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福建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城市可能是廈門，那是一座美麗的濱海城市。相較之下，福建的省會福州反而不那麼有名，是個相對低調存在的城市。
福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秦漢時代，而福州之名則始於唐朝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設福州都督府，唐末王審知的閩國政權亦建都於此。王審知的閩國都城形成了日後福州城市的基礎，他在西晉太守嚴高築造的子城之外新築羅城和南北夾城，北面橫跨越王山，並將南面九仙山、烏石山圍入城中，開鑿了繞護羅城南、東、西三面的大壕溝，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環流”的獨特城市格局，從此之後“三山”亦成為福州的別稱。
王審知
福州地處福建東部、閩江下游，又是沿海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中對福州做了這樣的描述：
西阻重山，東帶滄溟，南望交廣，北睨淮浙，亦東南一都會也。然而延、建諸郡，控我咽喉；福寧一州，扼我項背；興、泉諸郡，伺我肘腋。揚帆突至，則有海道之虞；逾險飆馳，實切上游之懼。封疆不可憑，山溪不足恃，國門以外，皆戰場也。三山之險，誠不在近郊，而在四境矣。
“國門之外，皆戰場也”，既然軍事地位如此重要，故而福州“歷代皆為藩鎮重地”。南宋末年，臨安為蒙元軍隊攻陷之後，福州曾經短暫作過南宋政權的行都。明末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和黃道周擁戴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權，以福州為福京，稱天興府。
隆武帝
清廷掃蕩東南，一統天下之後，廢除福京的京府級別，行政建制恢復到明朝舊制，也考慮到“福州以兵事開國，故軍制特詳。郡會之地，將軍特鎮，節使交駐，執秩拱稽，體勢嚴重，而且環山濱海，制在防險”。
清代福州的行政地位較為特殊，它不僅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又與閩浙總督駐節息息相關。順治二年(1645)，清廷將福建、浙江兩省合併為統一行政管理區，設置閩浙總督，初稱“總督閩浙等地方提督軍務糧兼巡撫事”，駐福州府，兼轄浙江。次年，閩浙總督改駐浙江衢州。至順治十五年，閩浙兩省復行分治，各自設立總督，閩督駐於漳州府，浙督駐於溫州府。康熙十一年(1672)，閩督再移福州府，二十六年復改福建總督為閩浙總督。
此後雍正五年(1727)，閩浙再度分設總督。至乾隆三年(1768)，閩浙兩省又行合併，閩督仍駐福州府，閩浙總督節制福建、浙江兩省的行政管理機制最終確立。儘管這一時期閩浙總督的設置幾經分合遷移，但是福州一直保持了其作為福建省政治中心的地位，這一地位對其之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閩浙總督府
福州與雲南的昆明一樣，有督撫同城的問題，除此之外，福州不僅是福建巡撫衙門和閩浙總督的駐節之地，還是福州將軍的駐守之地，以及閩縣和候官縣兩個縣衙的所在之地。城市規模並不大的福州城，麇集了那麼多的衙門，不僅有“省布政使、按察使、鹽道、糧道、學政”等職責官員，還容納了“數量眾多的等候具體任命的候補官員”和“從全國各地的官府衙門退休還鄉的前官員”，福州也理所應當地成為閩浙臺地區的權力核心。
清初，由於明鄭政權在臺灣的事實存在，清王朝執行了非常嚴厲的海禁政策，尤以福建為甚。在清廷看來，鄭成功政權“以波濤為巢穴，無田土物力可以資生，一切需用糧米鐵木物料，皆系陸地所產，若無奸民交通商販，潛為資助，則逆賊坐困可待”。自順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施行了長達24年的遷界禁海政策，以杜絕“濱海各處奸民商販，暗與交通，互相貿易，將內地各項物料供送逆賊”。
明鄭政權的影響範圍
沿海人民數千年來，都賴海洋為生，即便再嚴厲的海禁政策也阻擋不了民間的走私冒險，康熙帝自己也說“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嘗斷絕”。所以在臺灣鄭氏政權投降清廷之後，朝廷於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下令重開海外貿易，其理由無外乎是“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事實上，多年海禁對閩粵沿海經濟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閩粵軍政開支都長期依賴“腹裡省分轉輸協濟之勞”，甚至成為內地省份經濟發展的累贅。
在海禁取消的背景下，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地區成立了四大榷關，即閩海關、粵海關、江海關、浙海關。據乾隆朝《福州府志》記載，“督理閩海關署，在府城外南臺中洲，國朝（康熙）二十三年設。雍正二年歸併巡撫管理。雍正七年復設。今並歸鎮閩將軍兼理，衙署仍在舊地”，“每年額銀六萬六千六百兩”。
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廈門設立閩海關分支衙門抽稅。由於廈門經濟和外貿發展迅速，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時，“閩海關錢糧，廈口居其過半，年徵稅銀十萬五千餘兩”，隱然有超越福州的可能。
清末閩海關稅務司公館
閩海關的設立並沒有像粵海關那樣刺激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直到晚清開埠之前，福州地區，乃至整個福建一省，經濟發展都很一般，尤其是糧食問題，長期依賴臺灣調劑。福州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則是五口通商時代來臨之後的事情。
鴉片戰爭之後，大清帝國在與英國進行開埠談判之時，未遭兵燹的福州卻成為開埠通商的焦點。清廷對於福州開埠非常在意，在道光君臣看來，“閩省為濱海巖疆重地，武備甚關緊要”，如果英國商人佔據福州，“則既據我腹心，一舉動而彼即知，一畫謀而彼先覺，誠恐整頓無地，設備無時，而善後亦終難有妙策矣”。
清代福州
道光帝在給談判代表耆英的諭令中說：“除福州地方萬不可予，或另以他處相易”。但是，英國方面同樣看重福州的地理優勢，表示“若能如其所請，即當永訂和約，不敢再啟兵端，不如所請，即行開仗”。萬般無奈，清廷最終還是答應了英方要求，“藉作一勞永逸之計”。
根據《五口通商章程》，福州直至1844年7月才正式開放，是五個 口岸中最遲對外開放的。英國商人重視福州，是因為此地靠近武夷山，盛產紅茶，而紅茶已經成為英國等歐洲國家日常生活的必備品。
近代福州港
大概在1853年，英國商人才迎來了第一批武夷山紅茶的輸出，此後其勢頭便一發而不可收，出口量迅速飆升。從1854年起直到19世紀80年代，福州對外的茶葉貿易量一直很大。據閩海關統計數據顯示，1854年，福州口岸出口茶葉為13萬擔計650萬公斤，而到了1856年，這個數字就達到1860萬公斤。在1863-1864年度，截至5月31日，福州出口的茶葉量分別是：英國約2000萬公斤，澳大利亞約375萬公斤，美國約318萬公斤，三者相加數量達約2700萬公斤。
據統計1871-1873年，中國平均每年出口值為11000萬元，其中茶葉出口值為5797萬元，佔52.7%。而福州口岸輸出的茶葉價值又佔全國茶葉的35%至44%。也就是說，福州僅茶葉出口一項，就佔全國出口總值的20%左右。到1880年，福州的茶葉出口貿易達到輝煌巔峰，出口量約為4000萬公斤，價值265萬英鎊，約為4000萬元（規元）。至此，福州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茶葉港口”，福州港在全國成為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港。
武夷紅茶
由於福州成為福建茶葉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和茶葉的重要產地，就促進了福州城市的繁榮，在福州從事茶葉貿易的人逐漸多了起來，當時茶行裡的分工已經非常細緻，計有“看更，理茶工人，打藤人，裱箱人，買辦，幫買辦，管帳先生，報稅人，茶樓人等，秤手，裝茶人，篩茶人，焙茶人，鏟茶箱人，打鉛箱人，做茶箱人······”等林林總總達五六十種之多，可見茶市的繁榮景象。
但是，福州茶葉出口貿易的繁榮沒有帶來福州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在第一批開放的通商口岸中，福州的近代化發展算是最慢的，很多現代市政工程設施都是到了清末民初才出現。茶葉出口貿易成就了福州大港的地位，但是同樣也是因為茶葉貿易的衰落，導致了福州城市的沒落，單一產品的依賴型經濟註定是難以持久的。
近代福州地圖
其他品種紅茶，如安徽祁門紅茶、錫蘭紅茶的崛起，衝擊了福建紅茶的優勢地位，清政府對於茶葉的重稅政策、英國資本對於茶葉市場的壟斷，這一系列的因素導致了福州茶葉出口業在19世紀末出現頹勢，至1890年以後每年出口僅幾十萬擔。此後的福州茶市儘管依然繼續慘淡經營，但再也沒能回到昔日的輝煌。福州城也隨著茶葉貿易的蕭條，也漸漸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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