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後，經時任國新辦主任趙啟正積極倡導、組織，2003年9月，國新辦在京舉辦首期政府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史稱“黃埔一期”，由此拉開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化建設的序幕，至今已16年。
如今，新聞發佈制度已經在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各個機構普遍建立，新聞發言人正在成為一種特定的職業。
當時的“黃埔一期”學員包括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等人。如今，這批發言人大都已退休，或返聘他職。
近日，由趙啟正任編撰總指導的《新聞發佈實訓》一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趙啟正、武和平、王勇平、王旭明等前新聞發言人，講述了自己長期在新聞發佈實踐中的經驗方法，披露了一些往事。此外，程曼麗、胡百精等來自高校的專家學者，根據多年專業研究，提供前沿觀察分析。
趙啟正：領導幹部不善於和媒體溝通，執政能力就不完整
趙啟正出生於1940年1月，他曾歷任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副市長兼浦東新區管委會首任主任，1998年任國新辦主任，2006年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至今。
談及新聞發佈，趙啟正說，“領導幹部的新聞素養已經是執政能力的要素之一，不善於和媒體溝通，執政能力就不完整。我們所處的是信息時代，信息就如同空氣，每天都要接觸，須臾不可離。一個現代人不可能不關注信息，特別是領導幹部，每天要有一定的時間閱讀信息、思考信息、發出信息，那就必須重視媒體，要利用媒體做橋樑和接力棒。你如果做不到，就給小道消息留了空間和時間，再去闢謠則事倍功半了。”
趙啟正認為，應對公共危機事件，當事情發生時，你不及時地講真故事，別人就會講假故事，因為假故事離奇和製造者別有用心，它“跑”得快，真故事往往“追”不上它。“先入為主”在各國都是一樣的。不能因還沒有調查清楚就不去發言，並且以“後發制人”來遮掩自己的遲鈍。這是不對的，很多事實證明後發制人往往會失敗。瞭解到多少情況就先說多少情況，以後可以再補充。這樣公眾就能接受和理解，知道你盡了責任。
“突發事件有複雜性，要做到迅速、準確地發佈，就得講究效率。所以，報道好突發事件，首先必須建立起有效的責任系統，這個系統要極其高效才行。”趙啟正認為，所謂新聞發佈，不是有了緊急事態和突發事件才發佈，而是在日常就要建立本機構新聞發佈的機制，隨時發佈應當讓公眾知道的信息。
談及新聞發言人的素質，趙啟正概括為三句話：政治成熟，立場正確，勇於負責；內知國情，外知世界，兼修文化；講究邏輯，有理有節，善待記者。
王勇平：面對質疑，不能冷漠粗暴地講狠話、辦狠事、用狠勁
王勇平於2003年至2011年任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談及這段經歷，王勇平說，“於我而言，滄海桑田，經歷風光與風波，初心猶在、信念猶在、情懷猶在。”
王勇平在文章中提出新聞發言人應盡擔當之責、打有備之仗等十個論點。“政事兒”注意到，他多次談到自己的親身經歷。
王勇平在2011年7·23溫州動車事故新聞發佈會上，因“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成名，成為輿論爭議的對象。談及這段經歷，他回憶，“這次事故影響極大，中外關注，非同小可。多年的發言人經歷告訴我，一些媒體潛意識會把發言人當作事故責任人，會把發言人的解答當作狡辯。這次來的記者人數眾多，情緒急躁，且中外媒體混雜，發佈難度極大。一旦有絲毫的閃失，更會成為人們憤怒的靶標，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身敗名裂。”
“這個時候，於我而言，上與不上，面臨選擇。選擇不上，無可厚非；選擇上去，職責所在。雖然明知有風險，還是前去面對。由於各種因素所致、後來這場發佈對我個人帶來了猛烈而綿長的壓力及衝擊。”
王勇平稱，在處置突發事件時，新聞發言人要尊重公眾、尊重媒體。態度要誠實，說話要誠懇，做事要誠信。面對質疑，要注意方法、尺度和藝術，不能冷漠地、粗暴地講狠話、辦狠事、用狠勁，防治輿情處理不當造成輿情次生和輿情失控。
“這句話伴隨我走過漫長的輿論炒作過程，甚至成為我的一種標籤。我不想再做過多解釋，只是真誠地希望此事成為各位發言人同道的前車之鑑。”
王勇平還披露，趙啟正曾在一次會上評價他：“敢於擔當——在關鍵時刻需要有人站出來時無所畏懼挺身而出，中流砥柱——在輿論浪潮橫流時堅持原則講出真相，心靜如水一一在身處輿論狂炒時默默承受繼續工作。”
那次新聞發佈會後不久，王勇平離開發言人崗位即將出國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領導把他及有關部委的發言人召集在一起，國新辦一位領導說：“我們從事的是一項重要、崇高而又艱鉅的事業，我們用辛勤的勞動和汗水，努力推動政務公開、推動國家的進步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在社會快速發展和變革時期，我們的工作難免會遇到挑戰和挫折，但相信我們的艱辛和付出能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
王勇平表示：“八年的發言人生涯，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有起伏也最為精彩的一段生活。當我要為這段生活畫上句號時，我很坦然，因為主觀上我盡力了。”
王旭明：人不可能不犯錯，政府也一樣，坦誠認錯是起碼品質
王旭明於2003年至2008年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後任語文出版社社長，2017年卸任。
“我們必須明確，新聞發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類幹新聞發言工作的人。因此，我一向認為，新聞發言人在擁有許許多多技術手段的同時，應當也是有豐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誠、善良和美好的人。”王旭明在文章開篇寫道。
他認為，新聞發言人，尤其是當下中國非職業化的新聞發言人，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情下的新聞發言人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我國的新聞發言人，更應該強調作為“人”的新聞發言人，而不是作為“職業”的新聞發言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大讚同有些專家學者過於強調技巧培訓，把技巧訓練當成新聞發言人第一要務，這與我國的實際國情不合，也與我國新聞發言人的實際情況不合。”
王旭明說，一個真誠善良和熱愛媒體的人，即使在技巧方面有所欠缺，也可以得到公眾的原諒、認可和理解，為所在部門增輝添色。我國當前相當多的官員和發言人還不那麼真誠，不那麼善良，也還不那麼熱愛媒體。因此，在媒體和公眾面前，雖然有一些表達技巧，但很快被人識破，甚至危害到某項事業的發展。“要想發好言，首先做好人。”
“人不可能不犯錯誤，政府部門也一樣。坦誠地承認錯誤，實事求是地改正錯誤，這是政府部門的起碼品質，也是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要求。”王旭明認為，新聞發言人首先要提供基本的事實，其次要表達基本的態度，這兩點是核心。要以事實勝於雄辯和懇切的態度對待媒體，清楚的就說清楚，不清楚的就說待查，該認錯的就認錯，即使不是自己的錯誤也要表示協同有關方面解決。
發言人能否說“無可奉告”？王旭明認為，知道了但上司不讓發言人說，發言人就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地告訴公眾，沒有得到授權，不能說，事件正在調查中，還無可奉告。“無論何時何地，新聞發言人的底線都是真實。當然，在表達‘無可奉告’的時候，發言人可以採用更為委婉的語氣和表達。”
武和平：新聞發佈不能僅簡單迴應，更需說明事實，剖理釋疑
武和平曾任公安部原宣傳局局長、新聞發言人，與王旭明、原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並稱為新聞發佈領域的"三劍客"。2012年卸任公安部新聞發言人。在任期間，武和平很少引起爭議。
在書中，武和平提出，新聞發佈制度成立以來，最具意義的變化是新聞發佈者提高了媒介素養，善於進行議題設置，主動引導媒體設置議題，有效引導受眾，從而化解公共輿論危機。
他以“崑山反殺案”為例分析道，在互聯網時代，隨著社會進步與傳播手段的深刻變革，公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關注社會敏感事件，並且形成了一個“個人編髮、公眾交流”的巨型輿論場。這個輿論場已經成為信息的策源地、輿論的生成地、思想的集散地和司法的評論地。
“人們幾乎把每起敏感的社會事件都拿到這裡評判是非曲直，這就要求作為信息公開、新聞發佈的主體必須迅速對事件做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同時積極迴應社會關切，不失時機地將具有價值導向的事件真相以及法治思維提供給媒體受眾，使之在思想增量、知識解讀的過程中，將碎片化、多元化的網絡意見形成'最大公約數'，使全面依法治國在每起事件處置中得到具體體現。"
武和平還提出，政務公開和新聞發佈，不能僅止於公開，簡單迴應，更需要說明事實，剖理釋疑；不僅要立正豎直幹得好，還要提供基礎知識和“看法”，詮釋方針政策，影響並塑造輿論，避免消息的不對稱造成輿論勝於法律的“媒體審判”。
在書中，武和平還根據自己多年的案例觀察，從遼寧“蟻力神”涉眾詐騙案、上海五名法官集體嫖娼案等，提出了八個化解公共危機的方法。“在輿論危機中，處置態度決定思路，思路決定辦法，最終決定著輿論引導的效果。相對技巧而言，態度永遠是第一位的。有了正確的態度指向，就會擁有多種化解危機的方法。”武和平說。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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