要紅燒肉。”江青當時便不高興了，馬上說：“不要弄，吃什麼東西不比紅燒肉好？又不是沒有。弄些雞肉或者魚都是可以的麼，都比那個紅燒肉強麼。”
江青
當聽說“小張說他給主席煮過一茶缸掛麵”後，江青更是氣惱地說：“你們就是不辦事！看我什麼時候把你們那個電爐子和茶缸扔到外邊去！”接著，她要求：“你去廚房，要他們照醫生定的食譜做。徐醫生說了，他定一個禮拜的食譜你們連三次都不能保證。”
“主席說不要麼，他點名要紅燒肉。”
“不要羅嗦了，紅燒肉不要弄。什麼好東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農民習氣。”由於衛士組歸江青管，李銀橋只能照她說的辦。隨後開了飯，毛澤東邊看一張報紙邊在椅子上坐下。江青從桌子對面夾起一塊魚放到毛澤東碗裡，可是毛澤東忽然將報紙拿開些，伸頭掃視桌面：“紅燒肉呢？”李銀橋當時無法做聲，希望江青能出來說明，可江青卻不做聲。“為什麼沒搞？”毛澤東生氣了，聲音很大：“交代了的事情為什麼不辦？”
李銀橋垂下頭，無言以對。江青開始是沉默，接著便跑了。而毛澤東卻發脾氣說：“我只要求一碗紅燒肉，過分了嗎？”見自己受了委屈，江青又不承擔責任，李銀橋便哭了起來。毛澤東隨後追問了事情的經過，得知江青的話後，便沉下臉，用慍怒的聲音斷然說：“不錯。說對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的生活習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開。今後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這樣定了。”
主席一家三口
毛澤東說話一向算數，不容更改，除非他自己改變。從那次以後，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吃飯。即使在一個飯桌上。也是各吃各的飯。毛澤東從來不動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時時嘗幾片毛澤東的菜。剛進城之後，為了照顧江青的政治地位，中共中央給了她一箇中宣部處長的職務，其實她也不去上班。1955年中央給她一個毛澤東祕書的名義（相當於副部級），也是為了便於照顧主席的生活。
江青得到了這麼一個“祕書”銜，馬上便神氣了許多，對身邊的人架子大了，對治病和照顧也更挑剔。江青還去看望林彪，請林彪介紹養病經驗。林彪說了三不：不見陽光，不聽噪音，不吹涼風。簾子要黑的，空氣要溫的，地毯要鋪滿。
此後，江青住在哪裡都要求將地毯鋪滿，以保證室內安靜。非但如此，她在外地的一些作威作福行為，在解放後的歷史上也是駭人聽聞的。
照片：毛澤東、江青和女兒李訥在延安
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廣州時，由於怕聲響，要求負責打掃的園工不能用掃帚掃落葉，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撿拾起來。她對周圍的工作人員動輒斥罵，對老專家大夫頤指氣使。這段時間裡，江青聲稱自己不能聽到飛機的聲音，為此竟要廣東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飛機掠過。
江青
結果她住廣州的最後一個多月，城北的白雲機場關閉，民航的客機不得不在軍用機場起落。幸虧當年國內民航機航班還很少，對外未造成多大的影響，不過江青凌駕於地方政府和人民之上的心態這時卻顯露無遺。
江青回到中南海，雖處於毛澤東的眼光下，周圍的衛士也瞭解她的為人且不懼怕，因此還不敢提太過分要求，卻也是越來越難侍候，脾氣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壞。當時她雖然還不敢動手打人，對不滿意的衛士卻要罰站。有的醫生解釋說這是更年期，怕風、怕聲音、愛急躁、愛發作。當時衛士們便紛紛私下議論：“她現在身份不一樣了，是大祕書了，副部長級。”
江青
“官越大病越難治唄。”每逢江青回到菊香書屋，都會出現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吵架的事，不是為了打撲克，或是有什麼聲音干擾了她。江青吵遍了周圍的人，所以毛澤東跟每個衛士都說過這句話：“給我一個面子，不要跟她計較了。”
江青
對江青的種種無理取鬧，毛澤東也感覺厭煩，據李銀橋回憶，他曾這樣抱怨過：“掃興！江青到哪裡哪裡就掃興，我就不想見她。”
“隨後，毛澤東明顯地開始躲避江青。毛澤東到外地，不論住在哪個省市，只要聽說江青就要到了，馬上就走。
他不願見到江青。記得1959年在廣州，聽說江青要來，馬上吩咐我們出發。說：‘她這個人來了就掃興，我們還是走為上。’”
江青
江青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
1934年9月，她在上海曹家渡被捕入獄，同年12月被釋放。
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慾方面失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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