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文匯讀書週報，作者：林家品。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力圖扭轉形勢的蔡和森“力據兩湖，舉行暴動”案雖被通過，又未實行，數計未成，又獻一計。他連續七次寫信給中央常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議由毛澤東擔任湖南省省委書記，更覺得毛澤東應該進中央政治局。
蔡和森
蔡和森寫信請政治局開會的當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中國問題，決定魯易立即返回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去武漢接替鮑羅廷、魯易和維經斯基的工作。蔡和森的病癒發厲害，每天下午發燒、咳嗽、胸痛、吐血。中央常委不能不令他休息。在他去休息之際，中央常委會議接受了他改組湖南省委的主張，決定組織新的湖南省委，以毛澤東為書記。訓令：中共犯有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著令改組中共中央……解除鮑羅廷的職位並調回國……
鮑羅廷看著共產國際的訓令，陷入了沉思。立即向中共中央傳達執行國際訓令嗎？他認為不行。羅明納茲同志還沒到，如果立即傳達，在宣佈自己已被解除職位的情況下改組中共中央，“群龍無首”，豈不會亂成一團？他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又將國際訓令看了又看，終於下了決心，暫不傳達，先看幾天形勢再說。他知道自己這是要冒風險的，但為了中國革命，該冒的風險還是要冒。他最後看了看國際訓令落款的日期，算著羅明納茲趕到的時間，將國際訓令收進了口袋。
在羅明納茲未到之前，鮑羅廷不能停止自己的工作。他在自己的住宅召開了會議。
鮑羅廷說：“現在國際方面有一種空氣，認為我們中國黨有改良主義，其實這個改良主義並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魯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國現狀在客觀上是很有利於我們的，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例如蔣介石吧，他一直到現在並未真正取得群眾的領導權，他不過是僥倖成功，機械地用炮火把我們的勢力打落下去，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那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斯大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也夫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只教我們幫助中國的資產階級，武裝中國的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以實行。……”
陳獨秀說：“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斯大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
“鮑羅廷同志，你的說法不對！”參加會議的“駝背毛子”立即說，“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方針前後是一致的。從前季諾維也夫的政策是經過俄國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諾維也夫個人決定的。”
這個“駝背毛子”也是國際同志，但他的姓名連蔡和森都不知道。因他背駝，所以中國同志就用中國話稱他“駝背毛子”。
“駝背毛子”是不久前由瞿秋白陪同而來的。“駝背毛子”一來，就參加了陳獨秀怒撕C．Y．決議的那次會議。那次會議本是要重點討論張國燾提議的“整軍經武”，注意軍事工作，但陳獨秀一發雷霆，沒怎麼討論張國燾的提議了。“駝背毛子”在那次會議上就說：“凡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中央的指導權！”
“駝背毛子”一說季諾維也夫的政策是經過俄國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諾維也夫個人決定的。鮑羅廷就說他是幫季諾維也夫說話，是幫助反對派（蘇聯的所謂反斯大林派）。
“駝背毛子”氣得話語都結巴起來，說鮑羅廷是胡扯，是汙衊……
鮑羅廷老鮑不生氣，因為他已經把中國機會主義的責任都歸於第三國際，把一切錯誤都歸移於季諾維也夫，而他似乎是站在斯大林的立場說話。
老鮑將國際訓令收進口袋，繼續堅持工作，可就把中共害苦了。
魯易走了，他是最高代表，“駝背毛子”等又被他列入反對派……陳獨秀不聽他的還聽誰的？
老鮑看起了陳獨秀準備的《國共兩黨關係決議》：
鮑羅廷看著《決議》中的一些具體“退卻”：“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須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他又想了很久。“就這樣吧。先穩定兩黨的關係再說。”
然而，穩定兩黨的關係也好，“聯唐反蔣”也好，汪精衛與蔣介石要聯手的跡象卻越來越明顯，就連一直要以汪為中心的鮑羅廷也知道，這回恐怕是再如何“退卻”，再如何想辦法“穩定”也不行了。
鮑羅廷不能再將共產國際訓令“捂”在自己手裡了。他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訓令，宣佈：
“由於形勢非常緊迫，主要負責同志必須離開。陳獨秀、譚平山同志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去海參崴辦黨校。中央政治局縮小為五人，由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張太雷五同志組成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代行政治局職權。”
這是7月8日。然而，共產國際訓令中是否會有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這麼具體的“調令”呢？大有疑問。被“調”之人也全都是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老鮑這是敷衍國際的。以說明他貫徹執行了訓令。
四天後，宣佈停止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領導工作。
又一日，陳獨秀被免職。共產國際指定由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李維漢、張太雷等七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
陳獨秀被宣佈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後，沒有去莫斯科。別說他不會去，就是想去也去不了，但自此即不視事，當“甩手”派了。後來便是搞他自己主張的那一套去了。
次年中共六大決定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指定陳獨秀須出席大會。陳獨秀拒絕出席。
蔡和森與瞿秋白也沒有去海參崴。
住在醫院裡的蔡和森被醫生警告不得下床走動，得止血止咳輸液輸氧並靜養。身子不能隨意動彈，他的腦袋可就有時間想問題、思索問題了。他想起自己因病住在武昌毛澤東家休養的那幾天，由湖南逃來的同志、農民紛紛找毛澤東傾訴，把毛澤東當成知心朋友和能挽救湖南的希望。他也和湖南來的人不斷談話，湖南老鄉甚至說出了“不是許克祥殺他們，而是上面的政策和執行人讓他們被殺”的話……由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議由毛澤東擔任湖南省委書記。此時，他就更覺得毛澤東應該進中央政治局。他想到“五大”後黨內的機會主義錯誤，想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指責，他覺得中央的錯誤他也有責任。他作為原政治局常委、委員，他沒能頂住右傾錯誤。儘管共產國際又指定他為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他覺得自己應該退出政治局，讓新的同志進來，以便領導新的工作。他認為應該重新號召土地革命，準備軍事暴動……他想了很多很多，唯獨沒去想自己的榮辱得失。
從漢口醫院出院的蔡和森隨即連續七次寫信給中央常委，幾乎一天一封，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和主張。
他提議中央開一正式全體會議決定新方針；提議武漢三鎮舉行一次大示威運動，反抗“分共”之國民黨宣言；提議重新號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號召以此為中心；因為國民黨中央在17日發表了一個減租令，所以必須揭破國民黨減租的假面具；他認為我們現在的失敗不是俄國的“一九零五”，認為唐生智、汪精衛政權並未穩定，工農勢力並未冷火，因此主張中央仍應留在兩湖奮鬥，反對遷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義；他反對類似‘散夥政策’，並自請留在兩湖工作；他主張在張發奎軍中準備獨立動作，並公開作反汪派之鼓動；擇江西南昌為暴動點，發動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秋收暴動，並堅決要求返湘參加秋收暴動。然而，他沒想到的是，這連續的七封信，竟引起了臨時政治局常委和原政治局常委的“誤會”。說他是“每日一封唱高調”。
這“每日一封唱高調”的“誤會”，又與他緊接著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羅明納茲帶來的共產國際指示、發表對改組中央領導意見、主張新中央人選“捆綁”在一起。這一“捆綁”，那“誤會”就愈發大了。這些，蔡和森當時不可能知道。
當蔡和森住院想著重新號召土地革命、在張發奎軍中準備“獨立動作”的時候，和李立三去九江的瞿秋白也在考慮著南昌暴動及今後的方向問題。
瞿秋白當然也是不會去海參崴的。去海參崴辦黨校，那意味著什麼，等於是從“火線退逃”。他得堅守在“火線”。果不其然，很快他又和蔡和森一道被共產國際指定進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臨時常委決定準備召開緊急的中央全會，確定黨的新的總方針會議上，他被指定同共產國際代表負責緊急全會的籌備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八七會議”撤銷了陳獨秀在黨內的職位，成立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救出中國共產黨於機會主義的破產之中”的重要意義自不必說。然蔡和森的發言，也“引爆”了“誤會”。
會議由李維漢主持。上午由羅明納茲作長篇報告，瞿秋白任翻譯。下午討論羅明納茲的報告，然後由瞿秋白代表常委會作報告。再討論有關文件。最後進行改選。
這一天時間，蔡和森發了四次言。
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蔡和森說：
“我完全同意國際代表的報告及國際決議。過去一切錯誤都沒有五次大會後的錯誤那樣厲害。直到現在，此錯誤我們實不能寬恕。現在已經很顯然，那就是機會主義。我們現在不能仍然說共產國際也有錯誤，這個錯誤應由政治局負擔，不然便是文飾自己的錯誤。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我應負此次錯誤的責任。”
他指出了“五大”後的主要錯誤後，說：“這當然不是國際的錯誤。我們應承認過去的錯誤。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改正過去的錯誤。自國際訓令一來，黨的上層有一個恐慌，以為這樣舊的指導人必完全去掉，必有組織上的恐慌。這並不是群眾的憂慮而是上層的憂慮，我以為這是不足恐慌的。因為要改變黨的指導必換新的領導人不可！”
蔡和森的這個發言，得到羅明納茲的肯定。
蔡和森說：“在8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我就提出對於中央領導成員是完全更換還是部分改組？那次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應該改組，新的常委應當加入工人分子，應實行集體領導。所以我不主張舊指導人多留於改組之中央，以保障新方針之執行，使黨內外群眾耳目一新。現在國際提出的名單中，王荷波、向忠發、顧順章等工人同志都未列在其中，許久以來代表湖南農民革命之激烈傾向的毛澤東、彭公達也未在列，而我卻依然在其中。因此，我主張進入新中央的舊指導人只留瞿秋白。毛澤東進政治局，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彭公達應進入正式名單。張太雷不留祕書廳，李維漢留中央組織部或祕書廳，不兼常委。我要求，不要把我加入名單。”
毛澤東、彭公達都是湖南人。特別是毛澤東，他蔡和森從6月份開始就不停地要毛澤東任湖南省委書記，現在又要他進政治局，這不是“想組織湖南左派”嗎？
蔡和森太不會去注意“和諧”人的關係了。共產黨人是人，領導者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弱點，你提出把原來的領導都要換掉，只留瞿秋白一人，那些老常委、新的臨時局常委，人家都會像你那樣願意自動不列進去嗎？對你能不有看法嗎？他沒有想到會引起“誤會”，更不會去想“誤會”的後果。他此時一門心思考慮的就是如何保障新方針之執行；在如此危急關頭，只有斬釘截鐵地宣佈與執行國際新方針才能挽救局勢。而他提出的向忠發、顧順章這兩位工人同志，後來不但都成為大叛徒，向忠發還是專門向共產國際告他的狀、詆譭他最厲害，並將他開除出政治局（“六大”繼續當選的政治局委員）的主要人物之一；顧順章則是直接使他被逮捕、犧牲之人。當然，這人的變化、成為叛徒與他此時的提名毫無關係。且都是後話。
於是，他以前曾和共產國際代表針鋒相對的爭執，此時新國際代表來了後，“五大”後的主要錯誤就“當然不是國際的錯誤”、“我們現在不能仍然說共產國際也有錯誤。這個錯誤應由政治局負擔”……這些獨自急進地主張承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改組中央、接受國際訓令的話，引起“誤會”也就難免了。再聯想到他連續的七封信，“誤會”“捆綁”到一起就是“投國際的機”，“想組織左派”，“國際訓令來後稱好漢”，“擺脫過去共同參加的錯誤說漂亮話”，“每日一封唱高調”了。
會議最後的議程：正式投票選舉中共政治局委員。
首先由羅明納茲提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各七人的建議名單，張國燾在政治局委員建議名單中，蔡和森在政治局候補委員建議名單中，經投票表決，張國燾、蔡和森均落選。向忠發、顧順章進入政治局；毛澤東、彭公達被選為候補委員。周恩來也成為候補委員。
“為什麼要取消張國燾、蔡和森等同志的政治局委員職務？”
“回答！回答！”“瞿秋白同志必須立即回答！”在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召集湖北幹部，傳達“八七會議”的決議時，不少同志厲聲責問。
瞿秋白只得說明，陳獨秀、譚平山是“八七會議”文件中公開指出來的機會主義者，應受到嚴重的處罰；張國燾曾表示反對共產國際，袒護過去的機會主義；李立三對湖北總工會的領導錯誤應負責；周恩來對解散工人糾察隊負責；中共的許多宣傳文件，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蔡和森因此受到處分。
“八七會議”的第二天晚上，蔡和森以“派赴長沙蔘加省委工作為省委委員”，動身回湖南組織秋收暴動。他與彭公達一起上了船。看著夜色中的長江，蔡和森想到當年自己為赴法勤工儉學，為新民學會“打頭陣”，從長沙入湘江、進洞庭湖，在暴雨中寫下“大陸龍蛇起，乾坤一少年”之詩……現在，七年過去，他終於又正式回到湖南工作了，要親身參與農民暴動了，這是他自提出兩湖決議案，力主兩湖暴動後就多次向中央提出的要求。他終於可以親自去實現自己的暴動主張了……
輪船拉響準備開船的汽笛。蔡和森收回自己的思緒，正準備下到船艙，中央一道命令到達，要他立即下船，另有任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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