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日本強行吞併了琉球國，大清作為宗主國的顏面掃地，朝鮮（現在的朝鮮韓國祖宗）這個時候表現出了離心的傾向。
琉球事件對中國的朝貢和藩屬體系，是一次巨大的衝擊。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明確提出“琉球既滅，行及朝鮮”，李鴻章亦擔心：“若隱忍緘默，彼且疑我怯弱， 或將由琉球而及朝鮮，不如早遏其萌， 使無覬覦”。這一年(1879 年)，中國開始大幅度調整朝鮮政策，一方面是幫助朝鮮建立與列強的條約體系，以國際勢力的均衡制約來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強宗主國的權力，借朝鮮內亂之機，向朝鮮派駐軍隊，並隨後命令袁世凱統管朝鮮事務。
在中國的推動甚至包辦下，朝鮮先後與西方列強締結了條約，而在最早的朝美條約談判過程中，朝鮮代表甚至經常缺席會議，令負責主持談判的李鴻章助手馬建忠大為惱火，指責朝鮮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對大清政府陽奉陰違。大清國既想維護宗主關係、又想“以夷制夷”，這一思路在建立條約體系的過程中並不順利，美國堅決反對在條約中加入“朝鮮是中國屬國，但內政自主”的條款。無奈之下，只能採取變通做法，在條約簽訂之後，以朝鮮國王的名義給美國總統發送照會，聲明“屬國自主”的內容，但這樣的單方面聲明，其在國際法中的地位和效力大成問題。
別技軍
在日本的鼓動下，朝鮮成立了一支新型軍隊“別技軍”，由日本軍官出任教官，其待遇遠遠高於舊式軍隊。1882年，舊軍因長時間沒有領到糧餉，發生譁變，並與新軍發生衝突，攻打日本公使館，擁立歸隱多年的大院君重新攝政，史稱壬午兵變。大清政府應朝鮮要求，出兵“維和”，並將侵奪了國王權力的大院君逮捕，帶回天津軟禁。從此，中國開始在朝鮮駐軍，重申“朝鮮永列藩封”，並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和海關監管權，幫助朝鮮訓練新軍、開展“洋務運動”，加強了宗主國的權力。同時，中國也與列強一樣，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設立了租界，大批華商開始進入朝鮮。
隨軍駐紮朝鮮的張謇，提出了《朝鮮善後六策》，主張廢除朝鮮王國，設置郡縣，納入中國版圖；而朝鮮大院君也祕密建議，中國應效仿元朝，在朝鮮設行省、 派監國，“則國自保，民自靖”。李鴻章看了張謇的建議，痛斥其“多事”。最終中國採用的依然是將朝鮮問題國際化、中立化的“和平發展”政策，吞噬了自己本來充裕的外交回旋餘地。在那個時候這個計劃後來袁世凱提到直接用駐紮在朝鮮的軍隊直接就可以解決，是具備可行性。而且彼時日本國力不能與大清比較。
張謇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張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省南通海門市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1868年中秀才，1876年入慶軍統領吳長慶幕，1882 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隨吳長慶赴朝，協助“理畫前敵軍事”，顯示出在緊急事變中鎮靜應對和勤苦辦事的良好素質。
而隨著朝鮮的被動開放，朝鮮對日本明治維新有了進一步認識，國內隨即形成了一個主張學習日本、進行改革的“開化獨立黨”，將改革開放與從中國手中徹底“獨立”視為表裡，中國成為他們的最主要假想敵。而1883年中法戰爭中，中國在軍事上獲勝的情況下，卻與法國簽訂《順化條約》，將越南拱手相讓，再度令天朝上國的威望在朝鮮一落千丈。
駐朝清軍
1884 年，開化黨在日本的支持下發動“甲申政變”，誅殺親華人士，並企圖軟禁國王，驅除中國勢力。派駐朝鮮的袁世凱在無法得到國內指示的危機時刻，當機立斷，動用優勢兵力，對政變者及日本駐軍進行軍事圍剿，大獲全勝。事後，袁世凱在國內的政敵，莫不指責其輕舉妄動，而考諸史實，若沒有袁世凱的果斷，朝鮮則早已脫離大清，日本將可能提前十年將勢力延伸到鴨綠江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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