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德皇威廉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其意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復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於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時中國之情與李之其實地位也。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張之洞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對部下嚴格，部下“小有過失，訶責之聲達於戶外。”曾與袁世凱相會於保定，袁率部屬中有直隸蕃司楊士驤，因出身翰林故，為張之洞引為同調，座間張惟與楊士驤娓娓而談，於袁世凱視若無睹，所談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贊一詞。士驤敏於應付，甚為之洞讚賞，張後來對人說，“不意袁慰庭作總督，藩司仍有楊蓮府！”袁聞此事，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士驤笑曰：“縱便香帥有此意，司裡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論者以為張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濟，無能鎮懾袁世凱，反為後者所輕，至於袁跋扈不臣，問鼎輕重。
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中共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祕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適之兄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司的克，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二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胡漢民談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章伯鈞與女兒章詒和議論男人的相貌，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當然是汪兆銘啦。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那汪精衛漂亮在哪兒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我看，儲安平眼睛也有俠氣。”
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陳炯明給他的印象是，“意志堅強，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著孫逸仙，但認為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
章太炎說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馬寅初說，蔣介石的光頭腦袋就是“電燈泡”，裡面真空，外面進不去。胡漢民說蔣介石，“為人私慾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復興的領袖。”馬一浮見蔣介石一面之後，說：“蔣神情氣象偏狹，有劉裕偏安之才。”
何廉說蔣介石，“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張學良曾對趙四小姐說，“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這個年輕人認為自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麼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佔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他認為軍閥多“望之不似人君”。對趙四小姐說：“蔣介石言談舉止，像領袖的派頭，閻錫山不行，穿個大衫，像個買賣人似的。”
大革命後，于右任是主張“汪蔣合作”最有力的一個人，故很得蔣介石的重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簡直是于右任當家。但很快胡漢民就把於趕下了臺。於常住上海，不時還去南京。左右勸說，“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於答，“我有我的辦法。”左右更說，“你有什麼辦法，就是到頭來嘆一口氣說，又被蔣介石賣了一回。”
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七個半月之後，終獲自由，而遺恨不盡，對蔣絕不原諒。他對吳鼎昌說，“我在南京給他當了幾年家，想不到他翻臉不認人，最後耍出這樣的流氓手段！”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力排眾議，相信蔣介石以領袖人格的口頭承諾，決定親自送蔣。他說：“我必須親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夠保持威信和尊嚴，好見人，好辦事，不致使他感到難堪，不致對我們再存怨恨和戒心。”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閻錫山率部退到臨汾。他和第二戰區的行營政治處住在同一個小村裡。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處的祕書主任劉岱峰，當時有決死十總隊的隊長武玉山跑過來報告工作，說他在部隊中建立起軍隊不許擾害老百姓，軍官不許打罵士兵等等新辦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產黨員）插話說：“好，這是八路軍的辦法。”閻錫山聽了說：“什麼八路軍的，一切辦法都是造化的，誰用就是誰的。”
1946年，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放話說：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都行！章伯鈞說，“就是給我幹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羅隆基則說，“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摘自《領導文萃》 2015年12月上）
稿件來源：《原來如此：1840-1949中國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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