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明 朗讀/順子
講遵義的歷史文化，不能不講鄭珍與莫友芝編纂的《遵義府志》，這是遵義歷史文化上的大事。話說道光丁酉年間（1837年），來自浙江山陰（紹興）的平翰來遵義任知府。平知府的家鄉紹興，素稱浙江人文淵藪，當地的名人隨便一撈一大把，怎麼屈指也數不過來。朝廷給遵義空降了一個好官，這是遵義人的福氣，從紹興走來的平翰滿腹學問，滿腹國家情懷。但作為書生從政，平翰官運不佳，僅僅在遵義知府的任上呆了三年就因平亂不力被謫。但從文化的角度看，平翰在遵的三年卻如燦爛的雲霞，在遵義的歷史星空劃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
那時，正值鴉片戰爭前夜，清朝統治陷入到急劇衰落。而偏處西南一隅的遵義，在當時的交通、信息極為閉塞的情況下，尚遊離矛盾漩渦之外，種種波瀾似不及這“世外桃源”。平翰職守播州一年，“居以廉平，庶務畢理”（遵義府志語）。政務之餘，平知府喜歡與遵義一幫文人大咖結交，與遵義名人蕭光運、黎兆勳等交往密切，彼此欣賞，常常結伴郊遊，詩詞唱和，友情甚鐵，甚至忘卻了彼此的“身份”。
不過，在政通人和之際，平翰也有些鬱悶，他認為，當時遵義文教發達，“全省試舉四十八人，郡獲者逾四分之一。”但作為文化之邦，僅僅明末清初修過志，前明修志不但簡陋，還有半部失傳；清初修的府志，完全是照抄前志，許多內容失闕。而且，這之後的一百六十年，遵義再無修志。無論是文獻稽考，還是資政育人，都是遵義的文化短板呀。思來想去，便登門造訪鄭珍、莫友芝，禮聘二人重修《遵義府志》。然而，以當時的條件，修志談何容易，從基礎材料的蒐羅、統計，到整理、抄錄、編撰、審稿、印刷，真是無一不難，再加之財力困窘，人力難以就位，諸多雜事，撰修人難免親力親為，但難歸難，該做的事還是要做。鄭、莫二人也為平翰的赤忱所感動，況且他們也是文化事業的發燒友呀。在一種擔當，一種理想的呼喚下，二人開始了艱辛的修志歷程。
從平翰倡修《遵義府志》，到最終事成，雖然只有三年，卻也一波三折。先是平翰因仁懷民亂被貶，降成通判調任他處。一般按官場潛規則：新官不理舊事，這樁前任倡導的工程，即便是好事，也容易成為無疾而終的“爛尾工程”。好在繼任者張鍈也是重視文化建設的開明官。他是名臣張之洞之父，在貴州為官多年，對貴州文化、遵義文化亦有較深的瞭解，正是在他的堅持下，《遵義府志》得以續修。孰料，好事多磨，在《遵義府志》將成未成之際，張又調走，遵義又來了新知府，修志又生變數。幸好新來的黃樂之知府也是明白人，一任接著一任幹，終於在第三年修成此志。
《遵義府志》修成，全書共四十八卷、八十餘萬言，“精煉而無疵，周密而罔遺”，涵蓋了遵義的遠史近事，百行諸業，當是遵義有史以來的重大文化工程，張之洞將此志評價為全國頂尖的三部府志之一；梁啟超直接將此志稱為“天下第一府志”。
《遵義府志》修成後，鄭珍在第一時間給平翰郵寄去志書雕本，讚揚平翰的首倡之功，並邀其作序。此舉令平翰殊為感動，他在序中說：“辛丑仲冬，鄭君郵致鋟本，以餘始也，屬數語識之。餘感遵人之不忘餘也，是書成，大為遵人慶，而使餘獲掛群公頰，則亦餘之幸也。”他還說：“有今日之遵義，即宜有今日之《府志》，可強乎哉？數千年不文之邦，今文也。”這些熱情的話語，表達了他對《府志》修成的喜悅，對遵義人的感懷和祝賀。也表達了對遵義新的期待和鼓勵。
《遵義府志》之成功，首先是內容的精彩表達，但志書前面平翰、張鍈、黃樂之各位首長的序文，亦如綠葉襯紅花，既反映了修志的艱辛，又表達了一批仁人志士對文化的追求與堅守，以及一件文化盛事後面，不同區域，不同層次文化人的那一份友誼，這份天造地設的情緣，也恰如平翰所說：“若是者，又非數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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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張光冊 段 康
審 核 賀黎明 鄭尚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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