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旅法華僑劉少堯命案牽動著法國華裔和亞裔的心，也讓不太受到關注的法國華裔和亞裔移民走到了聚光燈前。無論這一事件走向如何，對法國社會來說，來自前殖民地和其他中東、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問題才是法國社會重點關注所在。移民何以成為一個大問題？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他的《法國人》中，專門用一章內容討論法國社會移民問題的由來。
法國前總統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 東方IC 資料圖
整個法國社會，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二十年來在面對移民問題時，一直未能拿出一個務實的、節制且寬宏的對策。
這讓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部分右派選民從此倒向了極右一邊，這也導致了一個荒謬的政治舉動的出現——很多選民從此便被扣上了新法西斯主義者的帽子。過度的脣槍舌劍營造了一個暴力、偏執的社會氛圍，很多有關移民問題的立法提案也招致了社會人士的過激解讀。
如果我們依舊只通過二元的方式區分移民和國民的話，我們就無法加深對移民問題的理解。為了深入探討這一話題，我們首先應確認三類群體的存在：來法國定居的外國人、剛剛取得國籍的法國人，以及法國原住民。隨著時間的推移，後兩類人群——也只有這兩類人——會互相融合。
在阿爾及利亞各省和以塞內加爾為代表的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殖民地，去殖民地化運動的進行讓很多人的境地變得模稜兩可。這些人此前依據法國法律的要求一直擁有法國國籍，然而眼下，他們又即將成為一個新獨立國家的公民。不過對於那些已經前往法國生活的殖民地住民來說——尤其是那些曾在阿爾及利亞為法國人服務過的當地人，當他們逃往法國避難後，他們還是有權為自己及自己的後代們繼續保有法國國籍的。
當地時間2013年10月28日，法國加來，慈善機構SALAM每天為當地移民群體發放生活必需品。該慈善組織由300多志願者組成，除了食物外，還發放衣物、藥品等等；這些移民則多來自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等。 視覺中國 資料圖
然而對於那些在20世紀50年代前往法國公司所屬工地工作的工人來說，情況就有所不同了。起初，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想著在工作幾年後憑藉攢下來的錢回到原來的國家繼續生活，然而事實的壓力讓他們逐漸改變了觀點。法國與他們的國家相比，在生活條件與社保水平上均不可同日而語，況且他們的子女已開始在法國接受教育，這些客觀狀況迫使他們希望延長自己的長居時間。直到再後來，很多人索性申請了法國國籍。考慮到這部分人來法定居的客觀情況，我們應該相應地採取適當的解決措施。
這一新式移民狀況與此前的移民相比，有著兩方面的不同：首先，這些移民均來自於同一地區；其次，在他們背後所暗藏的，是一波非法移民的浪潮。移民者來法的原因並不是為了融入法國社會，他們只是不想再繼續忍受原來國家的失業和窮困。他們一心想改善生活條件，這是他們的最高訴求，只要能實現這個目標，要他們去哪裡都行。
這一移民浪潮以及因它所引發的伴流導致了新移民問題的產生。在此之前，法國的入籍申請人在忠於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時，均表達了自己及其家人要求融入法國社會的意願。他們已準備好成為法國社會大家庭的一分子。
然而，來自馬格里布地區和西非地區的新移民都有其宗教文化信仰，那就是伊斯蘭教。他們堅持自己獨立的身份，拒絕通過任何形式融入我們的希臘—羅馬—猶太—基督文化體系中。
相對而言，先期來法的移民人員是少數的，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大都處於受迫害地位。然而新式的非法移民在國人眼中，卻有如一個大水箱，似乎是無窮無盡的。
面對這種新式移民動向及他們自身的文化態度，法國人擔憂他們對本國文化及民族性帶來的影響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不過直至20世紀80年代時，國人的這種擔憂還一直僅限在理性的框架內。它之所以還沒有越界，是因為此前的各屆政府都已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體量，並致力於尋找正確務實的解決方式。
在那時的民眾看來，移民問題其實已開始得到了理性處置，僅需密切關注下去即可。儘管極端黨派試圖將移民問題作為選戰的辯題，民眾卻毫不買賬。1974年，國民陣線的黨首參加了總統大選並取得0.74%的支持率。經過了七年針對移民問題的有效治理後，1981年時的他便選擇放棄了參選。儘管他宣稱自己支持另一位極右黨派候選人，但結果顯示，後者也只獲得0.3%的選票，並迅速被淘汰出局。可以說，這一次法國再沒有出現排外的選票。
1981年大選結束後，移民問題已在系統層面上發生了變化。它開始在一部分公眾心中引發了持續的擔心，害怕移民政策會對法國的民族性造成衝擊。另外，此前在政壇已銷聲匿跡的極右勢力，這時也找到了尋求政治突破的機遇。
第一項引發民眾擔心的措施就是賦予外國人選舉權。需要清楚說明的是，這裡的外國人並不是指那些已經取得法國國籍的人—如果真的是這些人的話，他們會自動獲得公民選舉權；而 是指是那些在法居住，但持有他國國籍的外國人。1981年，社會黨人士在克雷泰伊組織遊行，呼籲國家將選舉權賦予那些已在法國居住三年以上的外國人。隨後，這一動議正式被新一屆政府提上了議事日程。
至於密特朗本人，他仍在悉心填燒著這團火焰。1988年3月，他發表了《致法國人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道：“自己深感惋惜的是，我們的道德狀況不允許賦予外國移民投票權，讓他們對中央和地方的各類政治決策進行監督。”
當地時間2015年6月14日，意大利文蒂米利亞，移民遭到法國警方拒絕入境後在邊境等待，在他們身後的海面上一名男子在乘船釣魚。 視覺中國 資料圖
獲得居住證後，非法移民們就可以合法進入就業市場，並會自動獲得大部分社會保障權益。這項措施最大的弊病在於，移民申請者們從此清楚了成為法國人所需的一條龍做法，即那個人盡皆知的三部曲：首先，要設法非法偷渡到法國；接著，通過自動“正常化”措施將自己合法化；最後，享受與法國公民一樣的全部社會和家庭服務。隨著這項措施的實施，消息在相關人群中迅速傳播開來，於是，所有人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偷渡到法國去。
與此同時，政府在1981年11月25日取消了旨在鼓勵移民勞工歸國工作的援助措施。
不論上述措施的實施到底是出於何種理由——這其中肯定少不了對競選的考慮！——其對國家最主要的不利之處在於，這些粗暴的手段已將一個敏感的問題引向了歧途，那就是法國的移民政策與國家民族性的維持之間的關係。要知道，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此前既沒有進行過思考，也未予以答覆，而法國又是這樣一個擁有中等規模人口的國家，它有著自己獨立的文化——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法國的文化已變得非常脆弱。
一些思想團體和宗教領袖的表態更加劇了這份混亂，他們表示，法國社會應該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各種文化應於其中處於並行地位，而不應一味尋求共同文化的存在。這樣的說法若換作是在茹費理的時代，肯定會讓學校的教員們憤慨不已。茹費理本人從1880年開始到1914年之間，一直致力於向國家第一批在校小學員們灌輸這樣一個信念，即他們都擁有同樣的歷史（“我們的高盧祖先”），所有人都團結在同樣的愛國信念中。此外，這樣的想法還會導致一個額外的弊病：它完全脫離了對移民文化進行融合的政策。但別忘了法國社會過去曾陷入過四分五裂的狀態！
我們已經漸漸遠離了20世紀初年的往事，忘記了當年接納波蘭和意大利籍移民時所採取的那些動情的舉措。在這些移民的回憶錄中，他們均表達了希望融入法國社會的強烈意願，那時的法國在他們眼中，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熱情的和寬容的存在。然而，我們後來的移民導向卻幾乎從未徵求過人民的意見，儘管依據1958年憲法的規定，人民才是權力的真正所有者，但恰恰與我們的民主原則相悖的是，沒有人想知道民眾在這一事關未來的問題上的看法。媒體、教會，以及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在他們看來，政治思維單一化與經濟全球化都是一股浪潮，終有一日，各種脆弱的特殊人群情結都會在這浪潮下被吞噬。
當地時間2017年2月9日，法國卡昂，警方清理一處難民營，撤離生活在內的移民與難民。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除此之外，我們還在一個問題上未能進行有效區分，那就是移民和長居法國的外國人之間的異同，這使得對移民問題的正確理解更加變得不可能。時下，經濟不景氣的大潮波及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尤其是非洲。如果我們對待移民問題施之以錯誤的慷慨的話，此刻只會在國人腦海中產生邪惡的罪念。此外，我們同時也忽視了一點：只擁有世界百分之一人口的法國，其行動空間是極大受限的。我們過去打擊非法移民的手段，無非是以極不人道的方式一概拒絕，但這實際上是拒絕了讓他們與我們一起應對經濟危機的可能。
1999年，共產黨和社會黨人提交了“關於在憲法層面確定外國人蔘加市政投票的條件”的提案，這份提案委實讓公民身份這一概念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公民身份與選舉權是緊密相連的。目前，在歐盟範圍內已經出現了“歐洲公民”這一新概念，他們擁有在域內自由定居和往來的權利。考慮到這一狀況，同時依據這類人在法定居的年限，法國從2001年的地方選舉開始便決定賦予他們正式的投票權。這份權利具有排他性，取得投票權的歐洲公民將被禁止參加其他國家的選舉投票。至於“外國人士”，也就是說那些非歐盟居民，社會黨在這份提案中不建議授予這類人法國公民身份，但仍賦予他們投票權。
我們的現任領導人依舊自困於單一化的政治思維所導致的矛盾中，加上他們一貫的自我防衛戰術，這一切都給法國人貼上了排外的恥辱標籤，而這種排外感又要為一切的失敗負責。但他們已忘記了，在1981年之前，“排外”這個詞還沒有出現在我們的政治表述中，它也並非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他們也忽視了一點，從1975年開始，正是基於許多法國人的卓越努力，大量的越南、柬埔寨及後來的智利難民才得以前往法國謀生。法國接待的難民數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每當政界人士處理移民和種族主義問題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不能將其混為一談，他們常常為圖便利，將移民問題與種族主義和希特勒德國的極端排外主義進行直接比較。這樣的類比是有失確切的，其相關建議和結論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今天，人們面對移民問題時所做出的反應卻是另外一回事。本質上，它是出於一種擔憂，害怕移民的到來會破壞他們既有的生活條件、居住方式和社會環境，甚至會再度對他們的文化進行衝擊。當人們意識到了我剛才提到的人口新態勢後，這種擔憂便會持續發酵起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恐懼的情緒會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蔑視行為的發生，甚至是引發仇恨，然而它們卻和納粹的鄙夷態度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這不是為他們進行辯護，因為納粹的態度完全是一種基於自身優越感的狂熱，而對這些原住民而言，他們的表現正如阿爾封斯·都德所說的那樣，是出於一種弱者的憤怒。
我一再強調合理對待移民問題的重要性，並且主張同其他歐洲盟國一起落實“量化”移民政策，這是因為我非常憂心於人們以往漠不關心的態度和拒不討論的做法。個人是很容易做出表態的，他們也常會滿足於媒體的反饋，然而這無益於治癒民眾心中的恐懼。此外，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其他歐洲國家，那些自感深受威脅的民眾可能會做出很多不可預估的反應，對此，我們亦無法予以排除。當代歐洲最為令人尊敬的人物之一——前德國總理赫爾莫特·施密特——最近曾向我透露過一個陰暗的預言：“如果我們的政府不能在移民問題上採取正確且理性的對策的話，暫且不說二十年，就在五十年內，恐怕各地的極右派政府就會紛紛上臺，那時的歐洲註定會分崩離析。”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28日，法國巴黎，移民在巴黎的一條大街上搭帳篷生活。2015年，100餘萬難民為了躲避戰爭與貧困從中東、亞洲和非洲移民到歐洲。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法國應該保持自身開放的國家傳統，同時也要堅持其民族性。開放應該是多元多樣的，不應拘泥於單一民族根源，只有這樣，這些移民文化元素才能更加豐富法國文化的內涵，一如舊時的那些移民所做到的那樣。舶來品的到來並非是為了替換我們的現有文化。法國的文化演進過程其實是建立在其對外來文化的融合力之上的，並非依仗於多樣文化的並存。
這要求我們實施“量化”移民政策，對各年度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人口數量分配限額，同時對移民人員的職業背景也要進行配額控制。通過對外來移民融入法國社會程度的觀察，我們要週期性地對上述額度進行調整，這項工作須與我們的其他歐洲夥伴共同協商完成。至於向移民人員發放居住證與勞工證的工作，則屬於我們的內部工作範疇。
我們的一項最核心的任務，也是最需要傾注情感並集中政治努力的工作，在於讓那些新近取得國民身份的法國人迅速融入法國社會當中，尤其是對他們的子女而言。需要承認的是，儘管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儘管已經有許多人在法國取得了成功，但是這些成果卻並不能讓我們滿意。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因為它要求走完一個完整的教育循環。只有儘早結束非法移民的浪潮，讓合法移民的進程不再開倒車，並以此淡化社會文化層面的緊張空氣，我們才能夠指望這種融合取得最終的成功。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當一個社會的移民人口數量達到某一閾值之後，他們的社會融合慾望就會下降，甚至會完全走向反方向：他們開始謀求自我抱團、自我聚攏，並通過保留自身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做法，維護自己族群的身份特質，這樣一來，社會融合進程就會完全中斷。為了避免這樣的危險情況發生，開啟非法移民遣送工作就勢在必行，無論它會怎樣觸碰我們敏感的神經。法國完全有能力組織起這樣的人道遣送工作，無論如何，這項工作都不能走向失敗，否則，非法移民潮馬上就會開始反撲。
一旦非法移民行為得到了有效遏止，這些法國社會的新公民就會成為社會前進的強大動因。對此，我們的教育體系、地方行政機構，以及各類文化體育社團都要熱情地發揮出自己的貢獻，向這些社會新成員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持。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新公民憑藉其聰明才智，完全可以為我們的社會進行服務。他們的貢獻不應只存在於體育層面——比如像齊內丁·齊達內和他的父親那樣；他們也完全能作用於其他社會層面，如經濟和社會領域。這其中，女性會發揮著她們自身獨特的貢獻，她們撫育子女時所表現出的賢淑、慈愛與無微不至，都是整個社會的財富。
威脅源自於兩方面：首先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它源自於我們人口優勢的衰落，不過同時，它也源自於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壓迫。這種壓迫旨在掃除阻礙全球化進行的一切障礙，包括商業性障礙和文化障礙。前者在實際操作中業已清除殆盡，至於後者，它多是發端於一種語言或音樂的傳播。時至今日，我們又有了民族性障礙，對此我們不能將其稱之為一種陰謀，我們也根本找不到那隻無形推動的大手，只能說是當今時代的兩大優勢性因素決定了這一點，那就是對利益的追逐以及通信的便捷。如果有人在擔憂全球化帶來的平均效應的同時，卻又致力於根除其行動目標中的民族性特質的話，這無疑是非常奇怪的。
若想在理性移民政策問題上取得一致，我們首先要在民族性的感知和認同方式上取得統一。一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清點需保護的遺蹟清單一樣，很多在歷史上長期積累起來的文化遺產也應得到我們的悉心維護。這種態度也應在其他很多頗具分化效應的問題上得以顯現，如對“文化特例”的認同，對飲食文化的實踐，對體育成就的自豪，以及對法蘭西語言的捍衛。此外，還應加上外來移民對法國強烈一致的歸屬感——他們來自地平線的各方，他們永恆地定居在了這裡，在這塊全世界最神奇、最人性化的土地之上。
（本文選自法國前總統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的著作《法國人》，這本出版於2000年的書討論了許多困擾法國和歐盟的政治議題，比如移民。該書中文版最近由萬墨軒圖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