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可謂是郁達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兩人之間那段以激情始卻以悲劇終的情愛糾葛曾轟動一時，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當年郁達夫在滬上友人家中初識杭州美女王映霞時，一瞥驚鴻驚為天人，遂展開了強烈、真摯而又執著的攻勢。為贏得王映霞的歡心，郁達夫寫了無數的情書和情詩，其中一首被時人傳誦一時：“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1928年2月，郁達夫的熱情終於打動了王映霞，他們也因此成為了那個時代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詩人柳亞子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並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於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鬱、王之間漸生罅隙。後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愈裂愈深，終至最後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迴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孤身回國
1940年5月，已與郁達夫離婚的王映霞準備離開新加坡回國。臨行前一天，王映霞獨自到學校去把兒子鬱飛接出來看了一場電影，告訴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國去了，以後要學會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當時的心情是極為心酸的。當王映霞啟程回國時，郁達夫說他在南天酒樓為她餞別，並寫了《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雲：“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拋白首盟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這首悽婉的離別詩今天讀來依舊令人為之動容，但王映霞卻在其回憶文文章中否認了郁達夫的這個說法：“我離開星洲的時候，他並沒有在南天酒樓為我餞別，也沒有寫過兩首詩。我辦好護照離開的那一天，他照常到報館去上班，只是派報社同事送來兩百塊錢給我做路費，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沒有，只有我的女同學和幾個關心我的朋友借給我的路費。”郁達夫究竟有沒有給王映霞餞別？《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是不是郁達夫的“憑空之作”？我們不得而知，如今兩位當事人均已過世多年，這個謎團只有留待後世去研究考證了。
郁達夫與王映霞
王映霞走後，郁達夫的心情是極為矛盾複雜的。一方面他一直認為王映霞確實與許紹棣有不正當關係，他給朋友的信中仍說：“王氏已與弟完全脫離關係，早已於前月返國。此後之生活行動，兩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過去，重新做人。若一誤再誤，到流為社會害出，那就等於我殺伯仁了。”另方面，畢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黃浦江邊的一見傾心，西子湖畔的紅袖添香，經常閃現在郁達夫的腦海裡，他為此感到無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懷念，這從他後來寫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來：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 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 縱無七子為哀杜，猶有三春各戀暉。 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孃真個幾時歸。”
王映霞從新加坡到香港後，請朋友分別在香港《星島日報》、重慶《中央日報》和浙江《東南日報》代登《王映霞離婚啟事》：“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已在星洲五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兒子三人，統歸鬱君教養，此後生活行動，各不相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啟。”
王映霞與郁達夫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飛往重慶，是年冬，任婦女指導委員會保育院保育員，次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特檢處祕書，隨即到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慶再披嫁衣。新郎鍾賢道是江蘇常州人，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是王正廷的得意門生，當時任職於重慶華中航業局，擁有不錯的地位與權力。王映霞與鍾賢道的婚禮冠蓋雲集，賀客如雲，震動了整個山城，郁達夫的朋友、專欄作家章克標在《文苑草木》中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記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著名作家施蟄存還專門為王映霞賦詩一首：“朱脣憔悴玉容曜，說到平生淚跡濡。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欲玷荊和壁，歸妹難為和浦珠。蹀蹀御溝歌決絕，山中無意採蘼蕪。”對於這次隆重的婚禮，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闊別星洲四十年》（載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文中回憶說：“我始終覺得，結婚儀式的隆重與否，關係到婚後的精神面貌至巨。”
鍾賢道對王映霞非常體貼，婚前他就對王映霞許諾要把她失去的年華找回來，婚後他讓王映霞辭去工作專事家政。解放後，鍾賢道到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工作，生活比較安定。“三反”運動中，鍾賢道被懷疑貪汙受到審查，後經調查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虧只是口頭參加，既無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歷史後即被解禁。王映霞關押期間，鍾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鍾賢道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王映霞安心靜養，又帶她到外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鍾賢道對王映霞極為慷慨大方，對自己卻非常節儉，穿的衣服是家裡最舊的，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幾角錢的便宜貨。王映霞對此深為感激，曾多次對朋友說：“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38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鍾賢道在上海病逝。對於生命中的兩個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傳中作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飄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臺灣之旅
1986年，退休後的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將與郁達夫來往的書信結集成冊，出版了極富史料價值的《達夫書簡--致王映霞》，還編撰了《王映霞自傳》《我與陸小曼》《我與魯迅和許廣平》《我與郁達夫》《我與丁玲》《歲月留痕》等回憶性文字，在大陸、港澳等地結集出版或在臺灣《傳記文學》發表。
王映霞在杭州
1990年，已83歲的王映霞應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社劉紹唐先生和原《中央日報》社長鬍健中先生之邀，以“傑出大陸人士”的身份訪問了臺灣。王映霞在臺前後逗留了3個月，會見了多位親朋故舊並專門拜訪了30年代的舊交、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陳立夫寓所位於臺北士林區一座綠意盎然的山坡上，當王映霞步入客廳時，時年92歲高齡的陳立夫甩掉柺棍趨步上前，作個揖說：“王女士，想不到我們還能見面，不容易，不容易呀！”王映霞含著眼淚細細打量陳立夫，只見這位當年儒雅風流的故交已鬚髮皆白。老友重逢，他們沉浸在逝去的歲月中，陳立夫談到50多年前他們在杭州“樓外樓”相聚的往事，還興致勃勃地憶起臺兒莊大捷與武漢會戰期間兩次和郁達夫的長談，對達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見面後的第二天，意猶未盡的陳立夫讓祕書送來了贈給王映霞的條幅：“春花開得早，夏蟬枝頭鬧，黃葉飄飄秋來了，白雪紛紛冬又到。嘆人生容易老，總不如蓋一座安樂窩，上掛著漁讀耕樵，閒來湖上釣，悶時把琴搞，喝一杯茶樂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屬，陳立夫時年九十二。”老先生字樂觀的生活情趣和對老友的深深叮嚀，令王映霞感慨萬千唏噓不已。
訪臺歸來後，一直在上海獨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傷骨，從此搬到杭州與女兒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從小生活的地方，女兒經常用輪椅帶著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詩如畫水光瀲灩的湖畔，常常會有遊人回顧讚歎：“這麼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鶴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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