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張學良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下長達20萬字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週年感言》，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文中寫道：
“事變得到和平解決，真的像蔣先生所公佈，是由於張、楊等閱讀他的日記及重要文件，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因而幡然醒悟那樣簡單嗎？倘不是那麼簡單，則雙方所協議的內容是什麼？其經過又是怎樣的……
蔣先生與張、楊間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蔣夫人是保證者，見證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誰料他竟行不顧言，終於使我等幾個參與其事者，迄今在痛深愧疚呢！
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諸蔣先生那是糊塗的妄想，但讓他做皇帝吧，做皇帝也該兼聽及於士夫，做皇帝的祕訣，無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們都給我辦好，可惜蔣先生只懂得這祕訣的上半句，於是總理“我生則國死”那句名言，就應驗在蔣先生身上了。”
“至於蔣先生所謂對張、楊‘時加愛護’的善意，在他的日記中，倒沒有片言隻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兩日的日記中，無頭無尾的寫著‘東北軍問題’‘東北軍問題’十個字而已。我不知道張漢卿看到這幾個字時有什麼感想。但我確知若干東北軍將領則曾為這幾個字而發生驚懼的行動，而更覺得蔣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陰謀。”
晚年蔣介石
郭增愷的文章首先否定了了蔣介石所謂的“張、楊閱讀蔣氏日記及重要文件後，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因而幡然醒悟”的這一提法。這裡需要釐清的問題是西安事變後，張學良是否閱讀蔣日記。郭冠英在其發表在臺灣《傳記文學》（61卷1期）上的《給張學良自由》文中提到，張學良在回答蔣經國副官羅先生提問時說，西安事變時自己“未見過”蔣公日記。查當年對張學良的軍法會審記錄，張學良在軍法會審時明確表示“我始終是佩服蔣委員長的，而看了他的日記和文電更加欽佩”1737年2月26日深夜，他在溪口接見部下田雨時時也表示“檢讀過蔣公日記”並“深受感動”。同一事件，張學良前後兩種說辭，大相徑庭，讀來令人費解。畢萬聞在著作《英雄本色》中提到曾就此採訪過張學良部下燕更奇，他說事變後抓捕蔣的衛隊二營長孫銘九交給他一個大文件包，裡面有蔣日記、戴笠報告及宋美齡給蔣的信。燕讀後將重要內容向上級彙報。東北軍將領于學忠在其回憶錄中記述，兵諫中東北軍搜獲了蔣先生的日記和文件。郭增愷在文章中表示，在兵諫中東北軍確實搜獲了蔣先生的日記和文件。文中說日記、文件的主要部分，他曾“寓目”，他還講述了他與楊虎城等西安將領就日記內容進行辯論的情形。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
由此可見，張學良確實瞭解蔣公日記內容，然而“張學良幡然醒悟，後悔發動西安事變”之說卻站不住腳。查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扣蔣至25日放蔣15天裡，他所有的公開講話、電文、信函，都未提到蔣公日記，更沒有“悔過”的表示，相反為雙十二事變辯護的文電卻足足有10份。從後來蔣介石在多數場合痛罵張學良“拒不悔過”，也能說明張學良並未悔過。倘若真是因為張學良“幡然醒悟”，應該立刻將蔣送回，也不至於等到十幾天後蔣夫人、宋子文、周恩來等人都到達西安後談判兩天，“蔣介石口頭接受了張、楊的條件”，才將蔣介石送回南京。
在文章中郭增愷鄭重表示，“茲願負責任指出，蔣先生所公佈的，不但是隱藏了許多事實，也是在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所謂的《對張、楊的訓詞》，“完全是蔣先生事後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訓話。”
文章語言犀利、措辭強硬，不僅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並且嚴厲譴責蔣介石“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在以見證人身份為張學良深感愧疚的同時，公然為張學良鳴不平。文章嚴重超出蔣介石的底線，引起他極大“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