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2
女病人+科胡特+自體心理學
科胡特在其精神分析治療執業的早期，曾經遇見一位女病人，他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詮釋病人的戀父情結，但遭遇到病人嚴重的抵抗和反對。當然，這種抵抗和反對一般都會被認為是病人開始進行治療時的正常阻抗，這對身為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分析家、督導師和培養分析家的科胡特來說是極其平常的。
之後，病人由於自己的阻抗繼續被詮釋，變得更為憤怒，而這種行為往往會被分析家理解成該病人有攻擊的力量要釋放出來，或者是為了避免體驗痛苦而產生的情結，又可能會被理解為這可能是不可分析的病人。
經歷這樣的事件後，科胡特並沒有刻板地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繼續詮釋和麵質病人的憤怒。他認真思考病人的各種反應之後，決定嘗試一下，將自己十多年的訓練理念全部放下，不再去猜測和詮釋什麼，而是作為一個人去聽聽病人到底想表達什麼，為何如此憤怒。
據科胡特後來的自述，他發現病人童年經歷了無法獲得共情的生活，這些情結被分析家理性且不具共情的詮釋激活，於是開始無意識地憤怒。當科胡特從這點去理解病人時，病人的轉變就開始產生了。
在科胡特准備放下自己十多年所學和作為心理治療師、分析家的自我時，他就能夠聽到病人在講什麼了。由此，他開創了自體心理學派。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2
女病人+科胡特+自體心理學
科胡特在其精神分析治療執業的早期，曾經遇見一位女病人，他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詮釋病人的戀父情結，但遭遇到病人嚴重的抵抗和反對。當然，這種抵抗和反對一般都會被認為是病人開始進行治療時的正常阻抗，這對身為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分析家、督導師和培養分析家的科胡特來說是極其平常的。
之後，病人由於自己的阻抗繼續被詮釋，變得更為憤怒，而這種行為往往會被分析家理解成該病人有攻擊的力量要釋放出來，或者是為了避免體驗痛苦而產生的情結，又可能會被理解為這可能是不可分析的病人。
經歷這樣的事件後，科胡特並沒有刻板地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繼續詮釋和麵質病人的憤怒。他認真思考病人的各種反應之後，決定嘗試一下，將自己十多年的訓練理念全部放下，不再去猜測和詮釋什麼，而是作為一個人去聽聽病人到底想表達什麼，為何如此憤怒。
據科胡特後來的自述，他發現病人童年經歷了無法獲得共情的生活，這些情結被分析家理性且不具共情的詮釋激活，於是開始無意識地憤怒。當科胡特從這點去理解病人時，病人的轉變就開始產生了。
在科胡特准備放下自己十多年所學和作為心理治療師、分析家的自我時，他就能夠聽到病人在講什麼了。由此，他開創了自體心理學派。
03
問題兒童母親+羅傑斯+人本主義
以人為中心療法的產生，經歷了非指導性技術、以來訪者為中心療法、以人為中心療法幾個階段性的發展，這一發展固然得益於羅傑斯傑出、勇敢的探索，不過一開始也是來自一位來訪者的啟示。
我們在心理諮詢過程中，能夠坦誠面對來訪者，並接受來訪者的啟示，是一件需要成熟和勇氣的事情。一旦心理諮詢師能夠具備這種成熟和勇氣，他就有機會往大師之列邁進。
羅傑斯遭遇這個案例的背景，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當時精神分析盛行於美國。
有一次，他與一位問題兒童的母親談話，想使她明白孩子的問題與她對孩子的關愛不夠有直接關係，但談了一段時間後，似乎並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由於這種互動更像說教而不是心理諮詢，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各自的語境中對話，兩人好像兩條無法交叉的平行線。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2
女病人+科胡特+自體心理學
科胡特在其精神分析治療執業的早期，曾經遇見一位女病人，他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詮釋病人的戀父情結，但遭遇到病人嚴重的抵抗和反對。當然，這種抵抗和反對一般都會被認為是病人開始進行治療時的正常阻抗，這對身為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分析家、督導師和培養分析家的科胡特來說是極其平常的。
之後，病人由於自己的阻抗繼續被詮釋，變得更為憤怒，而這種行為往往會被分析家理解成該病人有攻擊的力量要釋放出來，或者是為了避免體驗痛苦而產生的情結，又可能會被理解為這可能是不可分析的病人。
經歷這樣的事件後，科胡特並沒有刻板地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繼續詮釋和麵質病人的憤怒。他認真思考病人的各種反應之後，決定嘗試一下，將自己十多年的訓練理念全部放下，不再去猜測和詮釋什麼，而是作為一個人去聽聽病人到底想表達什麼，為何如此憤怒。
據科胡特後來的自述，他發現病人童年經歷了無法獲得共情的生活，這些情結被分析家理性且不具共情的詮釋激活，於是開始無意識地憤怒。當科胡特從這點去理解病人時，病人的轉變就開始產生了。
在科胡特准備放下自己十多年所學和作為心理治療師、分析家的自我時，他就能夠聽到病人在講什麼了。由此，他開創了自體心理學派。
03
問題兒童母親+羅傑斯+人本主義
以人為中心療法的產生，經歷了非指導性技術、以來訪者為中心療法、以人為中心療法幾個階段性的發展，這一發展固然得益於羅傑斯傑出、勇敢的探索，不過一開始也是來自一位來訪者的啟示。
我們在心理諮詢過程中，能夠坦誠面對來訪者，並接受來訪者的啟示，是一件需要成熟和勇氣的事情。一旦心理諮詢師能夠具備這種成熟和勇氣，他就有機會往大師之列邁進。
羅傑斯遭遇這個案例的背景，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當時精神分析盛行於美國。
有一次，他與一位問題兒童的母親談話，想使她明白孩子的問題與她對孩子的關愛不夠有直接關係，但談了一段時間後，似乎並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由於這種互動更像說教而不是心理諮詢，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各自的語境中對話，兩人好像兩條無法交叉的平行線。
最後羅傑斯說：“看來我是幫助不了你了，我們結束這段諮詢關係吧。”
那位母親同意了，站起身準備離開。但當她走到門口時卻停了下來，轉身對羅傑斯說：“博士，你們這裡是否也給成人提供心理諮詢？”
羅傑斯說：“那當然，如果你願意。”
那位母親於是回到剛才的椅子上，開始傾訴自己的煩惱。
由於來得太過突然，羅傑斯完全沒有準備，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就坐在那兒靜靜地傾聽來訪者究竟要表達什麼，在來訪者表達不清晰的地方給予澄清。這樣一個小時下來，那位母親感覺好多了，羅傑斯也開始共情到這位母親與她的家庭了。
這促使羅傑斯思索非指導性的傾聽、共情在心理諮詢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一思索不久就導致了心理諮詢界的一次革命，以來訪者為臨床中心的人本主義心理療法就此誕生。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2
女病人+科胡特+自體心理學
科胡特在其精神分析治療執業的早期，曾經遇見一位女病人，他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詮釋病人的戀父情結，但遭遇到病人嚴重的抵抗和反對。當然，這種抵抗和反對一般都會被認為是病人開始進行治療時的正常阻抗，這對身為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分析家、督導師和培養分析家的科胡特來說是極其平常的。
之後，病人由於自己的阻抗繼續被詮釋，變得更為憤怒，而這種行為往往會被分析家理解成該病人有攻擊的力量要釋放出來，或者是為了避免體驗痛苦而產生的情結，又可能會被理解為這可能是不可分析的病人。
經歷這樣的事件後，科胡特並沒有刻板地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繼續詮釋和麵質病人的憤怒。他認真思考病人的各種反應之後，決定嘗試一下，將自己十多年的訓練理念全部放下，不再去猜測和詮釋什麼，而是作為一個人去聽聽病人到底想表達什麼，為何如此憤怒。
據科胡特後來的自述，他發現病人童年經歷了無法獲得共情的生活，這些情結被分析家理性且不具共情的詮釋激活，於是開始無意識地憤怒。當科胡特從這點去理解病人時，病人的轉變就開始產生了。
在科胡特准備放下自己十多年所學和作為心理治療師、分析家的自我時，他就能夠聽到病人在講什麼了。由此，他開創了自體心理學派。
03
問題兒童母親+羅傑斯+人本主義
以人為中心療法的產生，經歷了非指導性技術、以來訪者為中心療法、以人為中心療法幾個階段性的發展，這一發展固然得益於羅傑斯傑出、勇敢的探索，不過一開始也是來自一位來訪者的啟示。
我們在心理諮詢過程中，能夠坦誠面對來訪者，並接受來訪者的啟示，是一件需要成熟和勇氣的事情。一旦心理諮詢師能夠具備這種成熟和勇氣，他就有機會往大師之列邁進。
羅傑斯遭遇這個案例的背景，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當時精神分析盛行於美國。
有一次，他與一位問題兒童的母親談話，想使她明白孩子的問題與她對孩子的關愛不夠有直接關係，但談了一段時間後，似乎並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由於這種互動更像說教而不是心理諮詢，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各自的語境中對話，兩人好像兩條無法交叉的平行線。
最後羅傑斯說：“看來我是幫助不了你了，我們結束這段諮詢關係吧。”
那位母親同意了，站起身準備離開。但當她走到門口時卻停了下來，轉身對羅傑斯說：“博士，你們這裡是否也給成人提供心理諮詢？”
羅傑斯說：“那當然，如果你願意。”
那位母親於是回到剛才的椅子上，開始傾訴自己的煩惱。
由於來得太過突然，羅傑斯完全沒有準備，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就坐在那兒靜靜地傾聽來訪者究竟要表達什麼，在來訪者表達不清晰的地方給予澄清。這樣一個小時下來，那位母親感覺好多了，羅傑斯也開始共情到這位母親與她的家庭了。
這促使羅傑斯思索非指導性的傾聽、共情在心理諮詢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一思索不久就導致了心理諮詢界的一次革命，以來訪者為臨床中心的人本主義心理療法就此誕生。
04
精神分裂症少女+薩提亞+薩提亞家庭療法
1951年，薩提亞在社區工作，一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少女被送來進行心理治療。薩提亞對她進行了六個月的治療後，病人的心理狀況漸漸好轉。
照理說，這位少女的家人應該高興才對。可是不久之後，薩提亞卻接到這個女孩母親的電話，指責薩提亞挑撥離間她們母女的情感。薩提亞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覺察到，這位母親不滿且帶有懇求意味的言語背後似乎隱藏著什麼。於是，她要求這位母親與女兒一起來做諮詢會談。當母親和女兒一起來見薩提亞時，薩提亞發現自己之前與女孩建立的良好治療同盟關係竟然消失了，女孩又回到六個月前的問題狀態。
“這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母親對女孩施加了什麼影響？還是自己與女孩的治療關係發生了問題？”這些想法立即盤旋在薩提亞的心頭。
薩提亞帶著這些疑問繼續為這對母女進行心理治療。母親、女孩、薩提亞之間慢慢建立起一種新的、良好的關係，女孩的症狀又開始改善了。這時，薩提亞邀請家庭中的父親一起參與治療過程。結果，當他成為面談中的一員時，本來建立起來的良好治療關係又消失殆盡，女孩又回到原來的問題狀態。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2
女病人+科胡特+自體心理學
科胡特在其精神分析治療執業的早期，曾經遇見一位女病人，他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詮釋病人的戀父情結，但遭遇到病人嚴重的抵抗和反對。當然，這種抵抗和反對一般都會被認為是病人開始進行治療時的正常阻抗，這對身為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分析家、督導師和培養分析家的科胡特來說是極其平常的。
之後，病人由於自己的阻抗繼續被詮釋，變得更為憤怒，而這種行為往往會被分析家理解成該病人有攻擊的力量要釋放出來，或者是為了避免體驗痛苦而產生的情結，又可能會被理解為這可能是不可分析的病人。
經歷這樣的事件後，科胡特並沒有刻板地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繼續詮釋和麵質病人的憤怒。他認真思考病人的各種反應之後，決定嘗試一下，將自己十多年的訓練理念全部放下，不再去猜測和詮釋什麼，而是作為一個人去聽聽病人到底想表達什麼，為何如此憤怒。
據科胡特後來的自述，他發現病人童年經歷了無法獲得共情的生活，這些情結被分析家理性且不具共情的詮釋激活，於是開始無意識地憤怒。當科胡特從這點去理解病人時，病人的轉變就開始產生了。
在科胡特准備放下自己十多年所學和作為心理治療師、分析家的自我時，他就能夠聽到病人在講什麼了。由此，他開創了自體心理學派。
03
問題兒童母親+羅傑斯+人本主義
以人為中心療法的產生，經歷了非指導性技術、以來訪者為中心療法、以人為中心療法幾個階段性的發展，這一發展固然得益於羅傑斯傑出、勇敢的探索，不過一開始也是來自一位來訪者的啟示。
我們在心理諮詢過程中，能夠坦誠面對來訪者，並接受來訪者的啟示，是一件需要成熟和勇氣的事情。一旦心理諮詢師能夠具備這種成熟和勇氣，他就有機會往大師之列邁進。
羅傑斯遭遇這個案例的背景，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當時精神分析盛行於美國。
有一次，他與一位問題兒童的母親談話，想使她明白孩子的問題與她對孩子的關愛不夠有直接關係，但談了一段時間後，似乎並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由於這種互動更像說教而不是心理諮詢，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各自的語境中對話，兩人好像兩條無法交叉的平行線。
最後羅傑斯說：“看來我是幫助不了你了，我們結束這段諮詢關係吧。”
那位母親同意了，站起身準備離開。但當她走到門口時卻停了下來，轉身對羅傑斯說：“博士，你們這裡是否也給成人提供心理諮詢？”
羅傑斯說：“那當然，如果你願意。”
那位母親於是回到剛才的椅子上，開始傾訴自己的煩惱。
由於來得太過突然，羅傑斯完全沒有準備，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就坐在那兒靜靜地傾聽來訪者究竟要表達什麼，在來訪者表達不清晰的地方給予澄清。這樣一個小時下來，那位母親感覺好多了，羅傑斯也開始共情到這位母親與她的家庭了。
這促使羅傑斯思索非指導性的傾聽、共情在心理諮詢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一思索不久就導致了心理諮詢界的一次革命，以來訪者為臨床中心的人本主義心理療法就此誕生。
04
精神分裂症少女+薩提亞+薩提亞家庭療法
1951年，薩提亞在社區工作，一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少女被送來進行心理治療。薩提亞對她進行了六個月的治療後，病人的心理狀況漸漸好轉。
照理說，這位少女的家人應該高興才對。可是不久之後，薩提亞卻接到這個女孩母親的電話，指責薩提亞挑撥離間她們母女的情感。薩提亞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覺察到，這位母親不滿且帶有懇求意味的言語背後似乎隱藏著什麼。於是，她要求這位母親與女兒一起來做諮詢會談。當母親和女兒一起來見薩提亞時，薩提亞發現自己之前與女孩建立的良好治療同盟關係竟然消失了，女孩又回到六個月前的問題狀態。
“這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母親對女孩施加了什麼影響？還是自己與女孩的治療關係發生了問題？”這些想法立即盤旋在薩提亞的心頭。
薩提亞帶著這些疑問繼續為這對母女進行心理治療。母親、女孩、薩提亞之間慢慢建立起一種新的、良好的關係，女孩的症狀又開始改善了。這時，薩提亞邀請家庭中的父親一起參與治療過程。結果，當他成為面談中的一員時，本來建立起來的良好治療關係又消失殆盡，女孩又回到原來的問題狀態。
“這是什麼緣故，這個家庭的成員之間有什麼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力量呢？”薩提亞瞭解到她可能已經接近某個關鍵的問題了。而正是這個問題，成為後來她創立薩提亞家庭療法的契機。
她詢問這個家庭是否還有其他成員。當最後那位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兒子參與治療過程，並展現他在家庭裡舉足輕重的地位時，薩提亞清晰地看到女孩在家裡被“力量架空”的角色，以及她在家庭裡力求生存的痛苦掙扎。
這些經歷以及之後的經驗，讓薩提亞發現，治療並不僅限於“那認定的病人”，也需要整個家庭系統的介入。也就是，她可以借改善家庭成員彼此間的關係，來帶動整個家庭的改變。當然，這也自然而然地改變了家庭中每一個成員。
01
安娜·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心理治療經常會因為一位特殊的病人，致使巨大的變革發生。例如，安娜·歐的病例導致了精神分析的產生。
安娜·歐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於1859年2月27日，卒於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母系這邊的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於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導有聯繫，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
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並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刺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後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並熱心於社會公益，在當地頗有影響。1954年，原西德曾發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並無神經症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情緒上總是傾向於輕微的誇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鬱，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了諸多症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安娜的症狀迅速加重，發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並伴有交替出現的興奮、抑制和失神狀態。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陷入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乎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衝動。布洛伊爾繼續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催眠，對此，她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症狀消失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所以對於安娜來說，症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宣洩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反覆，對她的症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當包含引發症狀的誘因——後，她的症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隻狗從杯子裡喝水。文獻中對這件事的描述有出入。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症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下實施；並且，要使之有效，需採用大聲說出症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傷性事件和相應的情感過程，症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後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宣洩”法 。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症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術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
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徵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其症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慾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育如此強調，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布洛伊爾後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並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置的討論都涉及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現代精神分析培訓強調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萌發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諮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
在治療她的症狀的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係可以看做今天我們所謂“移情”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所謂治療關係背後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癔症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了嚴重的腹痛症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現安娜已經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麼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裡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覆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麼，她在那麼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症狀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麼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像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酵的麵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於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症狀，而安娜隨後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癒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麼到後來就只關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麼防禦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麼潛意識衝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後有意使用的“催眠宣洩”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係、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02
女病人+科胡特+自體心理學
科胡特在其精神分析治療執業的早期，曾經遇見一位女病人，他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詮釋病人的戀父情結，但遭遇到病人嚴重的抵抗和反對。當然，這種抵抗和反對一般都會被認為是病人開始進行治療時的正常阻抗，這對身為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分析家、督導師和培養分析家的科胡特來說是極其平常的。
之後，病人由於自己的阻抗繼續被詮釋，變得更為憤怒，而這種行為往往會被分析家理解成該病人有攻擊的力量要釋放出來，或者是為了避免體驗痛苦而產生的情結，又可能會被理解為這可能是不可分析的病人。
經歷這樣的事件後，科胡特並沒有刻板地按照傳統精神分析的方式繼續詮釋和麵質病人的憤怒。他認真思考病人的各種反應之後，決定嘗試一下，將自己十多年的訓練理念全部放下，不再去猜測和詮釋什麼，而是作為一個人去聽聽病人到底想表達什麼，為何如此憤怒。
據科胡特後來的自述，他發現病人童年經歷了無法獲得共情的生活，這些情結被分析家理性且不具共情的詮釋激活，於是開始無意識地憤怒。當科胡特從這點去理解病人時，病人的轉變就開始產生了。
在科胡特准備放下自己十多年所學和作為心理治療師、分析家的自我時，他就能夠聽到病人在講什麼了。由此，他開創了自體心理學派。
03
問題兒童母親+羅傑斯+人本主義
以人為中心療法的產生，經歷了非指導性技術、以來訪者為中心療法、以人為中心療法幾個階段性的發展，這一發展固然得益於羅傑斯傑出、勇敢的探索，不過一開始也是來自一位來訪者的啟示。
我們在心理諮詢過程中，能夠坦誠面對來訪者，並接受來訪者的啟示，是一件需要成熟和勇氣的事情。一旦心理諮詢師能夠具備這種成熟和勇氣，他就有機會往大師之列邁進。
羅傑斯遭遇這個案例的背景，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當時精神分析盛行於美國。
有一次，他與一位問題兒童的母親談話，想使她明白孩子的問題與她對孩子的關愛不夠有直接關係，但談了一段時間後，似乎並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由於這種互動更像說教而不是心理諮詢，因此雙方似乎都在各自的語境中對話，兩人好像兩條無法交叉的平行線。
最後羅傑斯說：“看來我是幫助不了你了，我們結束這段諮詢關係吧。”
那位母親同意了，站起身準備離開。但當她走到門口時卻停了下來，轉身對羅傑斯說：“博士，你們這裡是否也給成人提供心理諮詢？”
羅傑斯說：“那當然，如果你願意。”
那位母親於是回到剛才的椅子上，開始傾訴自己的煩惱。
由於來得太過突然，羅傑斯完全沒有準備，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就坐在那兒靜靜地傾聽來訪者究竟要表達什麼，在來訪者表達不清晰的地方給予澄清。這樣一個小時下來，那位母親感覺好多了，羅傑斯也開始共情到這位母親與她的家庭了。
這促使羅傑斯思索非指導性的傾聽、共情在心理諮詢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一思索不久就導致了心理諮詢界的一次革命，以來訪者為臨床中心的人本主義心理療法就此誕生。
04
精神分裂症少女+薩提亞+薩提亞家庭療法
1951年，薩提亞在社區工作，一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少女被送來進行心理治療。薩提亞對她進行了六個月的治療後，病人的心理狀況漸漸好轉。
照理說，這位少女的家人應該高興才對。可是不久之後，薩提亞卻接到這個女孩母親的電話，指責薩提亞挑撥離間她們母女的情感。薩提亞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覺察到，這位母親不滿且帶有懇求意味的言語背後似乎隱藏著什麼。於是，她要求這位母親與女兒一起來做諮詢會談。當母親和女兒一起來見薩提亞時，薩提亞發現自己之前與女孩建立的良好治療同盟關係竟然消失了，女孩又回到六個月前的問題狀態。
“這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母親對女孩施加了什麼影響？還是自己與女孩的治療關係發生了問題？”這些想法立即盤旋在薩提亞的心頭。
薩提亞帶著這些疑問繼續為這對母女進行心理治療。母親、女孩、薩提亞之間慢慢建立起一種新的、良好的關係，女孩的症狀又開始改善了。這時，薩提亞邀請家庭中的父親一起參與治療過程。結果，當他成為面談中的一員時，本來建立起來的良好治療關係又消失殆盡，女孩又回到原來的問題狀態。
“這是什麼緣故，這個家庭的成員之間有什麼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力量呢？”薩提亞瞭解到她可能已經接近某個關鍵的問題了。而正是這個問題，成為後來她創立薩提亞家庭療法的契機。
她詢問這個家庭是否還有其他成員。當最後那位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兒子參與治療過程，並展現他在家庭裡舉足輕重的地位時，薩提亞清晰地看到女孩在家裡被“力量架空”的角色，以及她在家庭裡力求生存的痛苦掙扎。
這些經歷以及之後的經驗，讓薩提亞發現，治療並不僅限於“那認定的病人”，也需要整個家庭系統的介入。也就是，她可以借改善家庭成員彼此間的關係，來帶動整個家庭的改變。當然，這也自然而然地改變了家庭中每一個成員。
這讓她開始強而有力地使用“雕塑”的技巧，她讓案主以不同的身體姿態來呈現溝通的信息——這些身體姿態可以透漏案主不曾意識到的信息，引導其覺察，進而有所改變。
例如，薩提亞就讓兒子——家中的那位“天之驕子”站在椅子上，讓父母朝兒子擺出崇拜的姿勢，且不留一絲餘地給女兒。通過演出這一場景，薩提亞使家庭成員認識到他們經常加以否認的感受，這個體驗也促使他們去改變彼此之間的關係。
薩提亞從這次經驗出發，發展出以系統取向來幫助家庭的家庭治療技術，對治療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可見，在心理治療的互動過程中，有時候病人會給心理治療師提供很多經驗。而正是這樣的互動過程和經驗，才使心理治療師從菜鳥走向成熟。
【本文整理自韋真毅新浪博客與徐鈞所著《心理諮詢師的部落傳說》，特此致謝！】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