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一天，雷思麗（Lasli）走進華盛頓K街1612號的辦公樓，這是她在“首都圈移民權利聯盟”（Capital Area Immigrants\' Rights Coalition, CAIR）做志願服務的第一天。

這裡距白宮只有兩個街區，這一天，是特朗普就職美國總統的第64天。

CAIR，與英文單詞“關愛”諧音，是美國首都圈唯一一家為被拘留的移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機構，他們最近新設了一臺熱線電話，以應付日漸增多的諮詢需求。

緊張培訓之後，雷思麗接到了第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拘留所裡的年輕人，因為開車超速被警察攔了下來，“小夥子真是，超速這種事情太不應該”，頭髮已經有些花白，平時從事PR工作的雷思麗說。但她馬上意識到，這個小夥子如果被驅逐回國，就會面臨被當地黑幫追殺的境遇，他的母親和哥哥都因此喪生。

“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到當事人解釋自己的故事，這跟在媒體上讀到的，感覺太不一樣了。”

移民遣返問題，一直很糟糕

同在CAIR工作的29歲律師艾迪娜（Adina Appelbaum）建立了一個犯罪與移民法律無償援助項目。“移民遣返的問題，其實在奧巴馬時期已經非常糟糕了，但關注的人並不多。”她苦笑著說。

奧巴馬執政的2009年到2016年，近280萬移民被驅逐出境，這比克林頓和布什兩位前總統加起來的數字還要高。奧巴馬也因此被稱作“遣返首領”。

離華盛頓最近的拘留所，驅車要將近三個小時（拘留所大多都離城市都很遠）。艾迪娜每兩週會去那邊給移民提供基本的法律援助，她對我說：“理論上，拘留所並非監獄，但那地方聞起來、感覺起來就是一間監獄。”

一位在美國生活了20年、曾參加伊拉克戰爭的移民在拘留所中生活了20多個月，在一份匿名自述中，他說，移民們每天要被監禁20個小時，在同一空間就餐如廁；若對生活條件提出抗議，則會被關禁閉，禁閉室裡除了一個小孔與空蕩蕩的地板外，別無依憑。這位老兵曾因私藏毒品和火器遭拘留，他說：“這是非人的對待，沒有任何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可以被如此對待，更何況這是在美國——我曾自豪地為其自由而戰鬥過的國家。”

這些如同監獄一般的拘留所，在2006年布什時期，才有先例。在那之前，移民家庭在接到法庭通知後，會被放行，回家爭取自己的官司。今天的美國，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移民拘留系統。每天都有至少4萬移民生活在拘留所裡。

沒有律師代表的移民若想擺脫這樣的監禁生活、重獲自由，則必須在拘留所提供的過時法律材料中刨出可利用的工具，而對於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甚至不懂英語的移民來說，自救幾乎沒有可能。

艾迪娜和她的同事所幫助的就是這群在她們眼中十分無助的人。但由於志願律師供遠不應求，她們每次去拘留所為移民提供的幫助也甚是有限。

薩巴（Saba Ahmed）是艾迪娜的同事，2014年加入CAIR，她每個月都會去馬里蘭州的拘留所提供法律援助。巨大的鐵門在她們身後關上，夏天的監獄裡，氣溫直逼40攝氏度，巨大的風扇發出噪音，幾十個新進拘留所的移民迫不及待想要描述自己的境況，但她們這一天在允許的時間內，只見了8人。

“每個人只有5到10分鐘的時間瞭解案情，”薩巴解釋，在跟蹤了幾百個案件後，她開始學會毫不留情地打斷激動的移民，“壓縮時間的同時必須把情況瞭解徹底，因為很可能我在幾個星期之內都無法再見到這個人。”任何一個細節錯誤，都有可能給這個人的案件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這些遣返前被拘留的移民中，86%沒有律師代表，需要在移民法庭自食其力應對公訴方，也因此只有13%最終獲得勝訴。相比之下，有律師代表的移民勝訴率高達74%。

交叉的刑法與移民法

在拘留所，真正讓這些移民夜不能寐的是對未來的不安，對輕罪重判的憤怒、與遣返後便要遠離家人的惶惶。

1996年通過的“非法移民改革及移民責任法”，要求移民局驅逐重罪的非公民，羈押將被驅逐的非公民，從嚴解釋“重罪”的定義。這使得涉及刑法和移民法的案件極為複雜，輕微的偷盜罪或是違反交通規則都可能造成最嚴重的後果——被驅除出境。

艾迪娜說，在凡事都強調給他人第二次機會的美國，“作為移民，卻無權擁有第二次機會。”

她給我舉了兩個例子。一位出生在墨西哥並拿到美國綠卡的移民，與一位出生在美國的公民，兩者都是大學生，都養育著一位美國公民孩子。如果他們都犯了輕盜竊罪，美國公民隨即可以回家、順利畢業、找到全職工作，撫養孩子；但綠卡持有者，他也可以回家，但隨即移民官就會將其逮捕，因其“涉及道德敗壞”（CIMT）的罪行，無權得到移民法庭的受理，他會被驅除出境，被迫離開自己的孩子。

這是因為犯罪移民案件處於移民法與刑法的交叉點。同樣觸犯刑法的美國公民和移民，前者只受刑法判決後果，後者則要接受違反刑法與移民法的雙重懲罰。

但移民法屬於聯邦法，由聯邦政府執法；而大部分刑法由州政府制定並進行執法。因此，根據刑法做出的犯罪判決，並不一定會導致移民法中的遣返這一判決結果——這是辯護律師為被拘押移民辯護的關鍵點。但同時精通移民法與刑法、能夠理清這一交叉點的複雜性，並願意為這些弱勢的移民提供志願服務的律師，十分匱乏。

接受採訪幾天後，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法律中心，艾迪娜與同事一道，給20多名律師和法律系學生做了一場移民法的培訓。“刑法已經和移民法交叉在一起了，法律在這個交叉點所能達到的複雜程度，對於許多公共辯護律師而言，是極大的挑戰。”

而艾迪娜建立的犯罪和移民法律無償援助項目，就是想要解決這一難題、發動更多律師進入這一複雜領域，併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培訓。她因此進入了《福布斯》雜誌“30歲以下30位俊傑”的榜單。但現實比設想殘酷，“找到願意進行無償服務的律師已經很難了，他們又不是移民律師，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在培訓、指導這些律師，不能接受更多的案子。”

△ 艾迪娜的工作獲得了認可

艾迪娜項目的最新工作成果是幫助了一名已在美國居住10年，養有三個女兒的墨西哥裔移民獲得了保釋，在保釋前，他已在拘留所中度過了一年零三個月。她說：“為遭拘留的犯罪移民辯護有很多好處，但沒有什麼比看到家庭團聚更好了。”

“罪犯則沒有家庭”？

2015年，特朗普在宣佈參選美國總統時，如此形容墨西哥移民：“他們帶來毒品，帶來犯罪。他們是強姦犯。只有一部分，我猜吧，是好人。”他承諾要將無證移民——他自己說有兩三百萬人，事實上，根據皮尤研究所，這個數字在2015年是1100萬——全部驅逐出境。

“我入職的第一天，第一個小時，這些人就會不見。”特朗普在亞利桑那州說。

就任後，特朗普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百日計劃，大多無功而返；但他成功讓生活在美國的移民陷入了巨大的不安。

特朗普發佈的總統行政令要求增加拘留設施，加大驅逐移民處境的速度，並且要求地方警官協助聯邦移民機構的執法工作，那些不願意配合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對移民友好的“避難所城市”則會被特朗普政府列入黑名單、公佈於眾。

同時，他決定宣傳移民犯下的罪行、公佈詳細的犯罪者信息。艾迪娜替我打開政府網站，網頁上移民犯下的罪行、姓名、居住州市，已經一應俱全。

根據《華盛頓郵報》，特朗普上任後，截止5月17日，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總共逮捕了41300名移民，比去年同期多了38%。在特朗普簽發的總統令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將奧巴馬曾經著重強調的“優先遣返”對象，也就是犯下重罪的移民，擴大成了非常籠統的類別，甚至包括“有可供控訴的行為的”——也即並未判刑的對象。今年拘留的移民中，就有10800名沒有被判刑的移民。

艾迪娜說，“這就為種族定性，也就是僅就種族來鎖定犯罪嫌疑人，創造了機會。”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深入瞭解了特朗普上臺後的675件遣返案件（這個取樣不一定有代表性），發現將近半數被遣返的移民，並無犯罪記錄，或只是違反了交通規則。

在過去，為了酌情執法，ICE一般不會在法庭、醫院、教堂和學校這樣的場合進行拘捕，但這在最近也發生了變化。30歲的跨性別者歐文（Irvin Gonzalez）在法庭上控訴家庭暴力後被守在法庭外的移民局警官逮捕，這讓遭受家庭暴力的移民女性更不願意站出來；弗吉尼亞州一行拉丁裔移民在離開教堂收容所、橫穿馬路時被移民局官員盤問，最終兩人被逮捕；無證、但每年向移民局報到則可留在美國的瓜達盧佩（Guadalupe Garcia de Rayos），在今年向移民局報備時被現場逮捕並遣返。類似事件層出不窮，但公眾對此提出的道德質疑，並未能阻止該類案件的發生。

奧巴馬加大對移民社區的執法力度，是為了給自己標誌性的“夢想者”法案（DACA）製造政治空間。“夢想者”指的是幼兒時期就被非法帶入美國境內的無證年輕移民，DACA讓這些年輕人有求學、就職的可能性。他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說辭，說他遣返的是“重罪犯，而非家庭。”

這個說法的初衷，是既想要迎合希望加大移民遣返力度的選民，又想迎合要求保護移民權利、限制遣返數量的選民。但艾迪娜評價說：“問題在於，每個人都有家庭。僅以‘合法’二字衡量，就意味著犯了任何罪行的移民就無法成為社會一員，只能接受懲罰，並且必將接受與家人分離的結果。”

特朗普當選後，艾迪娜把律師資格證裝裱了起來，掛在了辦公室的牆上：“很難想象情況還能繼續糟糕下去，我得給自己多一些信心。”

寧卉 發自 美國 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