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的博弈，結盟伊斯蘭世界，讓新教英國在天主教歐洲存活'

在歷史上，由於宗教信仰的分歧，曾導致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之間爆發過多次戰爭。實際上，看似宿敵的雙方也曾有過短暫的合作，比如伊麗莎白統治時期的英格蘭，就曾經跟奧斯曼帝國、摩洛哥等結為聯盟。不難想象，這種合作關係不會特別順利，其間勢必夾雜著希望和恐懼，可以說是伊麗莎白女王在伊斯蘭世界進行的大膽冒險。

傑裡•布羅頓在《女王與蘇丹：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與伊斯蘭世界》中著重講述了英格蘭與伊斯蘭世界的這段關係。傑裡•布羅頓善於從一個獨特的側面展開歷史視角，比如在《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中，選擇十二幅地圖串起世界史的片段；在《女王與蘇丹》中，則選擇了在伊麗莎白時代廣受歡迎的戲劇創新，來剖析英格蘭與伊斯蘭國家聯盟在英國民眾階層中產生的影響和反饋。

英格蘭作為基督教國家，卻與伊斯蘭教國家結盟，這種做法無論怎樣看，都太匪夷所思了。那麼伊麗莎白為何要如此鋌而走險呢？這就要從英格蘭當時所處的特定背景來看了。

宗教因素正是驅使伊麗莎白去伊斯蘭世界尋找盟友的一大原因。早在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後，英格蘭就與羅馬天主教產生了矛盾。瑪麗女王曾試圖恢復天主教信仰，伊麗莎白即位後又堅定地繼續支持新教，這使得天主教世界對英格蘭更加不滿。伊麗莎白即位10多年後，教皇甚至對伊麗莎白處以絕罰，這導致英格蘭在歐洲變得更加孤立，時刻提防天主教國家可能的進攻，讓伊麗莎白不得不把尋找盟友的目光投降歐洲之外。

另一個原因是經濟問題。“伊麗莎白甫一即位就面對著將近30萬英鎊的國債”，這使得英格蘭在當時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為了維持新教英格蘭的生存，必須先解決財政危機，尋找商機。彼時，西、南、東三個方向的貿易路線分別被西班牙、葡萄牙、奧斯曼人掌控，留給英格蘭的可選機會非常少。可以說，正是教皇的絕罰令，把英格蘭從基督教世界推向了伊斯蘭世界，讓伊麗莎白考慮與穆斯林統治者建立商業聯盟。

在向伊斯蘭世界尋找盟友的時候，伊麗莎白的冒險本身就帶著希望和恐懼：希望能借由這種聯盟增強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牽制虎視眈眈的天主教國家尤其是西班牙，讓新教英格蘭得以生存下去；同時，同陌生的、信仰存在差異的伊斯蘭國家打交道，自然也少不了恐懼，每一步都要謹慎，必須打起十二分小心。

幾個有才幹的年輕人幫助英格蘭打開了伊斯蘭世界的貿易大門。首先就是開啟英格蘭與奧斯曼帝國貿易合作的詹金森。他能夠在沒有外交憑證的情況下，取得了在奧斯曼帝國全境內經營貿易的許可，可以說是個外交和經商奇才。當然，兩國合作關係並非從此一帆風順，其後經過同樣非常有才幹並且有外交憑證的哈本的努力，兩國的貿易合作大範圍開展起來。在奧斯曼帝國這一線取得成功之後，英格蘭又積極同北非的摩洛哥開通新的貿易線路。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跟奧斯曼還是摩洛哥的聯盟，英格蘭首要尋求的是滿足政治目的，具體地說就是要盡力遊說奧斯曼和摩洛哥同英格蘭結成反西班牙聯盟。因此，在摩洛哥的公司實際經營狀況非常糟糕，幾乎沒有獲得經濟收益。好在與奧斯曼的貿易上收穫頗豐，讓伊麗莎白非常滿意。

當然，在這種聯盟下，不只是英格蘭，奧斯曼和摩洛哥方面同樣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因而所結成的聯盟關係也是非常的微妙和脆弱。同樣被天主教斥為異端邪說的新教和伊斯蘭教雙方找到了彼此的共同點，但是，“掩埋在充滿敬意的修辭下的是精明的現實政治”，一步不慎就可能把盟友變成敵人。類似的，教皇對伊麗莎白處以絕罰在她即位10多年之後，可見宗教原因實際只佔很少部分，這也是這類政治博弈的結果。這樣的博弈中，純粹的宗教考量終究要放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之後。

同奧斯曼和摩洛哥結盟後，英格蘭依然如履薄冰。各方都有自己的內憂外困需要處理，各自的態度也隨著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比如英格蘭打敗無敵艦隊後，摩洛哥對結盟的態度立刻從怠慢轉為主動。因而，結盟後的英格蘭始終夾雜著希望與恐懼：希望對方能給自己大方提供及時的、足夠的軍事和財務支持，又恐懼對方猶豫不決、袖手旁觀甚至投向敵方。

蘇萊曼大帝

彼時的英格蘭，既承受著新教反抗天主教的焦慮，也懷有與伊斯蘭國家結盟的希望和恐懼的雙重感覺，這些複雜的情緒同樣影響著民眾，而戲劇是反應民眾情緒的一個窗口。戲劇也是傑裡•布羅頓在《女王與蘇丹》中重點分析的內容。

1554年瑪麗女王大婚之時，一組華麗的“征服突尼斯掛毯”才讓民眾親眼見識了抱著頭巾的土耳其人殘忍殺戮的形象，到了伊麗莎白時代，土耳其人、摩爾人、猶太人的形象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廣為流行的戲劇中，反映著民眾對他們的印象和態度。

馬洛憑藉語言和情節的創新性改變了戲劇形式。他在戲劇中創造了集摧殘者和救助者一身的帖木兒這樣的英雄角色，民眾對這個角色既欣賞又恐懼，正反映了他們對伊斯蘭盟友的複雜看法。馬洛同時代，專橫的蘇丹、狡詐的摩爾人、背教的基督徒、凶殘的猶太人成了戲劇中常見的形象。高利貸本不被宗教教義所容忍，但若為了海外貿易的擴張，卻被看作一種“必要的惡”而為人們所接受，可見，“就貿易而論，物質利益在不知不覺中壓倒了宗教利益”。《倫敦三夫人》則大膽地嘲諷英國對豔俗無用的東西的貪婪，譴責其不惜出售軍火武裝敵人來換取這些不健康的“小玩意兒”的病態行為。總體上，馬洛在戲劇中反映了民眾對與伊斯蘭世界聯盟和開展貿易的充滿恐懼、虛偽、貪婪、懷疑、焦慮的矛盾心態。

不同於馬洛戲劇中穆斯林和猶太人是純粹邪惡的刻板形象，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顯得更加立體，性格也更加複雜模糊。為了達到政治和貿易的目的，這些人物往往必須與猶太人、土耳其人和摩爾人結盟，換取必要的利益回報，；一旦遭遇麻煩則又立刻產生衝突。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復雜多變，他們的貪婪、善變也表露無遺。他還創造了摩洛哥王子以及反派摩爾人亞倫的形象，既反映出民眾英-摩聯盟的關注，也反映了對北非摩爾人的擔憂。

早期亞倫還是一個反派邪惡的摩爾人形象，而後期的奧賽羅則是穆斯林、基督徒、異教徒的混合體，甚至升為副將。可見，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民眾心中穆斯林的形象也逐漸變得越來越多面化，而不是以往刻板的負面印象。同時，這也反映了英格蘭伊斯蘭世界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就像臭名昭著的舍利兄弟在英格蘭、奧斯曼、波斯、沙皇俄國等國之間四處遊走，不時改換陣營，在不同宗教之間反覆改宗，各方矛盾都更加激化，各國之間的關係充滿危險。

戲劇是一面鏡子，忠實地反映著時局的變化以及對民眾和社會的影響。不論是馬洛還是莎士比亞，都通過戲劇表達了伊麗莎白時代英格蘭同伊斯蘭世界聯盟的種種後果。無論過程多麼微妙複雜，伊麗莎白的確通過這種聯盟為新教英格蘭打開了困局，讓新教英格蘭在天主教控制下的歐洲站穩了腳跟。隨著伊麗莎白、摩洛哥曼蘇爾國王、奧斯曼穆罕默德三世的相繼過世，英格蘭同伊斯蘭世界的聯盟終於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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