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許知遠與馬東的對話，日前引發出一場對“知識分子”的討論。其節目內容本不出格，而是許知遠式的“知識分子姿態”激怒了年輕觀眾——尤其是物質潮流中成長，掌握新技術和媒介及互聯網思維的千禧一代，所謂“理性關懷”、“理想主義”等詞彙，已經被這代人瓦解或後現代化。
於是，奚落與嘲笑知識分子與“公知”成為近年來自媒體與網紅的時髦。這令被委任並肩負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變得尷尬。
我們需要聽聽作家阿爾貝·加繆的說法：“文明並不在於精緻化程度的高低。而是在於某種一整個民族共有的意識。而這樣的意識向來就跟精緻化無關。” 新的時代，傾聽更年輕一代的聲音比“公知”固守自己觀念更輕盈些，這才是一種開放的、寬容的格局。
認識一下我們所處的時代
當下時代，物質化、技術化、大眾化與泛娛樂化，加上新資本主義盛行，顯然已經進入世俗化時代。
還有，社會光鮮的另一面，卻是無公義現象。“傳媒技術”和“工具迭代”如一把接一把的劍，已經將知識分子逼仄到時代巷口——這使得知識分子一步步走向卑微。
如果我們對此沒有體認，並將種種看不懂的現象定性為“世俗與商業成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功利社會”，得出娛樂至死之結論。這樣的知識分子行為確實是充滿著腐朽的書齋味。
當下知識分子應該補課的是，先不談對新技術和媒介的理解以及掌握的自覺性上，就對新技術和新媒體及大眾娛樂的態度層面上，也應該深入認知。
重要的是，身為“公知”，到了一個時代轉變的特殊關頭，不是一味堅守自己的理念，質問誰對誰錯，而是要有懷疑自我的精神。這是人文主義的核心。說得更直接一點，如愛德華·薩義德所言，“知識分子是對任何權勢說不的人！”
千禧一代登場
“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這是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個觀點，意味深長。
反智時代是當下全球化趨勢，中國也不例外，千禧一代對於知識分子的教條式的姿態與言論充滿懷疑和鄙視：如許知遠貴族式的道德訴求與完美追尋在這代人面前似乎失去了可靠對象，於是他會若有所失。而年輕人聳聳肩，翩然離去——韋伯的觀點可以為他們直接挪用：“我就編織我的世界又如何。”
歷來，年齡的差距形成的代溝，知識分子與“庸眾”之間向來是對峙。但反智一代的鮮明性在於，先將自己劃入“庸眾”陣營，然後笑看你們這些精英們如何在嘴巴上展露自己的經驗以為是全人類的經驗，並向“理性關懷”、“理想主義”吐沫橫飛。
他們是在笑看，老人家總是喜歡說教，而年輕人則多多少少反智。低俗是品位出了差錯，自嘲是後現代處世方式。
大眾文化製造了一些依賴電視、手機的大批“意義難民”，這是他們的“宗教”，很多人通過美劇、日劇的日常性打開了看世界的維度，而不僅僅追故事情節；一個線上音樂小組對落魄青年的拯救力可能已經超過昂貴的專業心理治療師。
在新媒體時代，如果不改變，不去理解，不去融入“沉默的大多數”，這樣的知識分子就顯得偏狹和顧影自憐，被新一代摧毀原有的邏輯，並解構是必然的趨勢。
對這群反智一代的觀察，我突然發現：他們本質上是悲觀的，因而選擇了樂觀的生活；中國的知識分子卻是樂觀主義，相信世界可以改變，因而戴著各種面具，以各種姿態吶喊。而山水日月，世界這些客觀主體是不會聽、不會看人類表演的。
此時，閃過“垮掉的一代”作家傑克·凱魯亞克在《達摩流浪者》結尾的話：“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知識分子被夾在時代的夾縫間
曾經，知識分子是一個風光的群體，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米歇爾·福柯定論為，“知識分子就是由於道德上的、理論上的、政治上的原因自覺地成為（可以發出自己聲音的）普世、大眾價值的代表。”而這些代表也往往收穫來自社會的掌聲。
相對政客與商人，或者激昂的大眾，知識分子相對滯後一些，但以此認為他們“對大眾文化無知是一種惡”，顯得言過其實。知識分子對媒體的不信任和對新技術的不接受出於本能，這在詩人、哲學家那裡也如此。對大眾文化無好感來自古老的傳統，當代“公知”繼承了這份沉重的人文主義遺產。
隨著新媒體傳播影響力的擴大，一些“公知”意識到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的脫節。原因有多種：觀念與話題陳舊、自身墮落、附屬於政治、投身於財富等。問題是，當陳舊的“公知”們依舊用固執的態度，對大眾文化表示不信任，並以這種自帶結論的視角看待快速變化的時代，其實是在推卸責任——僅僅是憂慮一下，而並非主動地、積極地、全身心地介入問題中。
英格蘭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美麗新世界》中預言我們的文化會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也許我們正步入這種危機中。但事實呢，知識分子的憂患、個人意識面對他自我被排擠的情境下，發出的聲音是主觀、片面的，甚至有可能採用了一定技巧性。
山水日月，大千世界有其恆穩格局，中國古代文人安身立命其間，而當代知識分子處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背景下，似乎更關照現實。我相信於命運，“錯誤的生命無法正確地生活。”（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語）
理想已經落幕？
反智時代的到來並非是理想的落幕，恰恰相反，在千禧一代看來，此意味著各種被賦予神聖色彩的“思考”、“獻身”、“孤獨”等詞彙與行為被拭去光環，更寬廣的現實與精神之路被打開——以前是一群人追逐著一個人，而現在是人人賦予自己社會公民的意識。
世界經濟論壇捕捉全球範圍內的千禧一代的觀點和價值觀，這些被定性為反智一代關心：氣候變化，大規模衝突，不平等現象，種族，腐敗。他們的關心還體現在身體力行地投入到這些事業中。
難道所有的“公知”都意識不到這點，顯然不是，這個新生的空間在解構了他們所不屑的之後，娛樂-意義的通道正在逐漸編織和展開。這是老一代“公知”所憤怒、恐懼的原因——這股新生力量形成了與時代脈搏合拍的話語力量，正從他們的表達空間裡，輻射到現實世界，同樣充滿新鮮的力度。
還是回到前面所談的話題。
自媒體有個調侃：“像馬東一樣活下來，然後做回許知遠。”可能嗎？
許知遠的內心世界也許是精緻的，小眾而寂寥。這似乎跟中國當下知識分子的表狀相近，但他的問題是，不懂山水，不通圓融，也就毫無詩意。
節目最後，許知遠為馬東朗誦了一段描寫澳大利亞的文字。而馬東認為，“我覺得這人想多了。”
對所謂的人類命運，在反智一代的成長上，中國知識分子們確實有點想多了。馬克斯·韋伯認為，“一國之落後不在於民眾落後而是精英落後，精英落後的標誌就是整天高喊民眾落後。”可謂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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