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3月25日，為期5天的第五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落下了帷幕。有數據統計，此次藝術博覽會共有35個國家的242家畫廊參加，共計接待觀眾參觀8萬人次。此次藝術博覽會無疑再次提升了香港的藝術溫度。自博覽會開幕起，各種相關的消息和評論便撲面而來。有的對此次博覽會評價頗高，著重點評高價明星藝術品和畫廊的“赫赫戰功”，也有不少聲音頗為消極，甚至有人發出今年的香港巴塞爾在藝術形態上落後了數十年的論斷，批判藝術與商業化沾邊後的空洞不堪。
我以為，不管將此屆博覽會捧上了天還是踩在腳下，它就在那裡，想去的人去，不想去的人不去，想買的人買，不想買的人看。我並不想用它“畢竟只是”一個藝術博覽會來表述，我只想說，這是一個藝術博覽會。
早在1990年，格哈德·裡希特就說道：“如果你不用錯誤的期望去判斷的話，那麼對於今天‘藝術活動’的大量誹謗中傷則完全是無害的，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藝術活動與我們所尊崇的那些傳統的價值觀（或是支撐我們的價值觀）毫無關係。它事實上與藝術都沒有一點關係。那就是為什麼‘藝術活動’既不低劣、憤世嫉俗，也不愚蠢盲目；它呈現的是曇花一現和蓬勃發展的景象，只是一種演變，是永不停歇的社交博弈，以滿足我們溝通的需要，類似於體育、時尚、集郵和養貓這樣的活動。無論如何，藝術從不循規蹈矩，而且總是出乎意料；藝術永遠都不是合情合理的。”
英國的文化經濟學家諾亞·霍洛維茨對藝術博覽會的定位很具借鑑意義：藝術博覽會在短暫的、集中的時間範圍內展示大量的用來出售的作品，以及發揮有效的網絡平臺的作用，為全球範圍內對於當代藝術所表現出來的日趨高漲的興趣，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市場友好型的解決方案。顯然，藝術博覽會是一個具有功能性的環境，是一場藝術與商業相結合的遊戲。
在《交易的藝術——全球金融市場中的當代藝術品交易》一書中，霍洛維茨提出了“體驗經濟”的概念，並指出當代藝術博覽會是體驗經濟滲透到文化領域內的近乎完美的體現。博覽會不僅將當代藝術商品和服務的買家和賣家聯繫起來，而且把當代藝術體驗壓縮成一系列的安排緊湊的活動，成為國際商業和社會精英追隨的潮流。豐富多彩的活動擠滿了日程表，優先獨享的特權可以滿足富有人士的特殊需求——在全球藝術世界的範圍內“得到社會接受”並在由和自己實力相當且志趣相投的人聚集的社交圈內進行炫耀性消費。當然，這裡所指的炫耀性消費不僅體現在金錢上，還體現在品位和自信上。因為就像著名的收藏家俄林·卡其說的那樣——藝術並不民主：有些作品就是比另一些作品更好、更重要。用最經濟實惠的價格購藏高品質的藝術，是一位藏家惟一在乎的成就。
當我們提到藝術是不是需要拿來賣的時候，清高的藝術家和評論者們大可不必敏感過度。有學者其實說出了更多數人的心聲：“藝術家和藝術品以商業化的方式進入歷史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藝術史的最基本方式。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藝術史編造了不少有關藝術家如何由於他們天生孤傲的性格癖好而顯得偉大的神話，但卻很少告訴我們每個藝術家的成名都有著極其複雜的現實方式，他們背後和周圍的各種政治、宗教勢力、趣味集團、藝術經紀人、畫商、訂貨人、收藏者、批評家都對他們的歷史文化過程產生著微妙而難以估量的作用。”
或許將“拿來賣”替換成“分配”可以使這種行為顯得更為讓人容易接受。“分配”這個概念也不是我生造的，這是美國的學者霍華德·S·貝克爾提出的。根據霍華德的觀點，藝術品被製作出來後，藝術家就在想辦法將它分配出去。藝術家需要找到一種機制給那些有品位欣賞藝術品的人提供獲得藝術品的途徑，同時可以回報藝術家在作品中投入的時間、金錢和物料，進而，藝術家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物料等用於製作更多的藝術品。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特別有錢有閒的藝術家不屑這樣去做。但是，分配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它對藝術家的名聲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果藝術家的作品沒有被分配就不為人所知，因此就不會被人們讚賞或者具有歷史重要性。
著名批評家呂澎先生曾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藝術家非常自然地組成團體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標準”之下得不到認定，官方美術家協會的寫實主義和政治標準將除此之外的藝術排斥在正式的展覽之外，那個體系裡的權威人士構成了藝術的“仲裁”集團。他們決定著誰的藝術作品具有“發揚傳統”的特點或“勇於創新”的表現；誰沾染有“民族虛無主義”的問題或具有“脫離生活、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傾向。然而，市場經濟的運行結果，則可能在金錢的幫助下，使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合法化，使新的作品得到社會的認可。
當藝術界為誰是重要的藝術家、哪些是重要的藝術品而爭得面紅耳赤之時，市場已按其自己的邏輯決定了誰是貴的藝術家，哪些是天價藝術品，也決定了哪些可以進入市場分配，哪些不能。當然，藝術與生俱來的自律性決定了它好像很難聽任何人的話，它只知道，出來賣的都是賣相還不錯的。
文| 楊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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