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中國財富論壇上表示，我國工薪的個人所得稅，最高到45％，這個比美國的都高，這個已經影響到我們很多優秀人才的，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個現在也基本上有共識，就是要適當往下降。
以下是“全球經濟新變局與財富管理新競合”分論壇原文：
主持人：非常感謝各位嘉賓的精彩演講“下面將進入全體大會一：全球經濟新變局與財富管理新競合，下面有請主持人王波明先生。
王波明：謝謝大家，我們現在進入第一個論壇，是全球經濟新變局和財富管理的新競合。現在我們有請這個論壇的第一批嘉賓，許善達先生、張燕生先生、巴曙鬆先生、李選李迅雷先生和Timothy Bond先生上臺。我們第一個請到了中國非常著名的，在各自領域的專家，第一位是我介紹一圈，許善達先生，是原來稅總的從體改司幹起，到稅總的副局長，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納稅的結構和率都是由當年在90年代中期，出自許先生之手。第二位，張燕生先生是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的研究員，對國際情況，對中國的貿易都是業內頂級的專家。巴曙鬆先生，巴博士是香港聯交所的首席中國中國學家，對資本市場這邊的事情，國際國內都有非常深的研究。李迅雷先生，是中泰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資本市場最近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們相信他也會跟我們分享這方面的看法。最後一位是美林，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證券公司，現在在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Timothy Bond。現在按照順序來，第一位，因為各自也各自不同的專業，我想有不同的問題問不同的人士。關於財富管理，問一下許院長，他是聯辦財經研究院的許院長，現在不斷關於稅的問題，市場有很多的說法，起源於最早福耀玻璃到美國設廠，說在中國的稅太高了，那您是在90年代設置了中國的稅務體制，到今天來看，現在這個稅的水平，到底是是高了還是低了，能不能就這個問題來做一些說明，給一個說法。
許善達：因為1993年設計新稅制的時候，當時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開始改革，在計劃經濟下，我們政府和企業的分配上，是基本上學習蘇聯的一套，所以政府集中的很多，企業連折舊費都要上繳，當時就是那個體制，所以1993年設計的時候，儘管是這麼一個體制，後來因為有承包以後，政府的收入就累累下降，已經對經濟的控制能力萎縮。所以給我們當時定的就是說，新稅制設計的時候，要保持原來的那個法定稅負，要能夠保持不變。這個法定稅負是比較高的，是延續著計劃經濟傳統，所以增值稅，比如當時定的是17％，實際我們當時不能扣除得很多，買機器設備不能扣除，所以實際要跟歐洲標準規範的比，那個負擔我估計至少得有30％，所以隨著改革的進程，我們不斷來調整，調整就是一方面加強我們的徵收管理，把那個稅收流失的錢收回來，一方面就降低法定的稅負的水平，所以我們2003年開始允許抵扣基金稅率稅款，現在營改增，仍然沒有增加稅負，是抵扣，所以從從1993年到現在，一直是降低法定稅負的過程。從前年有一個爭論，說宏觀稅負水平到了現在的水平上，是合適還是偏高，還是偏低呢？我們下一步怎麼走呢？從前年就開始有一場口水官司。大家都在爭論，學者都在爭論。去年的7月份，我們的政治局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就是要降低宏觀稅負，這場口水官司不打了，開始降低宏觀稅負。而且大家注意，降低宏觀稅負的決策是7月份，5月份實行營改增，也就是說在營改增減稅以後，還要降低宏觀稅負，而我們的整個稅收結構裡，企業佔到80％多，所以降低宏觀稅負，主要就要降低企業的稅負。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領導人已經做出重要的決策。現在要說爭論的話，我們降低哪些哪個結構上降低哪些，降低的先降什麼，後降什麼，目前爭論討論比較多的就是這個。
從現在來看，應該說比較共識的，一個就是勞動力成本，特別是社保繳費率是偏高的，目前大概是40％，這個是偏高的，但是要降到多少，20％還是30％，還是多少？這個沒有定，但是降要討論。另外，工薪的個人所得稅，最高到45％，這個比美國的都高，這個已經影響到我們很多優秀人才的，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個現在也基本上有共識，就是要適當往下降。當然，具體方案還是有關部門在研究，但是這個方向是確定無疑的。現在還有一個爭論，就是剛才講的都是社保繳費，還有最近國務院決定減少了很多行政性收費，現在有個爭論是什麼呢？就是稅還有沒有需要降低的部分，這個現在還是有爭論的。有一些專家認為，稅收不能再降了，只能降低這些收費，但是從現在的分型來看，稅收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的，就包括降低一些稅的負擔。比如說我們的增值稅，我們增值稅營改增以後已經全面形成增值稅了，但是我們的增值稅跟歐洲的，包括亞洲，比如像韓國，他們實施的這種標準的增值稅，我們的增值稅還仍然沒有完全地規範化，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就是按照標準的規範化增值稅，它每個月你的消項減進項，如果是正的要繳稅，如果是負的政府要退稅，我們現在是負的政府不退稅，什麼時候有正的，再對衝。這樣量相當大，叫留底稅款。應該負的要退一下，正的要往上收。這樣的辦法，對企業來說，一個是佔壓了企業的資金，一個是稅收，如果正常經濟發展，稅收並不減少，只不過今天退，明天多掙一點，今天給企業多一點。這還是在稅收上，還有一些，就包括我們現在最大的增值稅本身，還是有很多可以來研究，進一步規範化，進一步降低企業負擔的一些因素。我們需要來考慮，來設計。
許善達：多謝，下一個問題，我想是由燕生、巴博士，還有Timothy Bond，主要談談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問題。咱們中國的經濟，從金融危機以後，也進行了強刺激的政策，所以從2010年達到過去十年的經濟的一個最高點，10％，然後從此以後，就一路回落，一下到10、9、8、7，現在到了6，過去的五年。當然咱們說新常態，所以1今天5、4、3、2、1，當然不可能到1。但是從各種數據來看，呈現了各種積極的跡象，第一年，咱們從統計局公佈的數來講，從年份來看，第一次穿透型往下降，這次第一次訪談了，去年GDP6.7％，這次好像公佈到6.9％，然後也有很多人說，對今年的經濟增長，呈現出一派很樂觀的說法，所以我想問問各位，這一季度的數，是一個可持續，就是今年到底怎麼樣，然後未來稍微中期一點，兩三年，作為你們判斷這是不是剛才Jason Furman先生說，國際經濟現在也大概走出危機，基本上平穩在全球的近四點幾的規模，中國現在呈現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趨勢，所以從燕生開始說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張燕生：首先，對2017年，從全球經濟看，今年是全球經濟企穩向好的一年，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全球各國經濟、各國貿易、各國投資，包括中國經濟，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是從2009年以來第一次兩個季度，開始企穩上升，而不是逐季度下降，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全球經濟企穩相好，和中國經濟企穩向好處於一個什麼階段，全球經濟企穩向好，但是要恢復到全球經濟長期均衡水平，可能要到2020年和2021年，也就是說全球經濟走出了這場泥潭，但要恢復長期水平，仍然需要4—5年。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情況怎麼樣呢？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貿易投資也沒有恢復到危機前，即使是全球的投資，2015年增長了38％，2016年有一個回調，2017年增長了10％，但是全球投資要恢復到危機前的規模，可能要等到2018年—2019年，所以我們就看到，無論全球還是中國經濟，是一個企穩向好的態勢，但是要恢復到一個長期的、正常的水平，可能還需要一箇中期的調整期。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發生一些重大的不確定事件，從現在看還是很難預測的。因為我們知道全球的不確定性，我們說逆全球化，脫歐，美國退出TPP，退出巴黎協議等等，實際大家在擔心，在金融市場和在其它領域，會不會出現像上個世紀20年代、30年代，像上個世紀70年代、80年代，曾經發生過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動盪，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個方面，我們說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企穩向好，但另外一個方面，對我們的財富發展和財富的管理來講，也就是說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風險，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始終要小心的。
但是從中國來講，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從中國的發展，也就是加入WTO以後，其實是我們經歷的一個財富增長的黃金階段。也就是你看2003年到2012年這十年，中國GDP的增量，按照匯率計算，是美國的1.44倍，按購買力評價評價，是1.88倍，我們就要總結一下，這個時期中國財富大發展時期，它主要的原因是什麼？當時，推動加入WTO的時候，我們是說了三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融入世界，參與全球化，開放，第二個就是體制機制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改革。第三句話，狼來了，也就是說無論銀行還是保險、還是證券，沒有國際競爭力，將會被狼吃掉。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財富大發展時期，是我們真正推動了一個高水平的開放，高標準的改革和高質量的發展。
那麼世界銀行2017年的報告，關於全球營商環境效率和營商環境便利化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還是處於78位，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要想贏得在全球經濟大變局的條件下，要想贏得我們財富發展、財富管理的新格局，實際上我們現在迫切需要推動我們營商環境的改革，投資環境的改革，創新環境的改革，這個方面應當講在過去這麼多年，積累了一些長期的矛盾，但是從亮點的角度來講，中國經濟無論財富發展還是財富管理，我們現在確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至少我們有三個亮點：第一個亮點，也就是我們的互聯互通，進入到一個我們叫階段，包括從機器人替代農民工的巨大需求，跨境電商的巨大需求，人工智能的巨大需求，正在改變我們財富發展的環境。第二是城市群的發展，比如說廣東，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現在對標舊金山、紐約、東京灣區。第三就是創新，我們可以看到，在長三角地區，在2015年它的創新投入的錢，每年已經達到了3800億，廣東是2000億，京津冀2000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東部沿海這三個板塊，一年投入沿海創新的錢已經達到了8000億人民幣，也就是我們的存量很少，但是我們的流量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無論是規模還是強度，都是到了一個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階段。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部地區還是在投資驅動階段，西部地區還是在資源驅動階段，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從地區板塊、產業板塊、可以看到財富管理這個部分，實際上是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
王波明：我就問你一句，你說中國要回到均衡狀態，還需要幾年？我就問你，你指的均衡狀態，到底是多少呢？
張燕生：我們這麼講，我剛才從世界來講，可能需要四到五年，中國實際來講，我覺得它的核心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個人覺得是一個十年的中期結構調整。中國要達到一個長期的可持續增長的水平，我個人覺得就是L線的橫的這部分，實際上我們現在還需要五年左右，是多少呢？我們期待這個部分是6—6.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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