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
“1929年至1978年是一段漫長的工作生涯，”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逃避之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3月版）寫道，“不過在我考慮退休以前，我與自己有個約定，戰後我的雄心壯志就是寫一部沒有常規暴力的間諜小說。”何為“常規暴力”的間諜小說？就是缺乏冒險和傳奇性的經歷，沒有香車和美女的詹姆斯·邦德，將間諜活動的日常生活展示出來：男人們每天都去辦公室朝九晚五的坐班，上班也是蹲守在格子間分析文檔和解碼電文，毫無危險的例行公事，像任何平庸而枯燥的職業一樣。
這根本不像格林的間諜小說中描述的情節。但是這卻是格林生活中的模樣，他在《逃避之路》中提到，二戰期間，他在情報部門工作，起先在西非，然後在倫敦，“事實上，我在工作中很少遇到刺激或傳奇事件”或者“傳奇事件相當缺乏”。如果我們把格林小說中那些驚險的間諜遭遇與他大半個世紀的為英國情報部門服務的經歷進行對照，我們很容易就認為，他的生活就是他小說中寫的那樣，或者借用他一本書的標題《生活曾經這樣》。我們對間諜賦予了某種神祕的色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幻想，總覺得他們的生活中時時刻刻存在的危險加劇了他們工作的冒險性質，這種獨特的經歷給他們以後的寫作提供了很好的資源。但是不得不承認，這種傳奇是隻是我們的一廂情願的捏造，事實上，“我面對的是檔案、檔案、無窮無盡的檔案”，“沒有傳奇和暴力事件打擾我們：只有封閉生活導致的某種無聊和厭倦”。
美國戰地記者戴斯特·費爾金斯在他的著作《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中提到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經歷的那些戰爭時，他回到家裡，人們總會問起戰爭是否像別人說的那麼可怕。“絕對的”，他說，然後就無法再繼續說什麼。這是一種很荒誕的經歷，因為就算你可以給他們講述幾個故事，他還沒說完別人已經走神了，他無法跟人講述自己經歷的戰爭：“我不能和沒去過那裡的人講述任何事情。”這是一個悖論，我們都需要了解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真相的殘酷突如其來，我們會下意識拒絕傾聽。
《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是一本如此真實細膩描述戰爭場景的書，那些令人心碎和荒謬的片段，那些在炮火連天和人肉炸彈橫飛的街道上生活的人們，甚至深入戰場腹地不被理解的年輕戰士，都有一副清晰無辜的面孔，他們都是戰爭的犧牲品，政治的附帶損害。英國《衛報》上曾經評價說，儘管書中記述了許多悲劇，全書依然成就了“令人景仰的美”。戴斯特說他在伊拉克待了太久，經歷了無數爆炸、槍擊和死亡，他活下來，但是覺得有些麻木了：“危險於我而言，只是一些概念，不全是真實的，它們是我寫下的那些東西，殺死別人的那些東西。”
同樣參與了戰爭，格林的經歷是平淡無奇，而戰地記者戴斯特像每天都與死神擦肩而過。不過，他們都熬過了戰爭，都用筆記錄下自己的經歷。
最後介紹的一本書是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的《為什麼？》。蒂利在這本書中提出，人們對做過的事情給出理由時，習慣性遵循的四種方式：慣例、故事、準則和專業表述。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在問為什麼，基本都是下意識的行為，不會用這種專業的方式分析自己的行為動因。生活中的小事一般都會遵從慣例和故事的方式，涉及相對專業表述和準則方面比較少。但是在蒂利《為什麼？》（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5月版）開篇中，他採用的事例是分析“9.11”事件，除了很多受害者和旁觀者的普通視角，更多的是涉及到準則和專業表述。換句話說，一件事情發生後，當我們追問為什麼時，根據事情的大小和嚴重程度，分別會涉及到這四種不同的組合方式。生活中普通的小事可能使用慣例和故事給出理由的佔大多數，但是嚴重的事件就需要結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組合才能儘量客觀給出理由。這是人類群居生活模式中最為根深蒂固的社會習慣。因此，蒂利把人界定為一種“理由給定的動物”，因為只有人在年少時開始給定和要求理由，並且在日後的生活中繼續追問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