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家、慈善家到涉嫌猥褻9歲女童，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從成功人士到性侵惡魔僅一步之遙。人們譴責人渣老闆，呼籲加大懲處這類突破社會底線犯罪的力度，而如何保護未成年人仍是個沉重又長遠的課題。
可以說，王振華牽出的是一個嚴峻迫切的現實：科技昌明，文明進步，而我們在保護防範性侵未成年人方面卻嚴重滯後了。對此，全社會要深刻反省，並拿出馬上能付諸實施的法規和措施。
據公益組織“女童保護”不完全統計，2013-2018年間，全國各地經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件高達2096起，僅2018年一年，受害兒童就超過了750人。
這僅是基於警方和媒體公開報道的數據，大部分的兒童性侵案件，都因為種種原因而沒能公開。專家粗略估計，性侵案件，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性侵害，隱案與報案比例是7:1。
另據統計，熟人性侵兒童案佔87.87%，其中師生關係佔比最高，佔33.8%，其次是網友關係，佔18.57%，排在第三位的是其他生活接觸（門衛、校工等）的熟人，佔15.23%，此外還包括鄰里關係（鄰居、同村）、親屬關係（父女、繼父女、養父兄、親戚等）。
我們一方面要嚴懲利用手中的權錢逾越法度、挑釁公序良俗者，徹查事件背後的黑色交易鏈；另一方面，我們更要關注那些弱小的受害者，他們有沒有得到必要的關懷和心理疏導，以及今後如何保護他們。
簡言之，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懲戒應與保護並重，而長遠看保護更重要——千萬聲譴責不如一條實施到位的法律法規，能防患於未然。
如果沒有外界的強制干預，施暴者一般會對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犯罪，有些犯罪的時間跨度甚至長達數年。從目前披露的王振華涉嫌猥褻兒童一案的細節，人們有理由追問：王振華是否有猥褻性侵女童的前科？其企業家的光環為實施犯罪提供了什麼便利的條件？其背後是否存在一個“輸送”幼女的病態網絡？
司法是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最後一道防線，在遏制兒童性犯罪方面，法律的力量遠勝於道德武器。
近年來，我國針對幼女受侵害領域的立法工作在不斷完善。201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嫖宿幼女罪的規定。其原因就在於犯“嫖宿幼女罪”只能處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犯“強姦罪”最高可追至死刑。
但是，此次輿論爭議的一個焦點在於，針對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猥褻”與“強姦”的司法界限是否過於寬泛？“猥褻罪”最高5年的量刑，是否會成為一個對9歲女童實施了性侵的企業家逃脫更嚴厲制裁的盾牌？
據中國裁判書網猥褻兒童罪一審判決書統計：2016年全中國各級法院共審理“猥褻兒童罪”案件236起，同比增長93.4%。其中江蘇、四川、廣東、安徽、河南等地案件多發，一般判刑不超5年。
在美國，針對兒童的性犯罪是非常嚴重的重罪，僅次於殺人罪。法院對性侵兒童量刑也非常重，比如在紐約性侵小於11歲兒童的，量刑起步就是25年。而韓國就更徹底，直接化學閹割——2011年7月，韓國首部針對嚴重性犯罪進行化學閹割的法案獲得通過。
另外，為了避免罪犯出獄後再危害社會，美國通過了以“罪犯信息公開、嚴禁接近兒童”為宗旨的《梅根法案》，還建立了全國性侵兒童罪犯登記系統（SORA），性侵兒童犯罪者信息對居民公開，網上可查詢，搬家必須向轄區警方第一時間報到，性侵兒童犯罪前科者不得住在兒童較多區域，有人舉報必須立即搬家。
打擊性侵兒童，除了教育兒童加強自身的防範措施外，更需要立法者正確評估社會風險和影響，從法律上將保障和懲戒與時俱進。
一百年前，胡適先生提出了“文明”的兩大準則：“第一看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怎樣待女人。”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如何築牢未成年人的保護屏障，補上兒童性教育與防範的缺失，並在罪案的裁定上從重從嚴，成為文明與否的試金石。而王振華案能否查清楚，還受害女童及其家庭一個公道，將會檢驗我們社會的文明與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