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任公安部長如何把全國發案率控制到萬分之三

羅瑞卿在公安部會議上講話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黃磊/編寫，原題：羅瑞卿：只想上前線的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

一九六四年六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把一位高級將領從解放戰爭的戰場上召回來，委以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公安部隊的重任，可見當時保衛新生政權安全的任務是多麼急迫，全國社會治安狀況是多麼嚴重。

黨中央決定讓羅瑞卿擔任新中國首任公安部長，不僅因為他既能征善戰，又懂政治工作，而且早在紅軍時期就擔任紅一軍團和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長征中一路保衛黨中央，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時曾領導開展鋤奸偵察工作，顯示了卓越的保衛工作才幹。

開國大將羅瑞卿，面臨的是共和國成立之初，我們現在難以想象的複雜社會局面。

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一見羅瑞卿就說：“聽說你不願意幹公安部長，還要去打仗？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了，我們都不幹，都還去打仗，那行嗎？”

1949年4月，時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團政委、太原前線總前委第一副書記的羅瑞卿，與周士第一起，代理病中的徐向前指揮部隊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隊正準備揮師續徵時，毛澤東致電羅瑞卿“請來中央一敘”。6月初，羅瑞卿向繼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與司令員楊得志等話別，與赴青島休養的徐向前同乘火車到達北平。

幾天後，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出任即將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長（政府建立之前歸軍委建制）。羅瑞卿提出，希望隨軍作戰，認為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出任更合適。周恩來對他說：“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農有李克農的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不久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並告訴他，此事中央已經決定，“今晚毛主席還要接見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線的事了”。

7月6日，羅瑞卿就任中央軍委公安部長。他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在李克農的協助下，立即著手組建公安部。先以中央社會部的部分機構和華北局社會部全體人員為基礎，隨即，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抽調了數百名軍隊高、中級幹部，及大批各地黨委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進入公安部。

10月5日至11月1日，羅瑞卿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接見了與會人員並作了重要指示，朱德總司令作了報告。周恩來說：“軍隊與保衛部門是政權的主要的兩個支柱。你們是國家安危，繫於一半。軍隊是備而不用，你們是天天要用的。”

在組建公安部的同時，羅瑞卿已開始著手組建新中國的公安部隊（不設憲兵、警備隊）。率先成立的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在建國初期社會治安極其複雜的情況下，保障了黨中央和北平市的安全。

按照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人民解放軍統編為國防軍和公安部隊。羅瑞卿任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程世才為副司令員，李天煥為副政委，吳烈、熊伯濤為正副參謀長。至1951年10月，組成正規公安部隊20個師又23個團，共18萬餘人。此後，全國內衛、邊防、地方公安部隊都統一整編為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總定額近54萬人，受中央軍委統一領導。

公安部隊在羅瑞卿領導的十年間，協同有關方面平息了反革命暴亂和武裝叛亂340起；建國初期配合國防軍剿匪220萬人，50年代末基本肅清國內殘匪；捕殲、擊沉、擊傷和繳獲敵船58艘，擊落、擊傷敵機4架。公安部隊還赴朝鮮執行了抗美援朝作戰中的後方警衛任務，包括維持戰地和後方治安、看押俘虜和警衛板門店談判等。

1953年7月16日，當時的國民黨湊集了1.2萬餘人的軍隊，配備飛機、艦艇、坦克，由敵十九軍軍長指揮，從金門出動，一個傘兵大隊由臺灣新竹出發配合，向邊防公安部隊八○團守備的福建東山島進犯，揚言要以此揭開“反攻大陸”的序幕。八○團進行了英勇激烈的阻擊，激戰兩晝夜，堅守主陣地，直到國防軍援兵到達，敵軍遭重創，殘部狼狽逃竄。毛主席對此做出高度評價，指出：“此次反擊戰，打破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夢想，美帝國主義也捱了當頭一棒。”

盪滌舊社會的汙泥濁水

建國初期，國民黨殘餘勢力活動猖狂，流氓地痞、惡霸盜匪繼續為非作歹，青樓妓院、煙館賭場等依然存在，對新生的共和國起著嚴重的破壞作用。羅瑞卿一上任，即著手清掃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

首先是進行反動黨團骨幹限期登記。羅瑞卿說，“對反動黨團骨幹分子、特務、憲兵等採取限期登記自首的政策，在於解散反動組織，禁止他們的反動活動”。他嚴格強調政策界限，黨團骨幹只登記區分部委員以上，以免打擊面過寬；對服從登記、坦白罪惡，交出名單、武器、通訊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對抗拒登記或登記後繼續從事反動活動者，則逮捕管訓，以“教育多數，打擊少數”。羅瑞卿當時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北京的登記工作進行了三個月，反動黨團特組織基本上被摧毀。

接著是嚴厲打擊城市盜匪。北京、上海等13個大城市至1950年6月，共緝捕盜匪5477名，盜匪案件急劇下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盜匪活動已基本消滅。

與此同時，羅瑞卿還指示從嚴打擊流氓阿飛活動。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三星團”、“攮子隊”等團伙，經常身帶木棒、匕首出沒於天安門、西單、西四等地，打群架，調戲婦女。還有所謂“摟包”、“鑼車”、“猴車”等封建行會性質的團伙，或獨霸車站客運，敲詐勒索，聚眾行凶；或混跡三輪車隊，強拉旅客敲詐，結夥行竊旅客貨物；或解放前為外國人“拉皮條”，解放後仍誘迫婦女賣淫、勒索暗娼。各地對流氓的打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讚揚人民政府給人民除了大害。北京處決東郊大流氓孫起後，當地群眾拍手稱快：“這一下可晴了天了。”上海處決罪孽深重、繼續作惡的流氓惡霸“碼頭春寶”、“江北大亨”時，刑場周圍群眾放鞭炮慶賀。

從19世紀開始禍害中國人的鴉片煙毒，當時在新解放的城市仍然瀰漫。重慶剛解放時，有製毒者330家，煙館3084家，每天賣出煙土達3400兩。成千上萬的癮君子賣房賣地、賣妻女為娼。羅瑞卿指示對販毒、售毒、製毒、運毒的大犯、慣犯及開煙館的大業主、大窩主要堅決打擊，發現和破獲重大毒品案件他親自過問、具體指導。如破獲大毒販龐輔臣勾結天津市禁菸局幹部套購大量煙土，又勾結民警掩護裝船，運往上海銷售案。上海市從解放初至1952年上半年的三年中，共逮捕懲治毒品犯1.23萬餘人。一些毒犯轉入地下，並與境外國民黨殘餘勢力勾結，繼續向內地偷運毒品。衡陽鐵路局在三反運動中查出走私鴉片、海洛因、嗎啡共157萬兩。中央決定，再進行一次群眾性禁毒運動，從1952年8月至11月的三個月中，全國又挖出毒犯36萬人，繳獲大量各種毒品，成百部又上萬套製毒機，及一批販毒武裝的槍、炮、發報機。至1952年底，終於清除了煙毒。廣大群眾讚道：“毒害百餘年，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娼妓的存在是城市中社會醜惡現象之一。羅瑞卿決心切除這個毒瘤。他先從北京做起。1949年11月12日，他在北京市公安局集體辦公會議上說，妓院是藏汙納垢、壓迫婦女、損害社會健康的地方。妓院老闆是城市的封建勢力。“為了徹底消滅城市封建勢力，解放婦女，建立一個健康的新社會，我們對妓院必須堅決封閉取締，並依法懲辦那些罪大惡極或有血債的妓院老闆。”會上起草了向市人代會呈送的議案。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做出封閉妓院的決定，當天下午5時30分，市公安局立即出動幹警和公安總隊官兵2400人，在市民政局、市婦聯配合下，一夜之間將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閉。妓女被送往婦女生產教養院，教養院對她們進行教育、體檢、治病，然後對有家可歸者遣送回家，有對象者助其結婚，其餘的組織學習生產技術，讓她們能夠獨立謀生；對454名妓院老闆、領家，則集中清查罪行。

繼北京後，全國各大中城市均相繼開展了行動。當時妓院最多的城市是上海。1951年3月，羅瑞卿到上海視察工作，微服察訪仍在社會黑勢力控制下的“大世界”。當他看到每層樓站滿了由老鴇看管的妓女後，激憤地說：“這些老鴇吸血鬼、這些流氓惡霸，統統要消滅掉。我們要從這些壞蛋手裡解放那些不幸的人。”1952年4月至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民政等部門配合下，採取多次行動查封妓院、取締娼妓，並將“大世界”改造成健康的人民樂園。

到1953年，除西藏外，千百年來吃人的娼妓制度在大陸上被埋葬，解救了成千上萬沉淪苦海的婦女。人民群眾說：“舊社會把人變成了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

1952年12月毛澤東覆信：“可能空降特務的山區，設立武裝便衣偵察據點，專門對付敵人空降特務，沒有事生產和學習，有事報信捉特務。”

羅瑞卿上任之時，正值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秩序尚未建立之際。敵對勢力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不斷謀劃暗殺和各種破壞活動，惡性案件時有發生。1950年9月，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後，他們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起來了，蔣介石“反攻大陸”時機已到，組織了形形色色的地下軍，委任了各路司令和大批的主席、專員、縣長，潛伏的敵人也企圖裡應外合，準備美軍到達後“接收”政權。他們在各地製造謠言，破壞交通，搶劫財物，焚燒倉庫，殺害幹部。統計資料顯示，這一年，竟有4萬名幹部和群眾積極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殺害。國家部長級以上的領導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也全被列入暗殺名單。

10月9日，在中央一次研究抗美援朝問題的會議上，面對這些敵情，毛澤東問羅瑞卿，準備怎麼辦。羅瑞卿道：“現在反革命分子活動十分猖獗，人民批評我們寬大無邊，要求我們鎮壓反革命。”毛澤東點點頭說：“我贊成你們的意見。現在美國已經把戰火燒到了我們家門口。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以便更好地對付帝國主義。”毛澤東讓彭真、羅瑞卿等連夜起草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鎮壓反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指示。10月10日凌晨2時，指示草稿呈送毛澤東，毛澤東隻字未改，當日下發執行。“雙十指示”要求全面貫徹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重點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方面分子，“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抗拒從嚴，坦白從寬，立功者受獎”，粉碎他們的復辟陰謀。

國民黨特務機關退踞臺灣後，組建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特務統一體和環大陸的特務網。1953年，國民黨專管心理作戰的“第六組”和美國以“西方企業公司”為代號的心理作戰機構聯合組成了“心理作戰部”。美國還向中國大陸直接派遣特務，尤以“44海外觀測隊”及“自由中國運動”活動最囂張。

羅瑞卿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提出“我們要組織一個與隱蔽敵人作鬥爭的隊伍”，“必須大力加強偵察工作，加強祕密的打入敵人內部的工作，加強祕密的專案偵察工作”。20世紀50年代，公安機關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多種方法，對在大陸周邊地區活動的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動向，特別是重大行動的動向，能夠大體掌握，及時防範，因而粉碎了一個又一個的暗害陰謀。

羅瑞卿對於圖謀暗害的重要案件都是親自處理，部署戰鬥，將企圖到廣州謀害葉劍英的趙一帆，企圖利用舊關係伺機混入中央機關內部暗害中央領導人的高元龍，妄圖在上海暗殺陳毅的劉金德等國民黨殺手，一一偵破被擒。

1954年，臺灣保密局和在臺美國特務佈置行動，特務段雲鵬再次從臺灣潛入北京，利用他熟悉中南海的地形和社會關係，企圖行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段雲鵬自幼習武，解放前曾是平津一帶有名的飛賊，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勸說傅作義走和平道路的前北平市長何思源家裡安放定時炸彈，炸死何家一個女兒，何思源夫婦受重傷。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他曾三次潛入京津地區，發展特務，組成特別行動組和情報暗殺團，策劃了北京火藥庫爆炸案和天津無軌電車爆炸案。京、津兩市公安局進行了大量調查，逐步清除了他的爪牙。1954年6月，段雲鵬進入香港。羅瑞卿得悉後，指示必須嚴密佈防，妥設圈套，將段匪誘而殲之。9月，段雲鵬在一次偷渡失敗後，放棄了再次偷渡的打算，在公安部門“內線”的誘導下，完全按照為其設計的線路潛入廣州，落進預設的圈套就擒。羅瑞卿向毛澤東報告時，毛澤東說：“他不是飛賊嗎？讓他飛一個樣子看看嘛！”

50年代中期，臺灣特務機關在美國間諜機關的支持下，訓練了數以百計的行動者，制定了各式各樣的爆破計劃，準備在“五一”、“十一”等節日到處搞破壞。羅瑞卿得悉後立即下令：“炸彈不準過韶關！”陸續運入大陸的定時炸彈和縱火器等400餘件，行動特務600餘人，或被捕獲，或投案自首。有些特務不敢到大陸來，便在與大陸交界處的香港、澳門一側引爆幾顆炸彈，只要港澳報紙一登，就可向臺灣特務機關“邀功請賞”。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蔣特務機關為了蒐集情報，不斷空投武裝特務。羅瑞卿向毛澤東寫了報告，1952年12月毛澤東覆信：“可能空降特務的山區，設立武裝便衣偵察據點，專門對付敵人空降特務，沒有事生產和學習，有事報信捉特務。”羅瑞卿立即部署反空降特務的鬥爭。公安部隊在長白山、大小興安嶺、武夷山、天目山、十萬大山、瑤山、大巴山、秦嶺、川西北等地區，建立了154個武裝便衣據點，發動民兵和群眾，發現空降特務後，村村鳴鑼報警，層層包圍追捕，出動人員成千上萬，包圍圈達100餘里，美蔣空降特務一落地就陷入人民戰爭的天羅地網，隨降隨殲。

1949年10月，周恩來叮囑羅瑞卿要嚴密注意並防範敵人的暗害陰謀：“窮凶極惡的敵人，別的他們不能做，對暗殺，他們是能搞的。現在我們損失不得，都是黨幾十年培養出來的幹部。”

新中國建立以後，國民黨特務機構更加緊策劃對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暗害，“殺一部長級幹部獎勵十條黃金”。

1949年10月，周恩來就叮囑羅瑞卿要嚴密注意並防範敵人的暗害陰謀：“窮凶極惡的敵人，別的他們不能做，對暗殺，他們是能搞的。現在我們損失不得，都是黨幾十年培養出來的幹部。”毛澤東也提醒說，各種困難都要估計到，基洛夫、列寧被刺的事也可能有，但是要力爭避免。

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京後，社會情況更加複雜。羅瑞卿領導組建了警衛局和中央警衛團，規定其任務是以警衛中南海、毛澤東、黨中央書記處、軍委為重點，兼管中央級的機關及主要人員的警衛，既要保證首長的絕對安全，又要便於首長聯繫群眾，基本要求是內緊外鬆。

為做好警衛工作，保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絕對安全，羅瑞卿耗費了巨大的精力，經常親臨現場部署。每逢黨和國家召開重要會議，他常常通宵達旦工作。

對一些中央領導常去的地方，羅瑞卿都重點佈置警衛工作。杭州的西湖，每年都有中央首長去。他指示：“一定要把西湖的水搞得像水晶一樣清澈透明。”在他建議下，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兼任西湖區的區委書記。

每當毛澤東離京外出或在北京參加社會活動，羅瑞卿總是親自部署警衛工作，大部分時間是親自陪同。50年代，每年勞動節和國慶節，天安門廣場白天要組織遊行，晚上要開焰火晚會。節日前他都要開會部署警衛工作，行走路線、停車場都要用掃雷器探測，遊行隊伍一旦有事如何疏散，值班電話誰看守，沿途設一些什麼崗，制高點如何控制，他都要親自檢查。毛澤東的車到達和離開，都由他開道，毛澤東到場後他就站在身後保衛。毛澤東常常說：“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來，有他頂著。”

保障首長安全和不妨礙首長接近群眾，這是警衛工作中經常碰到的矛盾，有時還弄得十分緊張。

1953年初，毛澤東南下視察長江，乘“長江”艦到了武昌。2月14日春節，車經蛇山黃鶴樓舊址，毛澤東突然讓中途停車，下車向蛇山走去，在陳毅、羅瑞卿、楊尚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李先念等陪同下登上樓。毛澤東舊地重遊，眺望長江，佇立良久。下樓後，他走到一位賣油炸豆腐的老人的攤位前，詢問價錢和生意如何，被旁邊兩位小姑娘認出來，激動地邊拍手邊喊：“毛主席！毛主席！”

她們的呼喊立即把人群吸引了過來。離得較近的人紛紛伸出手來要同毛澤東握手，毛澤東也把手伸了出去。這一伸，手就收不回來了。人越來越多，賣甘蔗的也不賣了，甘蔗拋撒了一地。大家不斷地歡呼著“毛主席萬歲”。羅瑞卿見勢不妙，建議毛澤東回樓休息，等群眾散後再走。毛澤東擺擺手，仍向山下走去，巨大的人流圍著他湧動，包圍圈越來越小。個子高大的羅瑞卿招呼比他還要高几公分的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在毛澤東前面伸開雙臂抵擋湧來的人流，陳毅等緊挨在毛澤東身後，衛士們又在他們身後手挽手形成半圓形的保護牆。羅、武兩人一面開路一面喊：“同志們讓開一點路，讓毛主席走過去！”

毛澤東在大家護衛下，邊走邊向歡呼的群眾招手。通往停車處的道路已是人山人海，羅瑞卿一看很難走過去，靈機一動，把毛澤東帶到附近的輪渡碼頭，讓衛士們攔住湧過來的人流。毛澤東上了輪渡，滿頭大汗的羅瑞卿心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陳毅也說：“乖乖，今天差一點下不了黃鶴樓。”

類似情況，在南京中山陵、安慶一所中學門前都發生過，由於羅瑞卿的現場指揮和保衛人員的努力，每次都保證了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在武漢、九江暢遊長江，也是羅瑞卿佈置試水和現場保衛。人們都稱他是毛澤東的大警衛員。

1959年4月，羅瑞卿出任國務院副總理，5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四五月間，他奉中央之命，赴湖南視察鋼鐵生產情況，聽說毛澤東想回老家韶山看看，便抽空到韶山去了一趟。去年他已來過一次，當時他找到韶山大隊總支書記毛華林，要求查明韶山當地社會情況。這次他要求毛華林在毛澤東到達時做好治安保衛工作。他又親自檢查了毛澤東要經過的道路、要住的房子和肯定要去游泳的水庫。

6月，毛澤東在視察了河北、河南、湖北之後到達長沙，羅瑞卿同毛澤東會合。在回韶山之前，毛澤東對他提了三個要求：“一、不要派部隊去韶山，特別不要派公安人員去；二、給我行動自由；三、我要廣泛接見群眾。”幸好羅瑞卿已兩次到過韶山，對保衛工作已心中有數。在韶山，毛澤東曾同上百名鄉親談過話，同數千人握了手，羅瑞卿都在場，還陪同毛澤東在韶山水庫遊了泳。毛澤東看到羅瑞卿也下了水，高興地說：“哦，你也會游泳了？”

羅瑞卿說：“不準坐霸王車、吃霸王飯、看霸王戲。”

羅瑞卿說，人民警察同解放軍一樣，應當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這是區別於舊警察的重要標誌。他說：“我們必須反對侵犯人民利益、脫離群眾的國民黨作風。”“不準坐霸王車、吃霸王飯、看霸王戲！”

1952年8月，合肥市一偵緝隊員買不到戲票，便將售票人帶進公安局，戲開演時又夥同多名公安人員大吵大鬧搶佔座位。劇團負責人打電話給公安局，副局長竟說劇團看不起公安局，隨後又以查戶口為名將劇團6人扣押多時。羅瑞卿得悉後立即指示：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長應撤職，安徽省公安廳長、合肥市公安局長應作公開檢討，合肥市公安局的違法亂紀和國民黨舊警察作風必須徹底整頓。

羅瑞卿又對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民警紀律作了檢查，又發現了一些白吃、白看、白拿的典型事例。為了糾正這些舊警察作風，羅瑞卿指示公安部起草了《關於禁止公安工作人員看白戲或利用職權隨便出入文化娛樂場所的規定》等文件。

為了搞好警民關係，羅瑞卿提出，要學習解放軍。1958年8月，全國公安會議討論通過了由他修改的“公安人員八大紀律、十項注意”，並規定每年年終或春節期間的一個月作為公安人員的愛民月，公安機關要徵求群眾的批評意見，要檢查一年的守紀情況。

羅瑞卿認為，要建設一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公安隊伍，必須從基層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漢、重慶、南寧、杭州等城市的十幾個派出所檢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羅瑞卿來到曾家巖派出所。派出所駐地是一座兩層樓。走到樓梯口，見迎面掛了一塊牌子，上寫：非本所公安人員，不得上樓。羅瑞卿問：“我能不能上樓？”陪同的幹警尷尬地連說“可以，可以”。上樓後，羅瑞卿對派出所的幹警們說：“你們樓下是街道辦事處，如果他們也掛一個牌子：‘非本處工作人員，不得下樓’，那你們怎麼辦？這種牌子對壞人不起作用，對好人則印象不好。派出所要密切聯繫群眾，這牌子一掛，還怎麼聯繫群眾？”他問一位民警：“你下戶口段，老百姓叫你什麼呀！”“叫段長。”羅瑞卿搖搖頭說：“叫段長可沒有叫你老張、老王、小劉、小李親切。這表示群眾還沒有把你們看成是自己人。同志，你們要警惕呀！”

1958年3月，羅瑞卿來到上海青海路派出所。當所長彙報到群眾給派出所提出一些批評意見時，羅瑞卿說：“群眾敢於批評我們說明他們信任我們，這是好事情。要是群眾不敢批評我們，那就壞了，那就要犯錯誤的。”

1958年，各地公安部門相繼提出開展幾“無”運動的“大躍進”指標，有的縣局甚至提出“百無”計劃，包括無交通肇事等。羅瑞卿在各地考察時指出，要務實，有的肯定辦不到。他經過調研和思考，認為還是開展“安全運動”更恰當，他要求各地抓它一年，切實把一切有礙社會安全的問題解決一下。公安部門蓬勃開展的安全運動，使社會秩序日益穩定，全國的發案率一度只有萬分之三，並出現了生產發展、災害事故下降的局面。

對於取得的成就，羅瑞卿並不滿足，他總是要把工作做得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有一次到一個城市瞭解治安情況，彙報的人得意地說：“只發生了工人丟掉自行車的小刑事案件，還發生過汽車撞傷孩子的小事故，有幾次火災，都及時撲滅了。”羅瑞卿立即批評說：“一個工人用幾年積蓄，買了輛自行車，被人偷了，這算小事嗎？小孩撞傷也許會終生殘廢。一座油庫、一座廠房，由於粗心大意，扔了一個菸頭，而被燒掉了，這也是小事嗎？”

在羅瑞卿的嚴格要求下，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形成了從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會風氣。

1959年9月，羅瑞卿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祕書長兼總參謀長。他在公安部歡送大會上說，像公安機關這樣的權力機關、專政機關，一定要有監督，第一是黨的監督，第二是人民群眾的監督，第三是國家法律的監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監督。（《羅瑞卿傳》,總參謀部《羅瑞卿傳》編寫組,當代中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