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成為中共領導武裝鬥爭的開端
1928年7月，曾為南昌起義軍參謀團參謀長的劉伯承在向中共六大所做的《南昌起義暴動總結》中談到，造成起義軍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 “未能暴動於工農有力軍事要點之兩湖，而暴動於工農不甚覺悟，形勢不好，軍實無源之江西”。對於兩湖與江西的優劣勢，劉伯承語言雖精練但理由充分。看到這裡，很多人不禁會產生一個疑問！當年，究竟是基於何種因素考慮使得並沒有多少軍事鬥爭經驗的中共領導人決定在江西這個基礎並不好的地方進行武裝暴動呢？
接下來，本人將嘗試著從軍事地理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夾縫中生存：寧漢對立時期的江西
武漢國民政府舊址
至1926年底，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行，革命勢力已經從珠江流域推進至長江流域。為了為適應形勢的需求，廣州國民政府於12月5日遷至武漢。不過，此舉引起了日益反共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之不滿。為擺脫國民政府的控制，他藉口指揮戰爭的需要將總司令部設在南昌。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糾合吳敬恆、蔡元培等人在南京另外搞了一個國民政府。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公然對共產黨人舉起屠刀而武漢國民政府仍堅持孫中山所指定的聯共政策，雙方彼此視對方為“叛逆”，口誅筆伐的同時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軍隊調遣。
時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
寧漢之間的水火不容令夾在其間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處境尷尬。滇軍出身的朱培德一度思想左傾，“中山艦事件”後，他曾利用第三軍軍長職權將迫害本軍共產黨的教育長熊式輝撤職，並慰問本軍全體受害政工幹部。為此，朱培德一度遭到了蔣介石的忌恨。寧漢分裂之後，朱培德雖站在武漢一邊並“歷數蔣介石偏私狹隘種種”，但他還是試圖調解寧漢矛盾。而蔣介石則趁機對其加以拉攏。在這種背景之下，朱培德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宣稱要“打倒劣紳，保護正紳”。5月下旬，朱培德下令軍隊進駐中共控制下的《三民日報》、省總工會和農協，並“禮送”共產黨員處境。作為回報，南京國民政府於7月6日特任朱培德為軍事委員會委員。
時任南昌市公安局長的朱德是朱培德在雲南講武堂的同學
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正式宣佈與中國共產黨決裂。為了擺脫接踵而來的政治與財政危機，汪精衛決定“東征討蔣”。17日，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組成東征軍，以唐生智為總司令，程潛、張發奎部沿長江右岸，唐生智、何鍵部沿長江左岸，夾江而下，東征討蔣。為避免殃及江西，朱培德在九江、湖口等地調集重兵進行防範，致使南昌兵力空虛。不久，他又讓第三軍軍長王均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隊，南昌的軍政要務統由其老同學朱德處理，自己向蔣介石請假上廬山“療養”（實為避禍）。
朱培德沒有想到，正是自己的這一系列舉措在客觀上為中共發動南昌起義提供了條件。
第二方面軍與南昌城頭第一槍
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是汪精衛的追隨者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原國民革命軍序列中以黃埔生為骨幹的第一軍、桂系主力第七軍被蔣介石拉了過去，但武漢國民政府旗下的軍事力量也不弱，其中以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最為搶眼。
擁有眾多共產黨員的第四軍在北伐戰爭中戰功卓著
這支部隊源自建國粵軍。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將其旗下的各系軍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以粵軍中戰鬥力最強的第一師為基礎，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北伐戰爭爆發後，第四軍所向披靡，連續取得汀泗橋、賀勝橋、武昌、上蔡等戰鬥的勝利，為自己贏得了 “鐵軍”的榮譽。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以第四軍為基礎組建第二方面軍，所轄部隊除了第四軍之外，還有以第四軍十一師為基礎擴編而成的第十一軍和賀龍的第二十軍。拋開“驍勇善戰”不說，這個第二方面軍留給人印象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左傾”了。不僅基層官兵中有為數眾多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葉挺、葉劍英、張雲逸、周士第等中共黨員還出任了部隊中軍師級高級職務，就連那個指揮官張發奎也一直以“左派軍人”自詡。
第二方面軍的這一特點使得其在武漢國民政府宣佈“分共”之際，在國共雙方都有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面對國民黨人的大肆屠殺，第二方面軍的態度很微妙
按照武漢國民政府的原有計劃，第二方面軍於6月從河南前線調回準備參加“東征討蔣”之役。就在部隊集結期間，“七一五事件”發生。面對國民黨人的一再叛賣與血腥屠殺，第二方面軍官兵義憤填膺。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則公開表示，保護中共黨員和左派人士。而張發奎則出於對部隊“發生兵變”的擔心，遲遲沒有執行汪精衛所的“清共”命令。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共中央決定把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武裝力量拉到南昌去，在那裡舉行武裝暴動。1927年8月1日，一群不甘屈服的共產黨人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南下廣東還是進軍湖南？
二十軍軍長賀龍建議起義軍向湖南進軍
南昌暴動之後，圍繞起義部隊下一步的行動方向，領導層發生了意見分歧。大多數人主張，撤出南昌後沿撫河南下，經瑞金、尋鄔進入廣東，先攻佔東江地區，爭取外援，爾後再攻取廣州；而二十軍軍長賀龍則提出另一種方案，到湖南去。由於南下方案為中共中央在暴動前即已作出的，又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所以賀龍的建議沒有被接受。8月3日開，起義軍撤離南昌，向廣東前進。南下過程中，起義軍雖然曾在會昌地區連續擊敗國民黨軍錢大鈞、黃紹竑部的堵擊，但在進抵潮汕地區後遭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大部潰散。起義軍餘部約800人在朱德的率領下轉戰閩粵贛湘邊。湘南起義之後，這支部隊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會昌戰役中，起義軍打垮了國民黨軍的堵截
事後來看，那個最終被採納的“廣東方案”確實有著不小的執行難度。其一、儘管廣東曾是大革命的發源地，但此時這裡的革命力量已經在李濟深等人所發動的 “四一五事變”中遭到極大摧殘，短時間內難以恢復。其二、廣東固然海港眾多，便於革命軍取得外援，但這裡也是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經營多年的基地，這些列強絕不可能坐視一支打著“反帝旗號”的軍隊在眼皮底下坐大。第三，從軍事力量對比來看，起義軍確實沒有一舉奪下廣東的實力。本來，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雖有2萬多人，但由於政治工作不到位，以致大多數官兵並不瞭解南下的目的和意義。在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不利形勢下，部隊冒著酷暑行軍千里，逃亡現象與日俱增，甚至還有師級單位成建制叛離。這樣，起義部隊抵達會昌時，只剩下了1.3萬多人。這個實力，根本無法保證革命軍在打垮李濟深所指揮的廣東國民黨軍之後再回頭迎戰尾隨而來的張發奎部。
如果南昌起義軍進軍湖南，將大大減小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難度
再來看看賀龍的“湖南方案”：固然，湖南軍閥在“馬日事變”中燒殺過甚，但仍有相當一部分革命力量得以轉入農村潛伏下來；相對於經營近百年的廣東，列強在湖南的勢力要弱得多；從軍事上來講，由於北伐戰爭和“東征討蔣，湖南的國民黨軍實力大減。又因為從南昌向西進入湖南的路途很近，這就避免了部隊因酷暑行軍而造成的不必要減員。試想，當一支實力超過2萬人的革命軍隊開到湖南之後，與當地的工農力量相結合，發動即將進行的秋收起義，則中國歷史的這一頁很可能會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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