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不滿18歲的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中共黨員；

1927年，在漢口“八七會議”上，23歲的他成為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

1945年6月19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一起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史稱“五大書記”，他最年輕，時年41歲。

葉劍英元帥曾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他就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之一——任弼時。

任弼時

年少投身革命

任弼時，原名任培國，1904年4月30日出生於湖南汨羅市一個教員之家。5歲就隨父親讀書，7歲入明德小學，12歲去長沙考入師範附屬高小，後入長郡中學，在校內受“五四運動”影響，積極參加遊行宣傳等愛國活動。

1920年，他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學業，聯繫旅法勤工儉學未成，便加入毛澤東、何叔衡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去那裡勤工儉學。經研究會介紹，他到上海蔘加俄語學習班，在那裡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1年，任弼時在莫斯科。

1921年春，任弼時與劉少奇等一同赴蘇俄。他們通過赤白軍交戰的火線，歷經種種艱辛到達莫斯科，進入培養革命幹部的東方勞動者大學。1922年初，任弼時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秋回國。在東方勞動者大學讀書時，蘇俄局勢艱難，糧食短缺，開始他一天只能領到200克黑麵包，忍飢刻苦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回國後他到上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因張太雷長期離職，兩年間由他代理中央書記。當時他才二十來歲，卻敢於向黨中央領導陳獨秀提意見，有一次氣得陳獨秀把他的意見書當面撕碎。

1927年國共破裂後，黨內同志深感他與陳獨秀爭論時的觀點正確。“八七會議”上他被選入政治局，成為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隨後四年間，他一直從事地下工作。

從“娃娃親”到革命伴侶

作為滿身硝煙、叱吒風雲的革命領袖人物，任弼時的家庭生活卻少為人知。任弼時與夫人陳琮英既是伴侶又是戰友，他們從青梅竹馬到心心相印，走過了近四十年的婚姻經歷。

1926年3月，任弼時和陳琮英在上海完婚。

任家與陳家世代交好，任弼時自幼就與陳家的女兒陳琮英結成“娃娃親”。

陳琮英比任弼時大兩歲，她身材矮小，人很清瘦，幼時纏過足，沒有讀過書。12歲時正式進入任家，與10歲的任弼時成為很好的玩伴，二人青梅竹馬，十分親密要好。任弼時從小活潑聰明，學習成績一直在班裡名列前茅。12歲時，任弼時考入長沙師範學校附屬高小部，離開了家鄉。揹著行李離家的那天，在一起玩了兩年的小夥伴依依不捨的道別，小任弼時承諾以後會回來接陳琮英，他們還在一起。

任家當時生活清貧，任弼時在長沙讀書時的學費和生活費，成了家裡沉重的負擔。懂事的陳琮英有一天對公婆說：“我也到長沙去，在那裡做工，供弟弟上學。”公婆一想，覺得這樣既可減輕些家裡的經濟負擔，又讓兩個孩子住得近些，好培養感情。於是，他們託長沙的親戚，為陳琮英找了份襪廠童工的工作，陳琮英就高興地來到長沙，開始了陪任弼時讀書的生活。

陳琮英在廠裡努力幹活，為了多掙幾個銅錢給任弼時交學費，她常常主動要求加班。她自己卻吃穿特別節儉，幾乎把每月所掙的工錢全交給了任弼時。每逢節假日，任弼時都會來廠裡看望陳琮英，看著她累成那個樣子，非常心疼，勸她不要太過勞累了。

就這樣，在父母和陳琮英的幫助下，任弼時得以順利讀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學三年級。在這五年中，兩人漸漸長大，感情也更加深厚。1926年，已是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把在襪廠當女工的陳琮英接到上海，舉辦了簡樸的婚禮，從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任弼時幫助陳琮英學習文化，傳授她工作經驗，引導她走上革命的道路。陳琮英則是任弼時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友。

1937年8月15日，任弼時與陳琮英在陝北

任弼時與家人合影

一生有“三怕”

1929年末，任弼時在上海主持江蘇省委工作時，被租界當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張月票，而票面上寫的使用人住處已是火災中燒掉的房子，無從查對。外國警探懷疑有假，便使用電刑，竟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任弼時甦醒後仍堅不吐實，這種頑強態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產黨，於是繼續關押拷打。

幸虧後來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設法營救，才使他獲釋。

任弼時不怕酷刑，不懼死亡。但他說自己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錢多，三怕麻煩人。

“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在中央蘇區，任弼時和戰士們一起上山挖野菜，過一樣艱苦的生活；在長征途中，任弼時拖著重病而虛弱的身軀，吃力地扶杖前進，有擔架也不坐；在轉戰陝北中，任弼時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來，不讓人攙扶，一直走到目的地。

1935年8月，賀龍、李達、關嚮應、任弼時（右一）、王震在湖南澧縣合影。

建國後，任弼時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條毯子還在用著，這是組織上發給他的戰利品；他愛人陳琮英用自己的毛圍巾為他改織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爛不堪，他照樣穿著。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時，有關部門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著參加入城閱兵式。經請示任弼時，他不同意，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進城後，他制止了工作人員想將他的舊被子、舊衣服換掉的做法，並誠懇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進城了，應該闊氣一些了，這樣想就不對了，不能忘記目前我們國家和人民還有困難，什麼東西也不準給我領，那些被褥和衣服補一補還可以用嘛。”他特別注意節約用電，時常告訴孩子們和工作人員，“人走燈滅”，並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發的東西，任弼時總要問是不是按制度發的，如果發現是身邊同志特別要求的，就讓退回，並耐心地說：“凡事不能超出組織規定的制度，絲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國家還很窮，困難很多，我們辦每件事都要想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時他依然用的是那些陳舊的衣物。

1948年秋，任弼時與陳毅等在石家莊。

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艱苦的環境和緊張的戰鬥生活，影響了任弼時的健康，但他始終抱病堅持繁重的工作。當他病情加重時，同志們勸他休息，他卻說：“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四度旅居莫斯科

任弼時3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四度旅居莫斯科，與莫斯科結下不解之緣。首次赴莫是1921年5月，與蕭勁光、任嶽、劉少奇等年輕人奔赴莫斯科學習，尋找救國之路。1924年7月23日，任弼時和陳延年、鄭超麟等啟程返國，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取道海參崴，於8月抵達上海，開始了“亭子間指揮革命”。

1926年的任弼時

任弼時第二次旅居莫斯科是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左右，代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議。這時，任弼時已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了。距前次旅莫不過兩年，但是在國內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的洗禮下，他已成長為一位年輕的職業革命家了。

1939年，任弼時和周恩來等在莫斯科。左起：周恩來、鄧穎超、陳琮英、任弼時。

1938年3月底至1940年3月，任弼時第三次旅居莫斯科，歷時兩年。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旅莫，距第二次旅莫已是11年，經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及抗日戰爭初期的洗禮，任弼時已是一位幹練持重的更加成熟的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

任弼時第四次旅居莫斯科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從1949年12月到1950年5月底，為時半年。這次赴莫是專程治療並休養，幾乎沒有政務活動。

1950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到巴拉維赫療養院看望在此養病的任弼時。

“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45年4月23日，代表12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雄壯的國際歌中，辛勤準備近5年的中央祕書長任弼時宣佈大會開幕，並發表了簡短的演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分別作了報告。解放區代表踴躍發言。大會選出了包括任弼時在內的44名中央委員。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提議由任弼時擔任會議臨時主席。會上，大家一致同意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處書記，推舉任弼時為中央祕書長。這種領導格局，一直延續到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這一年，任弼時41歲。他身體患有多種疾病，時常頭痛難忍，但一直堅持工作，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重要領導人從陝北轉戰西柏坡，直到共同見證新中國的建立。

1937年，任弼時和朱德在陝北。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祕書長任弼時同志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時年46歲。聽聞噩耗，毛澤東十分悲痛，到任弼時家中親視入殮，親扶靈柩，還揮筆題下“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達對戰友的悼念之情。

1950年10月28日上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親視任弼時遺體入殮，併為他覆蓋黨旗。

周恩來總理號召人民紀念、學習他“奮鬥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什維克精神”。

五大書記銅像。從左至右：任弼時、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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