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朝代，只要你生活在末代都是悲哀，不管你是黎民百姓還是軍機要臣。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沒有人能躲開歷史的宿命。金庸曾經跟袁崇煥平反，這個人是不是被崇禎誤解，今天不去探討，還有一個人，也曾經有可能讓明朝的結局發生改變，但是剛愎自用的崇禎依舊一條道走到黑，這個人就是熊文燦。
明史對他評價並不高，甚至有人認為他誤國，我覺得這多少有些不公。王世德《崇禎遺錄》，雖稱讚楊嗣昌的才能，但也持這種態度：“唯用熊文燦以誤國，罪無所逭耳。”
作為明代兵部尚書的熊文燦，《明史》上說他是永寧衛（貴州）人，也有人說他是瀘縣雲錦鄉人，還有熊文燦本人手定的《熊氏家譜》為證。其實據考證他就是瀘州人，之所以有貴州籍，是當年曲線救國的一個辦法，因為當時瀘州這邊舉人錄取明顯比貴州的條件要高，這個仁兄為了功名，便入籍到貴州同族去了，造成了後來出生地之謎的這個懸案。
熊文燦於明代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進士及第，初任湖北黃岡推官，勤政好學、精明能幹。曾任福建巡撫，出使琉球群島諸國，先後升任山東右參事、山西按察使、左僉都御史等職。
萬曆四十三年，熊文燦遷任福建布政使。赴任途中，他曾便道返回永寧故里，適逢穿城而過的永寧河上蓬菜石橋竣工，揮毫留下《蓬萊橋碑記》，後來被收入光緒三十四年瀘州人萬慎子主編的《敘永廳縣合志》之中。
這部志書，據說瀘州市圖書館有藏本，現在還可以讀到，不過筆者沒有看見過，有機會要去查證一番。
崇禎初，熊文燦在福建巡撫任上巡視海疆。其時沿海出現眾多海盜式武裝集團，以鄭芝龍（即鄭成功之父）、劉香等為巨魁，影響社會安寧與海上商貿往來。
熊文燦實行招撫策略，首先招降並且善待鄭芝龍，使之歸附朝廷，為朝廷效力。經他具表上奏，皇帝封鄭芝龍為海上游擊。後來鄭芝龍向熊文燦獻策，又招撫了劉香、李魁等部，利用他們的力量，比較有效地抵抗了倭寇入侵，捍衛了福建沿海地區安全。
其後，鄭芝龍被詔封為臺灣都督府同知。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崇禎皇帝詔封熊文燦為兵部尚書，總理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等7省軍務。時值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聲勢浩大，熊文燦對轄區內張獻忠、劉國能用招降策略，張、劉相繼受撫，歸降朝廷，一時戰爭平息。
兩年之後，張獻忠、劉國能重舉義旗，大舉入川。皇帝震怒，改派楊嗣昌督師剿辦，並將熊文燦撤職查辦，抓捕下獄。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十月，熊文燦被論以撫局誤國罪，處斬於北京西市，時年67歲。《熊氏家譜》裡記載說，他的遺體被運回瀘州薄刀嶺安葬，墓門正對長江南岸的瓦窯灘。
熊文燦之前的成功，過度自信以為可以再用一次，張獻忠最終並不落教，這也是讓它獲罪的地方，但是他真正獲罪的伏筆，還得從在福建、廣東做官多年，積聚的錢財不計其數，大量的珍寶結交朝廷內外的權要人物，打算長期鎮守嶺南說起。
恰好這時天性多疑的崇禎懷疑劉香沒死，並且不瞭解熊文燦的為人，便派了一名宦官借到廣西採辦的名義來偵察他。
這位宦官來後，熊文燦很送了他一些禮物，留他喝了十天酒。宦官高興之際談到了中原地區盜賊作亂的事，熊文燦喝的輕飄飄的時候，啥也不管，拍案罵道：“全是那幫大臣耽誤國事。如果是我去，怎麼會讓這班盜賊猖狂成這樣！”
這下正好，宦官站起來說：“我事實上不是去廣西採辦，而是奉皇上的命令來偵察你的。先生的確有蓋世之才，除了你沒人能懲治中原的賊寇啊。”熊文燦當時說話出於無意，這時後悔失言，便說辦理這事有五大難、四不可。
宦官說：“回去見到皇上我自己替你請求，如果皇上舍得派用先生時，先生就推辭不得啦！”熊文燦無言以對，只好說好吧。
宦官回到宮中果然向崇禎講了。崇禎自然想著既然如此，你就說話要算數。結果後來一開始還有效果，最後的結果卻不盡人意，酒後的海口，讓他吃盡了苦頭，不僅僅烏紗帽不保，腦袋都搬家了。
你也不想崇禎皇帝是什麼品性的人，會容忍你來糊弄，雖然皇帝的做法完全是自掘墳墓，但是先讓你去地下陪葬了。
可惜這樣一個人才，最終落得這個下場，所以還是那句話，謹言慎行，做人不要做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也不要在任何情況下，說一下不經大腦的話。正如我開頭說，任何朝代的末代都是悲劇，熊文燦只是這出悲劇的一個角色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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