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與美文的跨界混搭，你有調，我有譜。
文人的真面目
易中天
百度釋義，文人，指會寫文章的讀書人。著名作家張修林在《談文人》一文中談到，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著創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寫作者，嚴肅地從事哲學、文學、藝術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懷的社會科學的人，或者說，文人是追求獨立人格與獨立價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會和人性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從工作方式與社會價值上給出了文人的定義，而文人自身又是怎樣一群人？讀了此文讓我對文人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個本性
在進行了四篇文章的討論之後，我們應該大致清楚了：士人、學人、詩人的特點是真，文人是偽。士人有真風骨，學人有真學問，詩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沒有學養；只有慾望，沒有理想；只有風向，沒有信仰。所以，他們也“只有姿態，沒有立場”。儘管那姿態，往往會秀得“絢麗多彩”，能夠“顛倒眾生”，甚至“驚世駭俗”。
這也並不奇怪。前面說過，文人的“本職工作”和“歷史使命”，就是幫閒和幫腔，偶爾幫凶。只不過，有幫得上和幫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擠、體制內和體制外之別。
但，無論當班還是待業、在崗還是編外，甚至不過“閒雜人等”，其實“自作多情”，也都要走臺、獻藝、開屏，而且是秀給別人看的。既然如此，便並不需要什麼學養、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獨立的立場，“風姿綽約”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學問，但那是用來賣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來表演的；還多半會有聰明才智，但那是用來舔痔瘡的。
有一次，一個文人進上書房，懵裡懵懂，隨口問了句“老頭子來了嗎”。不料乾隆從屏風後轉出，問他“老頭子”是什麼意思。這文人立馬跪下來奏道：萬壽無疆謂之老，至高無上謂之頭，父天母地謂之子。
皇上龍顏大悅，這文人也轉危為安。看來，正如士人有傲骨，並不妨礙他謙和；文人多傲氣，也不妨礙他諂媚。甚至他們的“滿腹經綸”和“一腔熱血”，就是用來幹這個的。
顯然，文人這一類型或品種，實在頗具“中國特色”。當然，是帝制時代的。現在雖已共和，奈何其陰魂不散！於是，幫閒者有之，幫腔者有之，幫凶者亦有之。“反右”時，“文革”中，最熱衷於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
文人的德性，統治者心知肚明。最早把話說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與吳質書》中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在《典論•論文》中，則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就是成語“文人無行”和“文人相輕”的出典。
前面說過，文人一詞，有三種用法和定義。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後來指“文祕”。再後來，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這種用法，最早就出現在曹丕的這兩篇文章。可見，後世通用的“文人”一詞，剛一出現，就伴隨著惡評。與“文人”相關的好詞，卻似乎沒有。
這就意味深長了。要知道，在統治者中，曹氏父子對文人，要算最好的。他們自己就是詩人，曹丕還是文藝理論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參加王粲的追悼會，還帶頭學驢叫。曹丕尚且這樣說，則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兩副嘴臉
可惜，像曹丕這樣的明白人，並不多。
說來也不奇怪，因為文人原本就有兩副嘴臉，一副叫諂媚，還有一副叫狂傲。諂媚當然沒人看得起，狂傲卻有吸引力。因此，坊間流傳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讓楊貴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類。禰衡的“擊鼓罵曹”，也為眾人津津樂道。
這類故事之所以廣為傳播，又有兩個原因。一是新奇。所謂“傳奇”，不奇誰傳？但既雲傳奇，當然稀少罕見。這豈非反過來證明，文人當中，其實狂者不多？
第二個原因，就是“替代性滿足”了。也就是說，在民眾的內心深處，至少有某些統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閹豎，是該罵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視的。但當真自己來罵，尤其是罵正在臺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別人來罵，還罵得出彩；有別人來蔑視，最後又沒出問題。這就皆大歡喜。文人狂傲的傳奇，便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這當然有相當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可惜說到底，還是一種“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寧可信其有，不肯信其無。久而久之，便信以為真，把假象當成了真相。
其實這事，應該說是“亦真亦幻”。前面說過，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崗”和“待崗”之別。這就要“見用”。用不上，就會鬧情緒，發牢騷，甚至惱羞成怒，破口大罵。比如禰衡，就曾懷揣名片，奔走許都。求職不成，這才罵遍朝野。
就連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當作如是觀。要知道，歷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當上了的如“寵姬”，沒當上的如“怨婦”，但都無不“盼臨幸如望雲霓，展菊花似綻新蕊”。只要皇上的龍體能夠眷顧，哪怕去當夜壺。皇家的夜壺，也總歸是金貴的。
如果連夜壺都當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變成“狂人”。這跟後宮嬪妃為了爭寵，由撒嬌而撒潑，沒什麼兩樣，甚至就是“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正所謂：夜壺不能當，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喚，沒人不上床。文人會有兩副嘴臉，原因就在這裡。
至於“新文人”，則不過換了東家。東家不定就是誰。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民眾。他們自己，則既可當“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場就是官場，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態，沒有立場”。
既然本無立場，也就無所謂“左右”。左也好，右也罷，都是“走臺”，都是“作秀”。正如我在《韓寒的新衣》中所說，對於他們來說，“為民請命”和“含淚勸告”沒有本質區別，只看“畫眉深淺入時無”。
三種姿態
除了狂傲，清高也是文人的一張臉，一副牌。
文人清高嗎？當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屬於士人。文人，其實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過，久而久之，養成習慣，有時也變成了真清高。這就正如世界上本沒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這樣的清高，也有三種。第一種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賞，自以為天下第一，誰都不放在眼裡。這種名為“清高”，實為“傲慢”。第二種是忸怩作態，待價而沽，口頭上唱的是“歸去來兮”，骨子裡想的是“終南捷徑”。
這種名為“淡泊”，其實“鑽營”。第三種就是演技頗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風塵女子”，也有“清純少女”型，賣藝不賣身的。看走了眼，上當受騙，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為什麼要故作清高呢？因為“賣相”較好。要知道，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古代讀書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罷，都一樣。只不過，士人是去幫忙，文人卻只能幫閒和幫腔。
這就讓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負的，難免憤憤不平。如果連幫閒和幫腔的份都沒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棄，其實是“撒嬌”；天子呼來不上船，則其實是“撒氣”。因為李白，是並不甘心當文人的。
撒嬌和撒氣，有沒有用？難講。但狂傲和清高，則肯定有利於“講價”。人都是容易“犯賤”的，皇帝或掌權者也一樣。你越是諂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擺擺譜，沒準他更想要。這道理，有經驗的交際花都懂。你不把銀子花夠，功夫做足，她決不會跟你上床。
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來的，也有演出來的，都是姿態。至於恃才自傲，則其實是狂傲，是嘴臉，也是姿態。但無論哪種，都不敢蔑視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不但不敢得罪，還要受其蔭庇，分其杯羹。所以，諂媚也是真嘴臉。
故，古之文人，有兩副嘴臉：諂媚和狂傲；也有兩種姿態：狂傲和清高。但這是“老皇曆”。新中國成立後，五十年代“思想改造”，七十年代“鬥私批修”。狂傲和清高，是重點打擊的對象之一。這是連撒嬌和撒氣，都被不允許，誰還敢故伎重演？
現在就更沒市場。改革開放後，公民作為個人，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和選擇權。進入互聯網時代，更可以對他人的作品和言論，自由地表達好惡和愛憎。這個時候，如果還傲氣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視甚高，目中無人，誰尿你呀？
這就要調整姿態；而新文人的新姿態，或者說新表情，就是“憤激”。
新的表情
調整是必須的。前面說過，凡文人，都要走臺、獻藝、開屏，而且是秀給別人看的。只不過，以前是秀給朝廷看，文壇看；現在則要秀給網民看，大眾看。但，不管給誰看，都得察言觀色，弄清楚看客喜歡什麼，才能保證“收視率”。
選擇憤激作為姿態，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現如今，雖然日子越過越好，卻又差不多每個人，都憋了一肚子氣。弱勢群體苦，中產階級難，其他人也各有壓力、煩惱和憋屈，可謂“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很想“出他孃的一口鳥氣”，是民眾的普遍心理。
這時，如果有人出來“代罵”（呵呵，不是“代駕”），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罵誰，只要罵得痛快，也能讓人爽。某些從不講理只會罵人的傢伙，居然擁有眾多粉絲和擁躉，這是原因之一。
何況憤激也有傳統。辛亥以後，革命成了主旋律，激進成了主流派。調門越高，就越是顯得立場堅定、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只不過，以前是一邊倒地“左”，現在是分左右地“憤”。但無論“左憤”還是“右憤”，共同的特點，都是憤激、非理性、不講道理。
這就值得警惕。因為沒有理性的立場，很可能只是姿態，或者表情。因此，他們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完全可能只是為了表態，站隊，搶話筒，昭告天下，佔領道德制高點，爭奪公共話語權。這樣的“俠義”，豈不可疑？
何況就算他們的想法是真實的，又怎麼樣呢？也只能培養造就“太平天國義和團”，再加“革命小將紅衛兵”。事實上，憤激的情緒，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它只能有一個效果，就是為走臺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
當然，國家有難，世道不公，有人出來說話，總比萬馬齊喑好，哪怕那人其實是作秀。不過，我更希望是“理性的聲音”，而不是“正義的火氣”。憂國憂民沒有錯，卻決不等於罵爹罵娘。我們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還是理性。
事實上，有三種憤激：當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種，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個人，房子被強拆了，案子被錯判了，血汗錢被私吞了，親骨肉被殺害了，你還讓他“淡定”，那是沒有心肝。
第二種，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為“路見不平一聲吼”，原本“見義勇為”，總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溫良恭儉讓”。不過，我也願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點。至少，弄清事實。否則，弄不好就會整出“冤假錯案”，那可是違背初衷的。
至於文化人，則必須理性。他可以“憤怒”，不能“憤激”。或者說，可以怒罵，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於理性的判斷，歸於理性的分析，而不是罵娘洩憤，煽動情緒。極端的情緒化，不是“士人的傳統”，更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的良知與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