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反對北伐、魯迅“思路轟毀”：漫談北伐期間文化精英的選擇

1926年起，廣東革命政府的國民革命軍向北洋軍閥發起進攻，北伐戰爭掀開序幕。雖然蔣介石、汪精衛最終先後發動反革命政變，使得革命功虧一簣，但國民革命軍大體上是一路勢如破竹前進的，北洋軍閥被擊敗只是時間問題，戰爭似乎一開始就勝負已分。但當年有不少大學問家、文化界名流對北伐戰爭、大革命的態度十分微妙，他們並沒有站在一路凱歌頻傳的北伐軍一方，在主觀上往往並不接受大革命的綱領，而對戰爭造成的破壞尤為恐懼，對北伐軍的軍紀更是不抱任何希望。其原因是多元的，其中一條是大革命的參與者與這些功成名就的大學者並非同路。

羅志田先生在書中提到了民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問題

南方革命政府的參與者主要是各地的邊緣知識分子。與王國維等象牙塔中的大學者不同，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缺乏進入體制的途徑，社會地位日漸邊緣化。這些年輕人有熱情，有知識，有行動能力。對於這些新一代的知識分子而言，身上還保留著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壯志，而受教育階段起就廣泛接觸西方進步理論，對改造社會有十足抱負，對傳統的社會偏見也並不介意，好男何妨當兵，秀才也能革命。廣州革命政府就吸引了大批這樣年輕的邊緣知識分子。

張作霖試圖將廣東革命政府汙衊為暴民集團，從而凸顯自己北洋軍閥的所謂“正統”

張作霖在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後，曾發表宣言說：南方政府“利用多數貧民及下流社會之心理，鼓動青年學子、激烈暴徒，以亂我國家。”自北伐軍“侵入湖北後，凡優秀分子之有資望者，附之則指為投機，不附則又指為反革命。仕宦則指為貪官汙吏，商民則指為劣紳土豪。”可見，在張作霖等軍閥的宣傳話語中，南方革命政權代表了“貧民”、“下流社會”、“激烈暴徒”的主張，而北洋政府則是“優秀分子之有資望者”、“仕宦”、“商民”的庇護者。

然而，許多傳統知識分子牴觸大革命並非受到軍閥宣傳所矇蔽，而是有一以貫之的主義指引。老派民族主義者章太炎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許多人看來，章太炎是老革命了，蹲過清廷的大牢，主編過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當年為了和主張漸進的改良派脣槍舌戰，寸步不讓，怎麼此時又反對起自家國民黨領導的革命來了呢？

國民黨元老章太炎此時也反對起北伐軍

其實，章太炎反對南方政府的原因非常明確。他對於孫中山的聯俄政策，特別是在蘇俄支持下建立黃埔軍校等行為，抱以“異族宰制中華”的惡評，引為不可原諒之罪惡。在大革命開始前夕，章太炎支持奉系打擊吳佩孚，但他看到奉系著名“大詩人”張宗昌利用白俄軍隊打擊中國人，就立刻轉為支持吳佩孚，並怒斥奉系犯下“叛國之罪”。1926年8月，章太炎正式通電反對北伐說：“借外兵以侵害宗國者謂之叛，奉外國為共主者為之奴。”親眼看到以“恢復中華”為己任的革命團體轉而接受外國奧援，章太炎深感自己革命同志背叛理想，昔年心血掃地殆盡，其失望可想而知。

黃埔軍校。臺下白衣的蘇俄顧問十分醒目，這正是章太炎所反對的。

章太炎自青年時代開始，數十年一以貫之，不曾改變其民族主義者的立場，這在政治氣氛波詭雲譎的清末民初實屬難能可貴。然而，在當時的中國環境下，任何政治勢力都不大可能完全排斥外國勢力，而南方革命政權秉持的社會革命理論才是最有可能實現中國獨立的途徑。在看到軍閥悍然捕殺平民的暴行之後，良知再也不容許他繼續站在反動的一方，思量再三，唯有抱以長久的沉默。“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章太炎以“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的范蠡自況，終於轉身回到故紙堆中，再不願出來。

然而，偌大一箇中國，當真沒有一個文化人擁護革命嗎？這顯然不可能。在當時的中國，只要對悲慘現狀有所警醒者，一定不會排斥革命。只要良知未泯者，遲早會無法容忍北洋軍閥的粗鄙蠻橫。而這些進步知識分子面對忽而席捲海內忽而又以“清黨”屠殺告終的大革命，其心態也勢必會經歷過山車般的大起大落。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無疑是曾被國共兩黨奉為“戰士”偶像的魯迅。

中山大學鐘樓，魯迅曾在此居住。中山大學是中國第一所貫徹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的學校

早在1925年，魯迅就說過，“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是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這種對革命武裝毫無芥蒂地態度是當時文人中所不多見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後不久，魯迅就從北京來到廈門，1927年1月更是來到革命中心的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直到9月離開，整個大革命期間魯迅始終能感受到革命形勢變化的風吹草動。

魯迅任教的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是孫中山創立的一文一武兩所高校之一，與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齊名，當年的中山大學委員長正是國民黨內意識形態的權威戴季陶。戴季陶期間強調中大要行黨化教育，大學政治訓育必以“黨化為原則”，有意把中大辦成國民黨的黨校。可見，魯迅來到中大任教，本身就能表明其立場。在北伐軍勢如破竹挺近中原期間，凡有勝仗，魯迅定會與許廣平在書信中分享自己的喜悅。在這種樂觀局勢下，魯迅在中山大學對莘莘學子激情洋溢地演講，鼓勵學生不要沉醉於廣州的和平氛圍，“平靜的空氣，必須為革命的精神所瀰漫，這精神則如日光，永遠放射，無遠弗到。”

中山大學委員長戴季陶

1927年4月8日，魯迅應邀到黃埔軍校演講。面對講臺下一張張熱情的面孔，魯迅再次明確表達了以革命武力驅逐軍閥的立場。魯迅坦言：“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時任中山大學委員會代理委員長的朱家驊，根本不理睬魯迅的呼籲

不幸的是，在魯迅發表這段演講後的第四天，上海爆發了四一二政變，4月15日，廣州城內國民黨機關開始大肆搜捕左翼革命者，魯迅雖對形勢早有隱憂，但未曾料到有如此急轉直下之劇變。在中山大學，魯迅眼睜睜看到昔日課堂上志同道合、朝研昔討的年輕學生被軍警抓走，急忙以文學系系主任身份召集各系負責老師開會，要求當局釋放學生。魯迅向中大負責人朱家驊進言，學校保護學生，天職所繫，既然五四運動中學校能營救回學生，這次也該全力以赴。結果朱家驊根本不當回事。魯迅終於憤而辭職。

離開廣州，避居上海的魯迅，面容蒼老不少

事後，魯迅在《三閒集》序言中將自己的情緒毫無保留地訴諸筆端。他坦言，“我是在二七年被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州的。”痛心疾首的魯迅，想起二七年的反革命政變，直稱“我的思路因此轟毀”。

參考文獻

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

李安葆：《魯迅與北伐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