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一語獨大：英語是如何一步步在科學界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

本文轉自：界面文化

科學曾說著多門語言，如今卻只講英語，為什麼會這樣？代價又是什麼？

假如你能讀懂一個英語句子，那你就幾乎可以和科學家對話了。雖然對話內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細節無關，但起碼你倆共享同一門語言。如今，自然科學當中的溝通——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絕大部分是以英語來進行的；無論刊物、會議、電郵還是以Skype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機會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維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機構大樓，那就更能明白這一點。可以說，當今的科學就是說英語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當今的科學只說一種語言（monoglot）：每個人都說英語，其它語言幾乎被排斥殆盡。一個世紀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裡的絕大多數至少都懂一些英語，但他們也會以法語和德語來閱讀、寫作和發言，有時還有別的“小語種”，譬如方興未艾的俄語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語。

現代科學一度具有多語言共存（polyglot）的特點，這或許會令人有些驚訝。只說一種語言難道不會更高效嗎？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學習三種語言的讀寫，那會浪費掉多少時間！如果每個人都操同一門語言，源自翻譯的隔閡就會更少——譬如，若有多種語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結論，便會產生誰最先有此發現的爭論——而教學上的浪費也較輕。根據這種觀點，當今的科學之所以進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為我們聚焦於“科學本身”而非諸如語言之類的表面功夫。

假如講者是說英語長大的，此論就顯得更加有理有據了，但如今活躍在一線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都不是英語。考慮到他們學語言所花費的時間，征服英語未必比容許多語言的科學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種低效。語言學習和翻譯依舊在大舉進行當中，且並不僅僅在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交流中的障礙是減少了，但遠遠談不上順暢和精準。

如今的科學家仍舊徹底被英語包圍，科學研究的日新月異縮短了對學科的記憶。科學總是這個樣子嗎？不是的，它以前不是這樣，但只有年齡很大的科學家才能記起以前是何等樣貌。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一般認為，西方科學在其開端上由希臘語統治，並呈現為拉丁語取代希臘語、法語取代拉丁語、德語取代法語再到英語取代德語這一進程。將科學史理解為不同的單一語言接連佔據主導地位的鏈條式演進，表面看來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這並不正確，也從來不會正確。

本文轉自：界面文化

科學曾說著多門語言，如今卻只講英語，為什麼會這樣？代價又是什麼？

假如你能讀懂一個英語句子，那你就幾乎可以和科學家對話了。雖然對話內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細節無關，但起碼你倆共享同一門語言。如今，自然科學當中的溝通——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絕大部分是以英語來進行的；無論刊物、會議、電郵還是以Skype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機會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維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機構大樓，那就更能明白這一點。可以說，當今的科學就是說英語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當今的科學只說一種語言（monoglot）：每個人都說英語，其它語言幾乎被排斥殆盡。一個世紀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裡的絕大多數至少都懂一些英語，但他們也會以法語和德語來閱讀、寫作和發言，有時還有別的“小語種”，譬如方興未艾的俄語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語。

現代科學一度具有多語言共存（polyglot）的特點，這或許會令人有些驚訝。只說一種語言難道不會更高效嗎？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學習三種語言的讀寫，那會浪費掉多少時間！如果每個人都操同一門語言，源自翻譯的隔閡就會更少——譬如，若有多種語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結論，便會產生誰最先有此發現的爭論——而教學上的浪費也較輕。根據這種觀點，當今的科學之所以進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為我們聚焦於“科學本身”而非諸如語言之類的表面功夫。

假如講者是說英語長大的，此論就顯得更加有理有據了，但如今活躍在一線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都不是英語。考慮到他們學語言所花費的時間，征服英語未必比容許多語言的科學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種低效。語言學習和翻譯依舊在大舉進行當中，且並不僅僅在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交流中的障礙是減少了，但遠遠談不上順暢和精準。

如今的科學家仍舊徹底被英語包圍，科學研究的日新月異縮短了對學科的記憶。科學總是這個樣子嗎？不是的，它以前不是這樣，但只有年齡很大的科學家才能記起以前是何等樣貌。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一般認為，西方科學在其開端上由希臘語統治，並呈現為拉丁語取代希臘語、法語取代拉丁語、德語取代法語再到英語取代德語這一進程。將科學史理解為不同的單一語言接連佔據主導地位的鏈條式演進，表面看來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這並不正確，也從來不會正確。

1927年的索爾維會議合影。圖片來源：Photo by Benjamin Couprie/Wikimedia 著色：Sanna Dullaway

寬泛地講，我們可以認為，西方科學裡有兩套基本的語言體系：多語種共存和單一語種。後者是新近才有的現象，它不過發端於1920年代，僅僅到了1970年代就戰勝了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現在的科學的確說英語，但在多語種體系里長大的第一代人如今仍然健在。要理解這一重要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需要往回追溯。

在15世紀的西歐，自然哲學和自然史——這兩大領域就是19世紀所稱的“科學”——從根本上講都是多語言的事業。此論的確不假，雖然中世紀盛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語言都是拉丁語。

拉丁語的特殊地位和多語言共存的體系並不矛盾；相反，它認肯了這一體系。任何一個靠譜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或中世紀晚期的經院學者都知道，以拉丁語為正宗的自然哲學可以追溯到全盛時期的羅馬。（西塞羅和塞涅卡在這一領域都有重要作品）。但這群人文學者和經院學者也知道一點，那就是從古典時代一直到羅馬末期，學術語言乃是希臘化的（Hellenistic，公元前3世紀至1世紀，因亞歷山大的征戰而有過一陣東西文化的大交融，史稱“希臘化時期”，希臘化了的希臘語已不同於上古希臘語——譯註）希臘語而非拉丁語。他們還知道，在他們之前的幾個世紀裡，自然哲學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語而非任何一門古典語言寫成。將自然哲學經典著作從阿拉伯語翻譯為拉丁文，對西方學術的復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稍有學養的人都明白，學習乃是一項多語言的事業。

生活上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少見的、父母特別奇葩的怪人（蒙田就這樣自詡），沒人會把拉丁語當成第一語言，且很少有口頭的運用。拉丁語乃是用於書面學術的，但每個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謨——都將它與其它的語言混用，例如與僕人、家庭成員和恩主溝通的語言就各有不同。拉丁語是一種工具性的語言，起到聯結不同的語言社群的作用，且被認為大致是中性的。確切地講，它凸顯了階級差異，畢竟學習它需要專門的教育，但它能輕易地跨越宗教和政治的分歧：新教徒也經常用拉丁語（且經常比天主教徒還要文雅），至18世紀，它甚至還被引入了信仰東正教的俄國，成為其新建立的聖彼得堡科學院的學術語言。

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由於拉丁語不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全歐洲和阿拉伯範圍內的學者都可以平等地運用它，這門語言並不“專屬於”誰。基於這些理由，拉丁語成為了探討普遍自然的適當工具。但對話的參與者也都是操多門語言的，在其中選一門適合於聽眾的即可。在面向國際上的化學家寫作時，瑞典人會使用拉丁語；當與礦業工程師交流時，他們又較多使用瑞典語。

這一體系在17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裡開始崩潰，而崩潰也是這場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伽利略於1610年在拉丁語寫成的《星際信使》一書裡公佈了他發現的木星衛星，但其晚期的主要作品則以意大利語完成。為了在更加本土化的聽眾那裡尋求贊助和支持，他會相應地切換語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拉丁語寫成，但1704年的《光學》卻是英語著作（拉丁文譯本於1706年出版）。

本文轉自：界面文化

科學曾說著多門語言，如今卻只講英語，為什麼會這樣？代價又是什麼？

假如你能讀懂一個英語句子，那你就幾乎可以和科學家對話了。雖然對話內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細節無關，但起碼你倆共享同一門語言。如今，自然科學當中的溝通——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絕大部分是以英語來進行的；無論刊物、會議、電郵還是以Skype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機會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維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機構大樓，那就更能明白這一點。可以說，當今的科學就是說英語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當今的科學只說一種語言（monoglot）：每個人都說英語，其它語言幾乎被排斥殆盡。一個世紀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裡的絕大多數至少都懂一些英語，但他們也會以法語和德語來閱讀、寫作和發言，有時還有別的“小語種”，譬如方興未艾的俄語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語。

現代科學一度具有多語言共存（polyglot）的特點，這或許會令人有些驚訝。只說一種語言難道不會更高效嗎？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學習三種語言的讀寫，那會浪費掉多少時間！如果每個人都操同一門語言，源自翻譯的隔閡就會更少——譬如，若有多種語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結論，便會產生誰最先有此發現的爭論——而教學上的浪費也較輕。根據這種觀點，當今的科學之所以進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為我們聚焦於“科學本身”而非諸如語言之類的表面功夫。

假如講者是說英語長大的，此論就顯得更加有理有據了，但如今活躍在一線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都不是英語。考慮到他們學語言所花費的時間，征服英語未必比容許多語言的科學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種低效。語言學習和翻譯依舊在大舉進行當中，且並不僅僅在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交流中的障礙是減少了，但遠遠談不上順暢和精準。

如今的科學家仍舊徹底被英語包圍，科學研究的日新月異縮短了對學科的記憶。科學總是這個樣子嗎？不是的，它以前不是這樣，但只有年齡很大的科學家才能記起以前是何等樣貌。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一般認為，西方科學在其開端上由希臘語統治，並呈現為拉丁語取代希臘語、法語取代拉丁語、德語取代法語再到英語取代德語這一進程。將科學史理解為不同的單一語言接連佔據主導地位的鏈條式演進，表面看來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這並不正確，也從來不會正確。

1927年的索爾維會議合影。圖片來源：Photo by Benjamin Couprie/Wikimedia 著色：Sanna Dullaway

寬泛地講，我們可以認為，西方科學裡有兩套基本的語言體系：多語種共存和單一語種。後者是新近才有的現象，它不過發端於1920年代，僅僅到了1970年代就戰勝了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現在的科學的確說英語，但在多語種體系里長大的第一代人如今仍然健在。要理解這一重要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需要往回追溯。

在15世紀的西歐，自然哲學和自然史——這兩大領域就是19世紀所稱的“科學”——從根本上講都是多語言的事業。此論的確不假，雖然中世紀盛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語言都是拉丁語。

拉丁語的特殊地位和多語言共存的體系並不矛盾；相反，它認肯了這一體系。任何一個靠譜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或中世紀晚期的經院學者都知道，以拉丁語為正宗的自然哲學可以追溯到全盛時期的羅馬。（西塞羅和塞涅卡在這一領域都有重要作品）。但這群人文學者和經院學者也知道一點，那就是從古典時代一直到羅馬末期，學術語言乃是希臘化的（Hellenistic，公元前3世紀至1世紀，因亞歷山大的征戰而有過一陣東西文化的大交融，史稱“希臘化時期”，希臘化了的希臘語已不同於上古希臘語——譯註）希臘語而非拉丁語。他們還知道，在他們之前的幾個世紀裡，自然哲學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語而非任何一門古典語言寫成。將自然哲學經典著作從阿拉伯語翻譯為拉丁文，對西方學術的復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稍有學養的人都明白，學習乃是一項多語言的事業。

生活上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少見的、父母特別奇葩的怪人（蒙田就這樣自詡），沒人會把拉丁語當成第一語言，且很少有口頭的運用。拉丁語乃是用於書面學術的，但每個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謨——都將它與其它的語言混用，例如與僕人、家庭成員和恩主溝通的語言就各有不同。拉丁語是一種工具性的語言，起到聯結不同的語言社群的作用，且被認為大致是中性的。確切地講，它凸顯了階級差異，畢竟學習它需要專門的教育，但它能輕易地跨越宗教和政治的分歧：新教徒也經常用拉丁語（且經常比天主教徒還要文雅），至18世紀，它甚至還被引入了信仰東正教的俄國，成為其新建立的聖彼得堡科學院的學術語言。

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由於拉丁語不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全歐洲和阿拉伯範圍內的學者都可以平等地運用它，這門語言並不“專屬於”誰。基於這些理由，拉丁語成為了探討普遍自然的適當工具。但對話的參與者也都是操多門語言的，在其中選一門適合於聽眾的即可。在面向國際上的化學家寫作時，瑞典人會使用拉丁語；當與礦業工程師交流時，他們又較多使用瑞典語。

這一體系在17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裡開始崩潰，而崩潰也是這場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伽利略於1610年在拉丁語寫成的《星際信使》一書裡公佈了他發現的木星衛星，但其晚期的主要作品則以意大利語完成。為了在更加本土化的聽眾那裡尋求贊助和支持，他會相應地切換語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拉丁語寫成，但1704年的《光學》卻是英語著作（拉丁文譯本於1706年出版）。

《星際信使》意語譯本

在歐洲，學者們開始使用一種多語言的大雜燴，拉丁語和法語譯著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學術交流。到18世紀末，以英語、法語和德語寫成的化學、物理學、生理學和植物學論著日益增多，但意大利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及其它語言的著作也有一席之地。直到19世紀的前30年裡，許多教養良好的精英階層仍青睞拉丁語。（德國數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學術筆記使用的就是和尤利烏斯·愷撒相同的語言，至少在1810年代如此。）可見，現代科學在其開端處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多語種大雜燴有著內在的傳承關係。

人們一般不假思索地認為考慮效率是一件好事，再加上19世紀的歐洲工業化，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也隨之發生了轉變。許多語言被認為是無用功，為了閱讀自然哲學的最新進展而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語言上，那你就沒法做任何研究了。1850年前後，科學語言的範圍開始縮小到英語、法語和德語這三門，它們在學術出產上大致呈現出一種三足鼎立的態勢（雖然比例也會因學科而異：19世紀末，化學的主要語言是德語）。

與工業化的勃興相伴隨的，是席捲歐洲的現代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上，由詩人和知識分子培植乃至於精心編纂過的本土語言成了19世紀現代性的載體。這群語言衛士需要克服困難，設法轉化粗鄙的市井口語，使之符合高雅文學和自然科學的需求。相關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現代匈牙利語、捷克語、意大利語、希伯來、波蘭語及其它許多語言的文學都是19世紀後半期才發展起來的。然而，科學中對效率的推崇在某種意義上壓制了這座新生的巴別塔，只有俄語成功突圍，成為了科學出版的重要（哪怕地位不那麼顯赫）語言之一。“小語種”的擁護者經常抱怨這種排斥，而英德法三大語言的使用者則對自己還必須另學兩門（指英德法裡的任意兩種）語言頗有微詞。

毫無疑問，三語並立是一種負擔。有人主張科學訓練應只使用一門語言，並專門強調了之前拉丁語的普遍性及廣為接受的中立性。他們呼喚世界語（Esperanto），同時也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論證，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同樣的論證被用來支持英語。甚至還有一小群社會賢達為世界語背書，例如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威廉·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和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貝爾森（Otto Jespersen），但他們很快就被斥為烏托邦空想家，雖然他們的熱情後來演變為了更加極端的人工語言計劃。顯而易見，人們大都認為科學乃是一項多語種共存的事業，否則它便無法存在。

本文轉自：界面文化

科學曾說著多門語言，如今卻只講英語，為什麼會這樣？代價又是什麼？

假如你能讀懂一個英語句子，那你就幾乎可以和科學家對話了。雖然對話內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細節無關，但起碼你倆共享同一門語言。如今，自然科學當中的溝通——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絕大部分是以英語來進行的；無論刊物、會議、電郵還是以Skype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機會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維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機構大樓，那就更能明白這一點。可以說，當今的科學就是說英語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當今的科學只說一種語言（monoglot）：每個人都說英語，其它語言幾乎被排斥殆盡。一個世紀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裡的絕大多數至少都懂一些英語，但他們也會以法語和德語來閱讀、寫作和發言，有時還有別的“小語種”，譬如方興未艾的俄語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語。

現代科學一度具有多語言共存（polyglot）的特點，這或許會令人有些驚訝。只說一種語言難道不會更高效嗎？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學習三種語言的讀寫，那會浪費掉多少時間！如果每個人都操同一門語言，源自翻譯的隔閡就會更少——譬如，若有多種語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結論，便會產生誰最先有此發現的爭論——而教學上的浪費也較輕。根據這種觀點，當今的科學之所以進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為我們聚焦於“科學本身”而非諸如語言之類的表面功夫。

假如講者是說英語長大的，此論就顯得更加有理有據了，但如今活躍在一線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都不是英語。考慮到他們學語言所花費的時間，征服英語未必比容許多語言的科學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種低效。語言學習和翻譯依舊在大舉進行當中，且並不僅僅在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交流中的障礙是減少了，但遠遠談不上順暢和精準。

如今的科學家仍舊徹底被英語包圍，科學研究的日新月異縮短了對學科的記憶。科學總是這個樣子嗎？不是的，它以前不是這樣，但只有年齡很大的科學家才能記起以前是何等樣貌。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一般認為，西方科學在其開端上由希臘語統治，並呈現為拉丁語取代希臘語、法語取代拉丁語、德語取代法語再到英語取代德語這一進程。將科學史理解為不同的單一語言接連佔據主導地位的鏈條式演進，表面看來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這並不正確，也從來不會正確。

1927年的索爾維會議合影。圖片來源：Photo by Benjamin Couprie/Wikimedia 著色：Sanna Dullaway

寬泛地講，我們可以認為，西方科學裡有兩套基本的語言體系：多語種共存和單一語種。後者是新近才有的現象，它不過發端於1920年代，僅僅到了1970年代就戰勝了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現在的科學的確說英語，但在多語種體系里長大的第一代人如今仍然健在。要理解這一重要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需要往回追溯。

在15世紀的西歐，自然哲學和自然史——這兩大領域就是19世紀所稱的“科學”——從根本上講都是多語言的事業。此論的確不假，雖然中世紀盛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語言都是拉丁語。

拉丁語的特殊地位和多語言共存的體系並不矛盾；相反，它認肯了這一體系。任何一個靠譜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或中世紀晚期的經院學者都知道，以拉丁語為正宗的自然哲學可以追溯到全盛時期的羅馬。（西塞羅和塞涅卡在這一領域都有重要作品）。但這群人文學者和經院學者也知道一點，那就是從古典時代一直到羅馬末期，學術語言乃是希臘化的（Hellenistic，公元前3世紀至1世紀，因亞歷山大的征戰而有過一陣東西文化的大交融，史稱“希臘化時期”，希臘化了的希臘語已不同於上古希臘語——譯註）希臘語而非拉丁語。他們還知道，在他們之前的幾個世紀裡，自然哲學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語而非任何一門古典語言寫成。將自然哲學經典著作從阿拉伯語翻譯為拉丁文，對西方學術的復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稍有學養的人都明白，學習乃是一項多語言的事業。

生活上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少見的、父母特別奇葩的怪人（蒙田就這樣自詡），沒人會把拉丁語當成第一語言，且很少有口頭的運用。拉丁語乃是用於書面學術的，但每個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謨——都將它與其它的語言混用，例如與僕人、家庭成員和恩主溝通的語言就各有不同。拉丁語是一種工具性的語言，起到聯結不同的語言社群的作用，且被認為大致是中性的。確切地講，它凸顯了階級差異，畢竟學習它需要專門的教育，但它能輕易地跨越宗教和政治的分歧：新教徒也經常用拉丁語（且經常比天主教徒還要文雅），至18世紀，它甚至還被引入了信仰東正教的俄國，成為其新建立的聖彼得堡科學院的學術語言。

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由於拉丁語不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全歐洲和阿拉伯範圍內的學者都可以平等地運用它，這門語言並不“專屬於”誰。基於這些理由，拉丁語成為了探討普遍自然的適當工具。但對話的參與者也都是操多門語言的，在其中選一門適合於聽眾的即可。在面向國際上的化學家寫作時，瑞典人會使用拉丁語；當與礦業工程師交流時，他們又較多使用瑞典語。

這一體系在17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裡開始崩潰，而崩潰也是這場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伽利略於1610年在拉丁語寫成的《星際信使》一書裡公佈了他發現的木星衛星，但其晚期的主要作品則以意大利語完成。為了在更加本土化的聽眾那裡尋求贊助和支持，他會相應地切換語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拉丁語寫成，但1704年的《光學》卻是英語著作（拉丁文譯本於1706年出版）。

《星際信使》意語譯本

在歐洲，學者們開始使用一種多語言的大雜燴，拉丁語和法語譯著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學術交流。到18世紀末，以英語、法語和德語寫成的化學、物理學、生理學和植物學論著日益增多，但意大利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及其它語言的著作也有一席之地。直到19世紀的前30年裡，許多教養良好的精英階層仍青睞拉丁語。（德國數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學術筆記使用的就是和尤利烏斯·愷撒相同的語言，至少在1810年代如此。）可見，現代科學在其開端處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多語種大雜燴有著內在的傳承關係。

人們一般不假思索地認為考慮效率是一件好事，再加上19世紀的歐洲工業化，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也隨之發生了轉變。許多語言被認為是無用功，為了閱讀自然哲學的最新進展而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語言上，那你就沒法做任何研究了。1850年前後，科學語言的範圍開始縮小到英語、法語和德語這三門，它們在學術出產上大致呈現出一種三足鼎立的態勢（雖然比例也會因學科而異：19世紀末，化學的主要語言是德語）。

與工業化的勃興相伴隨的，是席捲歐洲的現代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上，由詩人和知識分子培植乃至於精心編纂過的本土語言成了19世紀現代性的載體。這群語言衛士需要克服困難，設法轉化粗鄙的市井口語，使之符合高雅文學和自然科學的需求。相關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現代匈牙利語、捷克語、意大利語、希伯來、波蘭語及其它許多語言的文學都是19世紀後半期才發展起來的。然而，科學中對效率的推崇在某種意義上壓制了這座新生的巴別塔，只有俄語成功突圍，成為了科學出版的重要（哪怕地位不那麼顯赫）語言之一。“小語種”的擁護者經常抱怨這種排斥，而英德法三大語言的使用者則對自己還必須另學兩門（指英德法裡的任意兩種）語言頗有微詞。

毫無疑問，三語並立是一種負擔。有人主張科學訓練應只使用一門語言，並專門強調了之前拉丁語的普遍性及廣為接受的中立性。他們呼喚世界語（Esperanto），同時也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論證，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同樣的論證被用來支持英語。甚至還有一小群社會賢達為世界語背書，例如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威廉·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和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貝爾森（Otto Jespersen），但他們很快就被斥為烏托邦空想家，雖然他們的熱情後來演變為了更加極端的人工語言計劃。顯而易見，人們大都認為科學乃是一項多語種共存的事業，否則它便無法存在。

諾貝爾獎得主威廉·奧斯特瓦爾德是世界語的支持者之一

某些東西顯然發生了變化。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世界語支持者夢寐以求的世界，但自然科學的通用語言是英語，它是某些強有力的民族國家的母語，從結果上講也完全談不上中立。科學的多語種共存體系究竟發生了什麼？它崩潰了。更準確地說，它被摧毀了。1914年夏天，同盟國（原則上指德國和奧匈帝國）和協約國（英法俄三國）之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首當其衝的“傷者”便是一種好心的國際主義（beneficent internationalism）理想。德國科學家與其它科學家一道加入了對德國戰爭目標的歌頌當中，法國與英國科學家則作壁上觀。

戰後，國際研究理事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即今天的國際科學理事會——譯註）在協約國勝利的庇護下成立——當時它接納美國但卻排斥了俄國，後者隨後又陷入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漩渦中——併發起了抵制同盟國科學家的運動。1920年代新成立的諸多國際性科學機構都對來自戰敗國的、說德語的科學家緊閉大門。這一排斥之舉點燃了一根長長的導火線，令德語在未來幾十年中漸漸喪失了作為頂尖科學語言的地位。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三語並立變成了兩語並立。德國人迴應此困境的方式，則是復興其對本土語言的忠誠。多語言體系的崩潰就此開始，但最終為之敲響喪鐘的乃是美國人。

1917年4月，美國加入一戰，隨之而來的恐德情緒使得德國成了罪人。艾奧瓦、俄亥俄、內布拉斯加等州取消了德語的地位，截至當時，它在美國是除了英語之外第二常用的口頭語言（此為吸收大量中歐移民的後果）。停戰後，禁止德語的做法反倒更加風行。到1923年，有一半的州都限制了德語在公共場合、電報、電話連線以及兒童教育當中的使用。

同年，最高法院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邁耶訴內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中推翻了這些法規，但損害已經是既成事實了。外語教育幾近全毀，法語和西班牙語也受到波及，整整一代美國人以及未來的科學家都在一種基本不接觸外語的環境里長大。1920年代中期，當德國和奧地利的物理學家發表了新的量子力學研究成果時，美國的物理學家是唯一能讀懂德語論文的群體了，因為他們仍會跨過大西洋去魏瑪德國進行碩博士層次的學習，也就必定學過德語。

出國的方向很快就發生了變化。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一股腦地開除了“非雅利安”和左傾的教授，德國科學受到嚴重打擊。有幸能在1930年代移民的猶太人科學家面臨著許多挑戰。曾擔任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助手的科奈利烏斯·蘭佐斯（Cornelius Lanczos）在英語發表上陷入了困難，這既與他的課題有關，也源於“人所共知的‘壞語言’藉口”，哪怕他“提交的文本經過好友的全盤潤色”也未能改變這一結果。愛因斯坦本人甚至也要依賴翻譯和合作者。

與此同時，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James Franck）來到芝加哥，並逐漸適應了英語，而馬克斯·波恩（Max Born）則在愛丁堡定居，拾起了他在少年時代曾饒有興趣學習過的英語。諸如此類的許多名人都曾經談到過自己與新語言較勁的經歷，就像今天的日本諾獎得主在自傳裡所強調的那樣，第一篇英文論文的發表對其在日本之外確立其研究成果及風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不要高興得太早——回到1930年代，希特勒也取消了大部分外國學生的簽證。限制赴德留學，意味著對德語的進一步扼殺，可謂是一戰以來德語在科學中的消亡進程裡的最後一擊。

本文轉自：界面文化

科學曾說著多門語言，如今卻只講英語，為什麼會這樣？代價又是什麼？

假如你能讀懂一個英語句子，那你就幾乎可以和科學家對話了。雖然對話內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細節無關，但起碼你倆共享同一門語言。如今，自然科學當中的溝通——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絕大部分是以英語來進行的；無論刊物、會議、電郵還是以Skype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機會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維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機構大樓，那就更能明白這一點。可以說，當今的科學就是說英語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當今的科學只說一種語言（monoglot）：每個人都說英語，其它語言幾乎被排斥殆盡。一個世紀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裡的絕大多數至少都懂一些英語，但他們也會以法語和德語來閱讀、寫作和發言，有時還有別的“小語種”，譬如方興未艾的俄語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語。

現代科學一度具有多語言共存（polyglot）的特點，這或許會令人有些驚訝。只說一種語言難道不會更高效嗎？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學習三種語言的讀寫，那會浪費掉多少時間！如果每個人都操同一門語言，源自翻譯的隔閡就會更少——譬如，若有多種語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結論，便會產生誰最先有此發現的爭論——而教學上的浪費也較輕。根據這種觀點，當今的科學之所以進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為我們聚焦於“科學本身”而非諸如語言之類的表面功夫。

假如講者是說英語長大的，此論就顯得更加有理有據了，但如今活躍在一線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都不是英語。考慮到他們學語言所花費的時間，征服英語未必比容許多語言的科學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種低效。語言學習和翻譯依舊在大舉進行當中，且並不僅僅在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交流中的障礙是減少了，但遠遠談不上順暢和精準。

如今的科學家仍舊徹底被英語包圍，科學研究的日新月異縮短了對學科的記憶。科學總是這個樣子嗎？不是的，它以前不是這樣，但只有年齡很大的科學家才能記起以前是何等樣貌。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一般認為，西方科學在其開端上由希臘語統治，並呈現為拉丁語取代希臘語、法語取代拉丁語、德語取代法語再到英語取代德語這一進程。將科學史理解為不同的單一語言接連佔據主導地位的鏈條式演進，表面看來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這並不正確，也從來不會正確。

1927年的索爾維會議合影。圖片來源：Photo by Benjamin Couprie/Wikimedia 著色：Sanna Dullaway

寬泛地講，我們可以認為，西方科學裡有兩套基本的語言體系：多語種共存和單一語種。後者是新近才有的現象，它不過發端於1920年代，僅僅到了1970年代就戰勝了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現在的科學的確說英語，但在多語種體系里長大的第一代人如今仍然健在。要理解這一重要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需要往回追溯。

在15世紀的西歐，自然哲學和自然史——這兩大領域就是19世紀所稱的“科學”——從根本上講都是多語言的事業。此論的確不假，雖然中世紀盛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語言都是拉丁語。

拉丁語的特殊地位和多語言共存的體系並不矛盾；相反，它認肯了這一體系。任何一個靠譜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或中世紀晚期的經院學者都知道，以拉丁語為正宗的自然哲學可以追溯到全盛時期的羅馬。（西塞羅和塞涅卡在這一領域都有重要作品）。但這群人文學者和經院學者也知道一點，那就是從古典時代一直到羅馬末期，學術語言乃是希臘化的（Hellenistic，公元前3世紀至1世紀，因亞歷山大的征戰而有過一陣東西文化的大交融，史稱“希臘化時期”，希臘化了的希臘語已不同於上古希臘語——譯註）希臘語而非拉丁語。他們還知道，在他們之前的幾個世紀裡，自然哲學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語而非任何一門古典語言寫成。將自然哲學經典著作從阿拉伯語翻譯為拉丁文，對西方學術的復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稍有學養的人都明白，學習乃是一項多語言的事業。

生活上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少見的、父母特別奇葩的怪人（蒙田就這樣自詡），沒人會把拉丁語當成第一語言，且很少有口頭的運用。拉丁語乃是用於書面學術的，但每個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謨——都將它與其它的語言混用，例如與僕人、家庭成員和恩主溝通的語言就各有不同。拉丁語是一種工具性的語言，起到聯結不同的語言社群的作用，且被認為大致是中性的。確切地講，它凸顯了階級差異，畢竟學習它需要專門的教育，但它能輕易地跨越宗教和政治的分歧：新教徒也經常用拉丁語（且經常比天主教徒還要文雅），至18世紀，它甚至還被引入了信仰東正教的俄國，成為其新建立的聖彼得堡科學院的學術語言。

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由於拉丁語不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全歐洲和阿拉伯範圍內的學者都可以平等地運用它，這門語言並不“專屬於”誰。基於這些理由，拉丁語成為了探討普遍自然的適當工具。但對話的參與者也都是操多門語言的，在其中選一門適合於聽眾的即可。在面向國際上的化學家寫作時，瑞典人會使用拉丁語；當與礦業工程師交流時，他們又較多使用瑞典語。

這一體系在17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裡開始崩潰，而崩潰也是這場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伽利略於1610年在拉丁語寫成的《星際信使》一書裡公佈了他發現的木星衛星，但其晚期的主要作品則以意大利語完成。為了在更加本土化的聽眾那裡尋求贊助和支持，他會相應地切換語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拉丁語寫成，但1704年的《光學》卻是英語著作（拉丁文譯本於1706年出版）。

《星際信使》意語譯本

在歐洲，學者們開始使用一種多語言的大雜燴，拉丁語和法語譯著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學術交流。到18世紀末，以英語、法語和德語寫成的化學、物理學、生理學和植物學論著日益增多，但意大利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及其它語言的著作也有一席之地。直到19世紀的前30年裡，許多教養良好的精英階層仍青睞拉丁語。（德國數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學術筆記使用的就是和尤利烏斯·愷撒相同的語言，至少在1810年代如此。）可見，現代科學在其開端處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多語種大雜燴有著內在的傳承關係。

人們一般不假思索地認為考慮效率是一件好事，再加上19世紀的歐洲工業化，歷史悠久的多語種共存體系也隨之發生了轉變。許多語言被認為是無用功，為了閱讀自然哲學的最新進展而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語言上，那你就沒法做任何研究了。1850年前後，科學語言的範圍開始縮小到英語、法語和德語這三門，它們在學術出產上大致呈現出一種三足鼎立的態勢（雖然比例也會因學科而異：19世紀末，化學的主要語言是德語）。

與工業化的勃興相伴隨的，是席捲歐洲的現代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上，由詩人和知識分子培植乃至於精心編纂過的本土語言成了19世紀現代性的載體。這群語言衛士需要克服困難，設法轉化粗鄙的市井口語，使之符合高雅文學和自然科學的需求。相關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現代匈牙利語、捷克語、意大利語、希伯來、波蘭語及其它許多語言的文學都是19世紀後半期才發展起來的。然而，科學中對效率的推崇在某種意義上壓制了這座新生的巴別塔，只有俄語成功突圍，成為了科學出版的重要（哪怕地位不那麼顯赫）語言之一。“小語種”的擁護者經常抱怨這種排斥，而英德法三大語言的使用者則對自己還必須另學兩門（指英德法裡的任意兩種）語言頗有微詞。

毫無疑問，三語並立是一種負擔。有人主張科學訓練應只使用一門語言，並專門強調了之前拉丁語的普遍性及廣為接受的中立性。他們呼喚世界語（Esperanto），同時也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論證，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同樣的論證被用來支持英語。甚至還有一小群社會賢達為世界語背書，例如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威廉·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和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貝爾森（Otto Jespersen），但他們很快就被斥為烏托邦空想家，雖然他們的熱情後來演變為了更加極端的人工語言計劃。顯而易見，人們大都認為科學乃是一項多語種共存的事業，否則它便無法存在。

諾貝爾獎得主威廉·奧斯特瓦爾德是世界語的支持者之一

某些東西顯然發生了變化。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世界語支持者夢寐以求的世界，但自然科學的通用語言是英語，它是某些強有力的民族國家的母語，從結果上講也完全談不上中立。科學的多語種共存體系究竟發生了什麼？它崩潰了。更準確地說，它被摧毀了。1914年夏天，同盟國（原則上指德國和奧匈帝國）和協約國（英法俄三國）之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首當其衝的“傷者”便是一種好心的國際主義（beneficent internationalism）理想。德國科學家與其它科學家一道加入了對德國戰爭目標的歌頌當中，法國與英國科學家則作壁上觀。

戰後，國際研究理事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即今天的國際科學理事會——譯註）在協約國勝利的庇護下成立——當時它接納美國但卻排斥了俄國，後者隨後又陷入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漩渦中——併發起了抵制同盟國科學家的運動。1920年代新成立的諸多國際性科學機構都對來自戰敗國的、說德語的科學家緊閉大門。這一排斥之舉點燃了一根長長的導火線，令德語在未來幾十年中漸漸喪失了作為頂尖科學語言的地位。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三語並立變成了兩語並立。德國人迴應此困境的方式，則是復興其對本土語言的忠誠。多語言體系的崩潰就此開始，但最終為之敲響喪鐘的乃是美國人。

1917年4月，美國加入一戰，隨之而來的恐德情緒使得德國成了罪人。艾奧瓦、俄亥俄、內布拉斯加等州取消了德語的地位，截至當時，它在美國是除了英語之外第二常用的口頭語言（此為吸收大量中歐移民的後果）。停戰後，禁止德語的做法反倒更加風行。到1923年，有一半的州都限制了德語在公共場合、電報、電話連線以及兒童教育當中的使用。

同年，最高法院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邁耶訴內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中推翻了這些法規，但損害已經是既成事實了。外語教育幾近全毀，法語和西班牙語也受到波及，整整一代美國人以及未來的科學家都在一種基本不接觸外語的環境里長大。1920年代中期，當德國和奧地利的物理學家發表了新的量子力學研究成果時，美國的物理學家是唯一能讀懂德語論文的群體了，因為他們仍會跨過大西洋去魏瑪德國進行碩博士層次的學習，也就必定學過德語。

出國的方向很快就發生了變化。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一股腦地開除了“非雅利安”和左傾的教授，德國科學受到嚴重打擊。有幸能在1930年代移民的猶太人科學家面臨著許多挑戰。曾擔任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助手的科奈利烏斯·蘭佐斯（Cornelius Lanczos）在英語發表上陷入了困難，這既與他的課題有關，也源於“人所共知的‘壞語言’藉口”，哪怕他“提交的文本經過好友的全盤潤色”也未能改變這一結果。愛因斯坦本人甚至也要依賴翻譯和合作者。

與此同時，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James Franck）來到芝加哥，並逐漸適應了英語，而馬克斯·波恩（Max Born）則在愛丁堡定居，拾起了他在少年時代曾饒有興趣學習過的英語。諸如此類的許多名人都曾經談到過自己與新語言較勁的經歷，就像今天的日本諾獎得主在自傳裡所強調的那樣，第一篇英文論文的發表對其在日本之外確立其研究成果及風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不要高興得太早——回到1930年代，希特勒也取消了大部分外國學生的簽證。限制赴德留學，意味著對德語的進一步扼殺，可謂是一戰以來德語在科學中的消亡進程裡的最後一擊。

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來到芝加哥後也適應了英語

二戰結束後，上述進程的主導因素開始偏向於人口學及地緣政治。大英帝國在19世紀的擴張對多語種共存仍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但出身和崛起於20世紀美帝國的科學家則並不被要求掌握多門外語。戰後迅速壯大的蘇聯科學家與工程師，是美國在科學上的新競爭對手。在1950至1960年代，世界上約有25%的科學出版物是俄語寫成的，俄語成了世界第二大科學語言，緊跟在英語的60%這一比例之後。然而，到了1970年代，由於世界範圍內的科學家都傾向於用英語交流，俄語出版物的數量又開始下降。

美國人無法——或拒絕——學習俄語來從事科學，更不用說別的外語了，再加上美式科研體制跨過大西洋輸出到了別的英語國家以及非英語國家，令科學的英語化（Anglicisation）愈發加劇。歐洲、拉美及其它地區學者加入這一新的單一語言體系的意願也有一定影響。鑑於希望被名列前茅的同行引用，荷蘭人、北歐人和伊比利亞人也減少了法語或德語的發表，轉而使用英語。頗為矛盾的是，以英語之外的任何語言出版都會被視為在表達一種民族主義的特殊主義（nationalist particularism）：非法語母語者不會用法語出版，德語也是一樣。

隨著冷戰的白熱化，以俄語發表也被解讀成了一種明確的政治宣言。同時，世界範圍內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繼續學習著英語，但科學史上的這一反常發展卻一般不被看作有深刻的政治性。到1980年代早期，英語基本上佔據了全球自然科學出版物裡的超過80%，如今則發展到了99%左右。

那又如何？信奉效率或許有一定道理，而如今只用一門語言的科學在溝通上也很方便——近來科學的顯見成功似乎可以用這種思路來解釋，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其代價。在1869年，迪米特里·門捷列夫幾乎喪失了元素週期表的發現者身份，因為他是用俄語而非德語出版的；如今，在一個日新月異的學術領域用英語以外的語言——以及在非頂級期刊——出版，學術成果幾乎肯定會遭到無視。

法國數學家通常以用法語寫作為驕傲，其高度的形式主義（formalism）有助於讓操英語的學者跟上證明的思路。在實驗性較強、較少使用方程的科學裡，這種奢侈是不可思議的。試想，有多少原本前途無量的學生因為學不好英語——而不是多變量代數——而結束了自己的學術生涯？隨著全球教科書產業日益英語化，這一問題變得更為嚴重了，甚至於高中也開始出現類似問題：市場根本不認可捷克語或者斯瓦西里語的微生物學教科書。單一語言的科學也有其代價。

這種格局一旦確立，似乎就只會越來越穩固。在當下的形勢都已經是前所未有的情況下，要揣測科學語言的未來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以前從未有過這種單一語言體系下的科學交流，更不用說某一個軍事和經濟強國的母語深入到全球每一個角落併成為其默認設定的情形了。

話說回來，有兩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維持一個規模如此巨大的單一語言體系，既需要耗費極大的精力，也需要在非英語國家對語言培訓和翻譯投入海量的資源。第二，哪怕所有英語國家在明天立刻消亡，英語也仍將是重要的科學語言，慣性畢竟是難以消除的。以往的知識積累在科學家當中形成的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心理學術語，人們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數值作為起始值，它就像錨一樣制約著估測值，簡言之，人們在決策時會不自覺地過度重視最初獲得的信息——譯註）同時支持了以往的多語言共存體系和如今的單一語言體系。

問一下你身邊的科學家即可。她一定能理解你。

本文原載於Aeon，原標題為“Absolute English”，作者Michael D Gordin系普林斯頓大學現代與當代史教授、校人文學者聯合會負責人，著有《組織有序之物：迪米特里·門捷列夫與元素週期表的陰影》，翻譯：林達，編輯：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