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時期，蕪湖享有“長江巨埠，皖之中堅”的美譽，蕪湖縣曾經也是徽寧池太廣道的治所，“道”一級的行政區劃在明清兩代介於省和府之間，徽寧池太廣道的管轄範圍為安慶府、徽州府、池州府、太平府、寧國府、廣德直隸州，基本上囊括了今天安徽省的整個皖南地區，徽寧池太廣道有時候也被稱為“皖南道”，在晚清民國時期，蕪湖可以說是整個皖南地區的一個商業中心。
慈禧太后的父親惠徵曾經擔任過徽寧池太廣道的道員，圖為慈禧太后畫像。
蕪湖現在是安徽省的第二大城市，曾經也是皖南道的治所，其實，蕪湖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莫過於“四大米市之首”時期，以致於江蘇省不得不把一個行政機構設置在了蕪湖，這個行政機構就是江蘇米捐局，蕪湖雖然沒有做過安徽省的省會，但是江蘇卻把一個稅務機構放在了蕪湖，江蘇省為什麼會把自己的米捐局放在安徽省的蕪湖呢？這就不得不從蕪湖的米市說起。
早在明代的時候，蕪湖的商品經濟就已經相當繁榮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載：“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當時江蘇省有不少地方的紡織業很出名，但常常需要把白布送到蕪湖去染色，蕪湖漿染行業居全國之首，蕪湖是江南地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城市。
到了太平天國時期，由於太平軍與清軍長期在安徽南部一帶進行拉鋸戰，蕪湖的市鎮設施遭到了戰火的摧殘，失去了往日的繁華，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蕪湖又贏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這個發展機遇與李鴻章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湘軍火槍隊
在中國古代，判斷一個地區的商品經濟繁榮與否，米市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標準，“民以食為天”，大米如果能夠作為大宗貨物在市場上流通，說明生產糧食的這個區域農業生產力比較發達，能夠生產出足夠的餘糧到市場上去賣，同時也說明了購買糧食的那個區域手工業和商業相當繁榮，大部分人脫離了農業生產，以購買商品的形式從市場上獲得口糧。
蕪湖位於長江與青弋江的交匯處，青弋江平原是江南地區重要的稻米生產基地之一，這裡的有廣闊的水田，土壤肥沃，青弋江平原生產的大米可以通過水路直接運輸到蕪湖，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生產的糧食通過長江水道運輸到江蘇時必經蕪湖，安徽北方生產的糧食也可以通過巢湖水系在蕪湖集散，所以，蕪湖具有成為米市的天然優勢。
但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之前，蕪湖只是大米的集散地，卻沒有成為全國聞名的米市，原因就是蕪湖距離京杭大運河和蘇南地區的商業市鎮比較遠，安徽、湖北、江西等地的糧食，都要運送到鎮江，從鎮江銷往全國各地，在安徽蕪湖集中的大米一般只作短暫的停留，有的甚至只是路過而已。
那麼，在後來的歷史時期，蕪湖為什麼取代了鎮江的米市地位呢？這與晚清時期的一位名臣有關，這位晚清名臣就是李鴻章，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安徽蕪湖能夠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首，與李鴻章個人的行政干預有著密切的關係，前文已經說了，蕪湖是江南地區重要的大米集散地之一，但是大多數的米商只是路過，並不長期停留，蕪湖並未成為全國聞名的米市。1877年，李鴻章寫奏摺給清政府，希望朝廷能夠將鎮江米市遷往蕪湖，當時各大商幫在鎮江米市經營已久，不願意遷往蕪湖，張蔭桓親自前往鎮江利用其在廣東的同鄉關係勸說粵商先行遷往蕪湖，並給予了米商大量的優惠政策，粵商移師蕪湖之後，其他的商幫也蜂擁而至。
李鴻章與美國總統格蘭特
後來蕪湖還設置了米捐局，安徽省內有這樣的規定，安徽所有的大米必須首先在蕪湖米捐局納稅，然後才能銷往全國各地，這樣一來，更進一步造就了蕪湖米市的繁榮。
由於大米是大宗貨物，更是晚清時期重要的課稅貨物，對米商課稅能夠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米市移駐蕪湖之後，江蘇省開始在靠近安徽的一些交通要道設置關卡，對過往的米商課稅，米商在蕪湖納稅之後，還需在江蘇省納稅，這無疑加重了蕪湖米商的運營成本，因而遭到了蕪湖米商的強烈反對，於是江蘇省不得不把自己的米捐局設置在蕪湖，這樣就出現了兩個省的稅務機構同時設置在一個城市的奇觀。
當然，江蘇省和安徽省的米捐局同時設置在一座城市，並不是重複課稅，江蘇省裁撤了一些徵收米捐的關卡，保留的部分米捐關卡則統一在安徽蕪湖收稅，這樣一來既保證了江蘇的一些地方能夠獲得可觀的財政收入，又不致於米商因利益受到巨大損失而遷往別處經營。
1902年的蕪湖
晚清時期，蕪湖米市的米有“堆則如山”的說法，經過蕪湖銷往全國各地的稻米，在高峰時期，最多達到了一年800多萬擔，遠遠高於鎮江米市的出口量，蕪湖成為了“四大米市之首”。由於在中國近代的早期，大米既是重要的物資，也是財富的象徵，大米意味著財富，大米堆積如山體現了蕪湖米市的繁榮，更體現了蕪湖商業的繁榮。
曾經繁榮的蕪湖米市，後來為什麼走向衰落了呢？這主要還是因為近代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所致，在火車和汽車普及之前，大宗貨物主要依靠水運和海運，在水道上航行的帆船運載量大，但是相對於火車和汽車來說，速度卻非常的慢。粵漢鐵路通車以後，廣東、湖南、湖北的大米，可以通過粵漢鐵路運送到全國各地，無需經過長江水系到達蕪湖中轉，這樣一來到達蕪湖中轉的大米就越來越少了，近代貿易路線的改變是蕪湖米市衰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20世紀40年代的粵漢鐵路
蕪湖米市的衰落還與稅制的改變有關，晚清時期和北洋政府時期的商業稅一般都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往往設立關卡，對貨物和行商就地課稅，稅制較為混亂，名目繁多，帶有一些地域色彩。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進行了一些稅制改革，希望能夠統一稅制，改變稅制混亂的局面，以增加財政收入，於是就裁撤了厘金，原來的一些關卡也被取消了，蕪湖的米捐局後來也不復存在，原來安徽所有的大米必須在蕪湖納稅才能銷往全國各地，現在卻不需要在蕪湖繳納米捐了，蕪湖作為大米中轉站的作用進一步被削弱了。
安徽蕪湖能夠成為四大米市之首與李鴻章個人的大力支持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蕪湖米市的繁榮更為最要的還是與蕪湖區域經濟優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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