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袁佳琦
這天早上，導演王大維刷到一條“96後開始養生”的新聞標題，百感交集。在他眼裡，90、00後有一套屬於Z世代的價值體系和世界觀，跟自己這個80後不太一樣，和70後更是全然不同。
這天，王大維需要為獨立音樂紀錄長片《偶像》即將到來的發佈會做準備，並與下一季的獨立音樂人團隊保持溝通。一些人覺得《偶像》選材小眾，沒人會看，王大維卻感覺恰恰相反，
“有獨立思想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未來的養生方式，不是去消費一些快消產品，而是能夠帶來深度思考的東西。”
他甚至做好了五年的拍攝規劃：五年時間，五個主題，1825天，100個獨立音樂人及樂隊，在鏡頭記錄下，呈現中國獨立音樂與世界的關係。
3個月前，王大維跟著布衣樂隊陸續跑了六站西北城市的巡演，在“小怪獸”系列巡演中，布衣樂隊經歷了一次成員大換血。主唱吳甯越口中“59歲的金毛獅子王”——“亞洲鼓魂”Funky重新歸隊。
“布衣的歌加雙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什麼樣子的。”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線，嗓音低沉的70後主唱吳甯越，在一次視頻採訪中毫不掩飾興奮神色：
“金屬布衣。俺們是鐵衣樂隊。”
12月24日《偶像》發佈會彩排前，吳甯越向娛樂獨角獸坦言，導演“欽點”的歌單在現場氣氛調節上“有點難度”。但23年現場演出經驗背後，“現場之王”的稱號不是空穴來風。
演出當晚，在知名“流氓歌曲”《羅馬錶》壓軸後，是新專輯裡那首帶有金屬樂質感的——《夢》，前奏響起，有觀眾迅速捕捉到“甩點”，沉浸在Riff和雙踩鼓點裡。
“到底什麼是偶像？”
2017年年初，一檔節目讓很多人一夜之間成了流量明星、全民偶像。這件事給王大維帶來很大觸動，也是《偶像》最初的靈感雛形。王大維不想給“偶像”下定義，“這是個開放性討論的名詞，我希望能讓大家有些思考。”
《偶像》第一集在1月10號這天上線，王大維三日可見的朋友圈在宣傳期保持著平和剋制，日更一條。頭天下午，他轉發了布衣樂隊的預告片，轉發語簡明扼要：
“中國第一部獨立音樂系列紀錄長片《偶像》第一季第一集《我本布衣》。”
“我本布衣”：江湖一入23年
最開始跟吳甯越一見面，王大維就覺得，這哥們太“有勁兒”了，對搖滾的認識和別人不一樣。
一米八幾的西北漢子，淳樸與粗獷的形象之下，帶著一股獨立音樂人身上特有的“勁兒”。不知從何時起，70後的吳甯越開始被大家喚作“三叔”。
1994年的寧夏銀川，20歲的吳甯越與布衣樂隊一腳踏進音樂“江湖”，樂隊成員前後更迭了40幾人，而吳甯越經歷了布衣樂隊的整個23年。這些年來，吳甯越始終將“不服”和“懶”奉為樂隊最重要的兩個品格。“不服和懶惰是相對的，懶會有效平衡不服。”
吳甯越總是說，玩音樂就像談戀愛，根本不需要堅持，“不喜歡了，我立刻就不玩了。”
這一堅持就是23年。
23年間，布衣樂隊接過商業合作。為電影《瘋狂的石頭》創作的《我愛你親愛的姑娘》，至今仍在網易雲音樂樂隊個人頁面熱度榜首。去年10月，布衣樂隊成為國內第一支被邀請到故宮演出的搖滾樂隊。踏進故宮建福宮花園演出現場的那一刻，吳甯越的心跳就開始加速，“那種感覺太震撼了。”
23年，受邀參與大大小小的紀錄片也有不少。CNN曾以他們為主角拍攝介紹中國獨立搖滾樂隊的紀錄片，但《偶像》的感覺“不一樣”，吳甯越形容《偶像》的拍攝是一個“相互顛覆”的過程。
對吳甯越來說，作為一部紀錄片，《偶像》像是一部電影，但絕非擺拍。“像《低俗小說》、《兩杆大煙槍》那樣，同時三四個線索穿插著走，這感覺很爽。” 對布衣樂隊來說，《偶像》更像是一面鏡子，是對樂隊的一次激勵、一次回顧、一次“以史為鏡”。在物質追求上，吳甯越似乎格外容易滿足，他坦言，“布衣樂隊18年開始不虧本，20年開始盈利的”。
在一站巡演現場，吳甯越站在臺上跟觀眾聊天。剛闖北京的時候，大家住在鼓手武銳的房子裡，隔壁房子主人特別有錢，拿剛過期的火腿腸來喂狗。“我們一看，臥槽！剛過期一個月，那絕對沒過期吧！”
“我們把那個狗的火腿腸給偷吃了。”臺下觀眾嬉笑一片，吳甯越也笑了。
23年走來，布衣一路遇到的困難自不必提，需要超強的念力和信心來戰勝這些苦難。“我們原來從來沒覺得自己牛逼過，拍完《偶像》發現，原來自己這麼牛逼。”
他用“隱形感”來形容《偶像》的被拍攝體驗，“你完全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甚至於脫口而出的髒話都忘了。他從不會要求你去擺拍什麼。”吳甯越笑道，那種擺拍的紀錄片“沒意思”，“還不如去拍電影”。
“好的現場和好的紀錄片一樣，不需要任何設計。演砸了，接受，演好了，那就是一次契機，沒有中間地帶。獨立音樂人和現場的關係，就像談戀愛必須真人談，不能網絡談，不來現場等於你一直在手淫。”
這次拍攝也給導演王大維帶來了一次顛覆。
吳甯越的母親病得嚴重，巡演間隙，他頻繁穿梭在巡演城市與銀川老家照顧母親。這些畫面一幕幕勾勒出一位鐵漢柔情的搖滾老炮兒形象，也讓王大維感觸頗深——一個搞了23年搖滾，什麼都不服的漢子，這樣柔軟的一面被袒露出來，怎麼可能不感動。
拍攝結束後，王大維改變了最初設想的剪輯思路。“之前想要表現23年搖滾的歷程，後來在拍攝過程中，我們增加了一條‘孝’的線索。也希望大家看到片子後，能夠多陪陪父母，如果能把這份能量帶給更多的人，就足夠了。”
“能量”是王大維想要呈現給觀眾的關鍵詞，在記錄者的位置上，他首先感受到了這股能量。
臺上的三叔激情澎湃，臺下的他其實很安靜。“布衣樂隊整個團隊，除了演出和吃飯，剩下的時間，抱著琴，一直練，一直練。弦不離手，曲不離口。”回到銀川老家的村子裡，高山流水，彈琴唱歌之外，吳甯越也是一個細緻的觀察者。在新專輯《小怪獸》裡，作品《小狗》、《院子》的創作靈感皆取材於生活。
村裡的賣菜小販每天早晨兩點起床去進菜，做早點的商家每天三點起床做早點，“那個手已經爛爛的”。院子門口住著換煤氣罐的人，家裡的小孩約莫一二年級的樣子，門敞開著，沒有暖氣，小孩每天被大量的土包圍著，“我都不知道他們家人晚上要怎麼睡覺”。
這些生活細節同樣帶給吳甯越震撼，“直接效應是帶給你一種關愛，而這是正能量的基礎。”
布衣樂隊的搖滾之路在中國很獨特，吳甯越笑道，“民謠圈嫌棄我們，說我們是搞搖滾的，搞搖滾的嫌棄我們，說我們是搞民謠的。” 但我們是23年自己獨立走出來的一條小路，我們就是布衣。
布衣在“三年巡演計劃”最後這年，首次嘗試了“老帶新”模式，寧夏新金屬樂隊四暗刻做了布衣巡演7站的暖場嘉賓。
“他們只要還在往前走，我們就認為這條路有希望。”
獨立音樂人的“能量”，“家”，和“故事
如果說布衣樂隊是中國搖滾的先驅者，《偶像》中另一支獨立搖滾樂隊則是不折不扣的後起之秀。
後朋融入哲學思維的創作模式、現場的戲劇張力，在近兩年來為這支樂隊帶來大批樂迷。樂迷們評價他們對現場音樂的態度是“赤裸相待”且充滿戲劇“瘋狂”，主唱老趙思忖片刻，
“我覺得他們說的挺對的。”
2018年廣州的一個大熱天裡，導演石青帶著耳光樂隊的粗剪版本，來到樂隊所在廣州的排練室，等待樂隊排練結束。
“第一次接觸，還有點不太信任。”樂隊經紀人小槍坦言。此前，經歷數次“不了了之”、“沒有下文”的紀錄片拍攝邀約後，多少給團隊留下了心理陰影，甚至對於此類邀約已經開始有些牴觸。
等待樂隊排練完畢後，石青當場播放了拍攝耳光樂隊的粗剪版本。“挺震撼的，沒有想到是這樣的。” 從後期調色剪輯到紀錄片所呈現出來的意義，趙泰回憶，這次確實是“不一樣的，是我們想要的”。
當時覺得：OK沒問題。
2018年3月到10月，石青導演團隊跟著樂隊前後拍攝了半年多，上百小時的素材一度讓趙泰無法想象，它們將會如何呈現。
對於他們樂隊來說，《偶像》存在的意義眾多且重大。樂隊新唱片也在這期間打造完成。新唱片一如既往的加入了哲學思考。
《偶像》發佈會當天下午三點，樂隊彩排結束在酒店歇息，兩個小時前，經紀人小槍剛剛在音樂流媒體完成了《自我技術》數字專輯的上傳。
“第七了！周榜已經第七了。”
這是一支成員個性鮮明又充滿批判精神的樂隊。採訪間隙，這張眾籌唱片的數字版本在短時間內獲得的認可，還是讓在場的經紀人小槍、主唱、樂隊鍵盤展露喜悅。
從紀錄片的角度上來說，老趙沒想到，拍攝過程是以這種責任感和狀態來完成的事情。“導演和鏡頭是以朋友的狀態面對你，你沒有不自在或不舒服，反而能把最真誠的狀態呈現出來。”拍攝過半，樂隊六位成員也越來越放鬆。
“舞臺之下的安靜，並不代表我們的思考、我們的內心是安靜的，只是我們沒有刻意的去表現一些東西。 ”
談到獨立音樂避不開的“商業平衡”論題，老趙認為，“獨立音樂更多是一種狀態呈現，一種對於音樂或是對於自我的獨立性保持。而《偶像》的呈現方式更多的在還原獨立音樂真實樣貌，在真誠的去記錄。”
老趙用“表面繁榮、中部空缺”來形容獨立音樂現狀。“儘管從商業到運作模式上都在向成熟的方向走，但是獨立音樂現在的狀態，已經脫離了很多獨立性的東西，無論是樂隊還是獨立廠牌也好，我們只是表面繁榮，很多階段沒有經歷。在沒有搞清楚何為獨立的時候，我們已經投入商業浪潮裡了。獨立的東西便很難呈現和存在了。
紀錄片並非在雲端跳舞，它緊貼地面行走。“能量”，“家”，和“故事”是王大維看重的獨立音樂人特質，而鏡頭也在逐漸精準的剖析著每位獨立音樂人的獨特氣息。
“我們挑選的音樂人都是帶著一種能量的，需要你自己去感受，你可能會感受到堅持和夢想，感受到妥協和無耐，感受到掙扎和理想等等。“
坐落在北京大興衚衕的live house——蝸牛的家，店主小偉是個話少的人。但短短几年，在小偉這樣不善言談的人的經營下，蝸牛的家被不聲不響的經營成了北京民謠的搖籃。“這個能量很激勵我。”
“唐映楓是詩人，可能去到一個場景，他會產生‘今天的雨好美啊’這種感觸。像趙哥（耳光樂隊主唱趙荒唐），平時看的東西就比較獨特，他觀察生活，去了解社會各個不同層面的新聞，所以他能寫出獨特的歌詞。生活中嘛就比較逗比。”
“而麥子是個哲學家，我們沒法對哲學家評判什麼。”王大維笑道。
“張尕慫為什麼能創作出如此獨特的中國西北民間小調？他在進行一些與現代音樂的嘗試，每年去見民間音樂人，他們大部分都是盲人。”拍攝過程中，攝像機顯示屏對準了一位奶奶和她的兒子，兩人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者，亦都是盲人，“我都不知道，換作是我，我該怎麼生活。”
他們中的有一些，從“不接受採訪”到整整半天時間後的“建立信任”，開始表現，那是很震撼的。
紀錄片不像拍廣告片，兩三天就完事了。迅速熟悉，迅速打開，和萍水相逢的人生活幾個月，這是很難的一件事。
然而更難的是墜入素材庫裡，“穿針引線”構件敘事線的剪輯過程。
記錄獨立音樂：從喜歡，好奇，到合理
第一期《我本布衣》成片定下來後，看了五分鐘，王大維哭了。
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個剪輯版本，從去年10月開始，《偶像》第一季拍攝完畢，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後期團隊應對著巨大的剪輯壓力。其中，耳光樂隊的剪輯週期最長。從2017年年底到去年年初，歷時三個多月的拍攝後，又花了五個月才剪輯完畢。
當時拍攝完畢，需要補充一位鼓手的採訪素材，也正是因為這次的補充採訪，讓團隊把之前的剪輯全部推翻，因為發現“用另外一條線去講述這個故事，可能會更好。”
對於紀錄片拍攝而言，這樣的突發情況有很多。在拍攝過程中不斷關注事物的發展變化，不斷挖掘獨立音樂人們的生活細節，才能找到構成影片的故事，最終完成創作，推翻最初的創作思路也有如家常便飯。隨時可能更新的蛛絲馬跡、隨時可能推翻重組的創作思路，這是紀錄片的難點，也是魅力所在。
導演王大維的微信簽名顯得情緒昂揚：“有點意思！是個標準！”，微博簽名“喝酒寫字，拍片掌灶，折騰到老，十三不靠”。如果將導演王大維解讀為理想主義者，設計專業讓他對美學有著獨特的理解，那多年做品牌的行業經驗又讓他深諳品牌之道。
在他看來，這些年來自己“一直在折騰。”從在央視廣告公司做投放，到現場活動策劃，做公關、做品牌、做管理、做研究。王大維的創業初嘗試始於實體創業—— “經營一家乾果店”。時至今日，王大維仍然認為自己最擅長的工作是“炒栗子”，“炒栗子瓜子花生，沒有人能炒得過我。”
真正意義上的創業在2013年，王大維成立導演工作室，直到2017年之前，王大維都一直在做商業視頻，“現在越來越多的甲方都是90後了，你沒有辦法去接受他們對於品牌、傳播的認識，在TVC上找不到滿足感。”
那時候，王大維“追逐理想”的想法有所動搖。恰逢一次去好友佟晟嘉那兒喝酒，佟晟嘉給王大維看了自己做了好幾年的《大三兒》初剪版，王大維一下就“被震撼了”。
“每個人心裡都有夢想，看你是否有勇氣選擇。”
有時，紀錄片更像是從現實主義中找尋一種理想主義。王大維以《偶像》完成獨立音樂紀錄片的理想，並呈現出基於音樂之外的，獨立音樂的和世界的關係。
做影像類的東西，一定要從故事性去考慮。王大維認為民族音樂在獨立音樂中極具特色、且有持續造血的生命力。2019年，《偶像》拍攝的大主題是——“民族音樂”。
王大維以遊牧金屬九寶樂隊主唱阿斯漢，在近兩年來做公益項目“大青山”舉例，“他其實更想要保護地球、保護家園，這是獨立音樂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他們的存在一定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談到今年互聯網平臺正在陸續運作的樂隊綜藝，王大維坦言，某種方面來講，《偶像》與這類節目可能是個互補。
文獻價值：獨立音樂紀錄片屬於未來
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紀錄影片登陸院線，視頻網站對紀錄片的佈局，都給中國紀錄片市場帶來一抹暖色調。
《一百年很長嗎》、《四個春天》、《生活萬歲》等影片陸續登陸院線，《四個春天》更是成為近期斬獲高口碑、且反哺票房的代表，騰訊視頻與BBC、國家地理頻道、NHK、ITV等在紀錄片領域的合作，優酷也在不遺餘力地打造自己的紀錄片品牌，短視頻市場的“微紀錄”形式也開始初露頭角等等。
視頻網站與短視頻平臺的入局背後，紀錄式綜藝一批一批的誕生，從《舌尖上的中國》《了不起的匠人》到《風味人間》，《三日為期》等等。而紀錄片的步伐總是走走停停，中國做獨立紀錄片的人非常多，又有相當部分創作者存活於“地下”。往往在鮮明個人標籤下，帶有專業剋制與小眾高冷色彩。
“我們搞紀錄片的也是有偶像的。”談到紀錄片，王大維眼神一亮，“周浩、徐童、王兵、範儉、趙亮。”
前兩年，短視頻是一個風口，王大維也曾考慮是否要跟風做短視頻，“但既然選擇做獨立音樂，那就別跟風了，做一個獨立音樂產品。”王大維認為現在大家需要“靜下來，看一些東西”，“我們不太希望做那種流星雨，希望像獨立音樂人一樣，能夠持續下去。”
“市場這東西本來就是舶來品，所有的市場營銷必須跟住目前的消費者需求。但《偶像》做的不是‘ing’，是‘future’。”
王大維以中國的第一部紀錄片舉例，“尤里斯·伊文思來中國，帶著一臺機器，拍攝中國的戰爭，成立了中央新影。當你現在看到1905年，紀錄片鏡頭下人們的生活狀態，包括現在去看故宮紀錄片，這些記錄影像，對於未來而言，首先是具備文獻價值的。”
《偶像》的介紹頁面中以“真實有力量的中國獨立音樂日記”來形容這部獨立音樂紀錄長片。王大維認為，獨立音樂和獨立紀錄片都不太受市場因素和觀眾喜好所影響。首先，大家需要這樣的片子，其次，《偶像》並不想做成中國獨立音樂人的“廣告片和宣傳片。”“如果那樣的話，就算人們知道中國有這支樂隊，但又要如何得知，他們是為什麼堅持到現在的？”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偶像》想要讓更多的人瞭解，在2018年到2022年這五年時間，中國獨立音樂人是如何生存的。他們是以怎樣的狀態，將能量傳達給獨立思考的人，並帶來啟發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