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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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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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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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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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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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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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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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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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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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位參與女性的twitter發言 | bbc.com
一味地叮囑女性通過“不要走小路”，“不要一個人出門”，甚至“晚上儘量不出門”等等來自保，非但不能緩解女性的受害焦慮、對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犧牲了女性應有的個人權益。試想，一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需要去外地參加一個工作面試，卻要糾結一個人趕路住賓館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個人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更何況，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所謂的“安全避風港”——家，才是更危險的地方。因為絕大多數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強姦，都發生在私人空間的“家裡”。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17年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故意殺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殺女嬰。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位參與女性的twitter發言 | bbc.com
一味地叮囑女性通過“不要走小路”，“不要一個人出門”，甚至“晚上儘量不出門”等等來自保，非但不能緩解女性的受害焦慮、對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犧牲了女性應有的個人權益。試想，一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需要去外地參加一個工作面試，卻要糾結一個人趕路住賓館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個人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更何況，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所謂的“安全避風港”——家，才是更危險的地方。因為絕大多數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強姦，都發生在私人空間的“家裡”。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17年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故意殺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殺女嬰。
Instagram網友的呼籲“我們不需要保護者，我們需要的是盟友” | @ambivalentlyyours
總之，針對女性的暴力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女性不夠小心、不懂得保護自己。女性已經不能夠更小心了。如果再碰到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還要諄諄教導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一而再地規訓女性，將重點從事件本身及其背後複雜的成因上扯開，不但會加重女性的受害焦慮，更可怕的後果是會強化男權秩序對女性的壓迫和控制，進一步侵蝕女性的生存空間，甚至逐漸將女性排除出公共空間，把女性逼回家中。
可當失去了傍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在家中等待女性的會是什麼呢？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位參與女性的twitter發言 | bbc.com
一味地叮囑女性通過“不要走小路”，“不要一個人出門”，甚至“晚上儘量不出門”等等來自保，非但不能緩解女性的受害焦慮、對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犧牲了女性應有的個人權益。試想，一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需要去外地參加一個工作面試，卻要糾結一個人趕路住賓館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個人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更何況，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所謂的“安全避風港”——家，才是更危險的地方。因為絕大多數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強姦，都發生在私人空間的“家裡”。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17年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故意殺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殺女嬰。
Instagram網友的呼籲“我們不需要保護者，我們需要的是盟友” | @ambivalentlyyours
總之，針對女性的暴力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女性不夠小心、不懂得保護自己。女性已經不能夠更小心了。如果再碰到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還要諄諄教導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一而再地規訓女性，將重點從事件本身及其背後複雜的成因上扯開，不但會加重女性的受害焦慮，更可怕的後果是會強化男權秩序對女性的壓迫和控制，進一步侵蝕女性的生存空間，甚至逐漸將女性排除出公共空間，把女性逼回家中。
可當失去了傍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在家中等待女性的會是什麼呢？
圖 | BBC電視劇《她說》截圖
參考文獻
[1] Pain, R.H., 1997. Social geographies of women's fear of crim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p.231-244.
[2] Pain, R., 2001. Gender, race, age and fear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38(5-6), pp.899-913.
[3] Weisman, L., 1994.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 陸贄，2019. 南昌紅谷灘殺人事件：女性的受害憂慮與社會信任危機. 公眾號『Her小號』
[5] 周培勤, 2016. 隱形的宵禁: 性侵憂慮和女大學生的校園空間使用. 婦女研究論叢, (6), p.42.
作者：空心二胡，Edan
編輯：雪竹，Mo
一個AI
我替你們先給自己打一個女拳警告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位參與女性的twitter發言 | bbc.com
一味地叮囑女性通過“不要走小路”，“不要一個人出門”，甚至“晚上儘量不出門”等等來自保，非但不能緩解女性的受害焦慮、對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犧牲了女性應有的個人權益。試想，一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需要去外地參加一個工作面試，卻要糾結一個人趕路住賓館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個人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更何況，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所謂的“安全避風港”——家，才是更危險的地方。因為絕大多數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強姦，都發生在私人空間的“家裡”。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17年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故意殺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殺女嬰。
Instagram網友的呼籲“我們不需要保護者，我們需要的是盟友” | @ambivalentlyyours
總之，針對女性的暴力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女性不夠小心、不懂得保護自己。女性已經不能夠更小心了。如果再碰到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還要諄諄教導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一而再地規訓女性，將重點從事件本身及其背後複雜的成因上扯開，不但會加重女性的受害焦慮，更可怕的後果是會強化男權秩序對女性的壓迫和控制，進一步侵蝕女性的生存空間，甚至逐漸將女性排除出公共空間，把女性逼回家中。
可當失去了傍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在家中等待女性的會是什麼呢？
圖 | BBC電視劇《她說》截圖
參考文獻
[1] Pain, R.H., 1997. Social geographies of women's fear of crim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p.231-244.
[2] Pain, R., 2001. Gender, race, age and fear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38(5-6), pp.899-913.
[3] Weisman, L., 1994.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 陸贄，2019. 南昌紅谷灘殺人事件：女性的受害憂慮與社會信任危機. 公眾號『Her小號』
[5] 周培勤, 2016. 隱形的宵禁: 性侵憂慮和女大學生的校園空間使用. 婦女研究論叢, (6), p.42.
作者：空心二胡，Edan
編輯：雪竹，Mo
一個AI
我替你們先給自己打一個女拳警告
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關於針對女性的惡意傷害事件的報道或討論：
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位參與女性的twitter發言 | bbc.com
一味地叮囑女性通過“不要走小路”，“不要一個人出門”，甚至“晚上儘量不出門”等等來自保，非但不能緩解女性的受害焦慮、對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犧牲了女性應有的個人權益。試想，一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需要去外地參加一個工作面試，卻要糾結一個人趕路住賓館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個人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更何況，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所謂的“安全避風港”——家，才是更危險的地方。因為絕大多數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強姦，都發生在私人空間的“家裡”。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17年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故意殺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殺女嬰。
Instagram網友的呼籲“我們不需要保護者，我們需要的是盟友” | @ambivalentlyyours
總之，針對女性的暴力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女性不夠小心、不懂得保護自己。女性已經不能夠更小心了。如果再碰到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還要諄諄教導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一而再地規訓女性，將重點從事件本身及其背後複雜的成因上扯開，不但會加重女性的受害焦慮，更可怕的後果是會強化男權秩序對女性的壓迫和控制，進一步侵蝕女性的生存空間，甚至逐漸將女性排除出公共空間，把女性逼回家中。
可當失去了傍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在家中等待女性的會是什麼呢？
圖 | BBC電視劇《她說》截圖
參考文獻
[1] Pain, R.H., 1997. Social geographies of women's fear of crim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p.231-244.
[2] Pain, R., 2001. Gender, race, age and fear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38(5-6), pp.899-913.
[3] Weisman, L., 1994.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 陸贄，2019. 南昌紅谷灘殺人事件：女性的受害憂慮與社會信任危機. 公眾號『Her小號』
[5] 周培勤, 2016. 隱形的宵禁: 性侵憂慮和女大學生的校園空間使用. 婦女研究論叢, (6), p.42.
作者：空心二胡，E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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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殼喊你來面基，一場只存在48小時的夏季轟趴，點亮平凡生活裡的尤里卡時刻！年輕有玩市集打卡不斷，清醒宇宙限定款飲品喝不完！更有吱扭星球、機器人格鬥、深海魚類模型、AI腦回路解剖室……統統等你來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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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一位夜歸女子無端遭受陌生男子惡意暴打，在女子昏厥之際對她進行脫衣猥褻；
太原一女子因拒絕加微信，深夜遭三名男子的當街暴打；
四川巴中一男子與妻子發生爭執，毆打妻子致死；
鄭州28歲男子多次表白遭拒持刀殺害女同學；
重慶一男子小區車庫刺死一女子......
除了譴責凶手之外，報道或討論的焦點，往往落在“女性該如何自保”上。
圖 | Un Women
其實，不需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幾乎每一個女孩子從小就被父母、被老師教育“不要一個人出行”，“九點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領子太低”——一句話，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成年以後步入社會，這些“訓誡”猶如“隱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潛意識中紮根。
不誇張地說，恐懼和焦慮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保護好自己”當然沒有錯，這些關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於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不但忽視了惡性事件背後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加劇女性的受害焦慮，還犧牲了女性的個人權益。
女性相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慮
——是杞人憂天嗎？
“
酷熱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涼爽的吊帶連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鐵上惱人的目光，還是換上了T恤和牛仔褲；
加班到很晚叫車回家，儘管很困還是強打精神，坐在後排警惕司機的一舉一動；
半夜回到小區，避開幽暗的小路，繞遠走有路燈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樓梯間和虛掩的門立馬神經緊繃，加快腳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鎖上門；
好不容易到了週末與朋友聚會，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後不忘掏出手機給朋友發一條報平安的微信......
”
這些細節都是犯罪學中典型的受害焦慮的表現——情緒或行動上對於犯罪或與犯罪關聯的現象產生的畏懼或焦慮反應。
當自我保護成為女性的日常| alaskaskellum.com
幾乎所有關於受害焦慮的研究調查都發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著更高的受害焦慮。然而，從官方數據來看，女性的高受害焦慮和實際的受害率並不成正比。來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全球202個國家平均78.7%的謀殺受害者都是男性，其中有193個國家的數據都顯示，男性更容易成為謀殺的受害者。
一些犯罪學家認為，女性的恐懼來源於主觀的感覺而非客觀事實，這種恐懼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這個說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他們認為犯罪學家針對女性的研究不夠透徹。
社會學家肯尼思·費雷羅（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傷害的陰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說。他的研究發現，女性較高的受害焦慮多半來自對於性侵的恐懼。她們意識到其他的犯罪如搶劫、入室盜竊也可能附帶發生性傷害。而性侵會給女性帶來嚴重的不可逆的身心傷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針對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慮程度才會遠遠地高過男性。
“女性漫步於人行道上最害怕的事情=男性入獄最害怕的遭遇” | hisellmart.com
也就是說，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針對女性這個性別身份的犯罪。《中國女性安全出行報告》的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遭遇暴力事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大都是性暴力，如性騷擾、分手暴力、強姦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官方統計犯罪的方法並不明確，很多私下發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沒有被曝光，真實的犯罪率應該比官方的數據更高。
空間也被性別化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歐美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開始為生活在受害焦慮中的女性發聲。英國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認為，女性對性暴力的恐懼應該與更廣泛的社會控制問題聯繫起來。這些恐懼根源在於，在社會空間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對等的關係。
建築師萊斯利·維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中提到，男女在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行為上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總是被鼓勵要向戶外發展，女性總是被鼓勵要向室內靠攏；男性總是被鼓勵身體向外伸展，女性則是被鼓勵身體向內收縮；男性被教導要有空間支配力，而女性則是被教導要挪到對自己相對安全的空間（比如地鐵中的女性專用車廂）。
公共交通上常見的情景 | everydayfeminism.com
與此同時，男性思維主導的都市規劃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對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間與空間的功能性以及領域性會特別分明，使得都市規劃以及建築物設計容易產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大學校園來說吧。國內大學的校園普遍佔地面積廣、人煙稀少，部分建築內部結構複雜，夜晚照明不足，這些都是引發女生受害焦慮的關鍵因素。國內某高校的女大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詳細描述了自己對校內不同區域和建築的安全感受：她們認為圖書館、食堂是安全的地方，而對偏僻的廁所、樓梯拐角、沒有攝像頭的地方高度警惕。
女大學生們在腦海中普遍存有一張清晰的“認知地圖”。這張“認知地圖”主導著她們的日常生活，標註著她們認為特別容易遭到性侵的場所和時段的地圖。
夜晚的大學校園 | 圖蟲創意
照明、能見度、聲音、路標、警察和管理員等等都是女性重視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當她們認為公共空間無法掌握且充滿威脅時，就會盡量避免涉足這些空間，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當男性被社會賦予向外發展的特權時，他們的自我空間就不僅僅只限於私領域，而是擴張到公共領域；現有的社會空間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導的性別意識形態下設計出來的。兩相疊加使得公共空間變成了“男性的空間”，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
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則被汙名化為“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因為她們破化了不成文的規則，越過了“夜晚”的邊界；甚至在她們受到侵害以後還會被指責為在外流連或不正經的女人，好像犯了錯的是她們而不是攻擊她們的男人，她們理應成為“男人的街道”裡男人的獵物。
圖 | ADL Report
而“獵物”活在“被捕殺”的焦慮下，似乎也就不足為怪了。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吉爾·瓦倫丁(Gill Valentine) 為了研究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際分佈，曾在英國雷丁鎮與不同的女性群體一起工作過。她發現，女性普遍認為公共空間對自己來說是危險的，而私人空間則常被描述為女性的安全避難所。這與“男造環境”——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不無關係。
當一個公共空間對女性的行為設下重重限制，這個公共空間就名不符實了。我們甚至可以更嚴重的說，當一個自稱“公共空間”的空間不適合特定人士時，這個空間相當於在否定這位人士的公民立場。當大多數公共空間的規劃、建築、設施都是男性思維的產物，女性在這些空間的自主權很顯然被剝奪了。
把夜晚歸還給女性
公共空間本不該如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經掀起過“奪回夜行權”(Reclaim the Night)運動，為的就是讓女性獲得夜間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場遊行發生在1977年的利茲。當時，一名女性被英國連環殺手“約克郡屠夫”殺害，而警方給出的迴應是讓女性天黑以後不要出門。
“奪回夜行權”運動，1978 | Suzanne Lacy and Leslie Labowitz
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類似的活動。印度昌迪加爾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點多獨自開車回家，差點遭到了兩個男人的綁架和強姦。幸好警察及時趕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親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發後，高官接受電視採訪說：“那個女人不應該晚上12點的時候出門，為什麼深夜了她還在大街上開車？那個氛圍本身就不對。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們不是灰姑娘）的話題，並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位參與女性的twitter發言 | bbc.com
一味地叮囑女性通過“不要走小路”，“不要一個人出門”，甚至“晚上儘量不出門”等等來自保，非但不能緩解女性的受害焦慮、對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犧牲了女性應有的個人權益。試想，一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需要去外地參加一個工作面試，卻要糾結一個人趕路住賓館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個人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更何況，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所謂的“安全避風港”——家，才是更危險的地方。因為絕大多數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強姦，都發生在私人空間的“家裡”。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17年全球有8.7萬名女性被故意殺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殺女嬰。
Instagram網友的呼籲“我們不需要保護者，我們需要的是盟友” | @ambivalentlyyours
總之，針對女性的暴力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女性不夠小心、不懂得保護自己。女性已經不能夠更小心了。如果再碰到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還要諄諄教導女性“要保護好自己”、一而再地規訓女性，將重點從事件本身及其背後複雜的成因上扯開，不但會加重女性的受害焦慮，更可怕的後果是會強化男權秩序對女性的壓迫和控制，進一步侵蝕女性的生存空間，甚至逐漸將女性排除出公共空間，把女性逼回家中。
可當失去了傍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在家中等待女性的會是什麼呢？
圖 | BBC電視劇《她說》截圖
參考文獻
[1] Pain, R.H., 1997. Social geographies of women's fear of crim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p.231-244.
[2] Pain, R., 2001. Gender, race, age and fear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38(5-6), pp.899-913.
[3] Weisman, L., 1994.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 陸贄，2019. 南昌紅谷灘殺人事件：女性的受害憂慮與社會信任危機. 公眾號『Her小號』
[5] 周培勤, 2016. 隱形的宵禁: 性侵憂慮和女大學生的校園空間使用. 婦女研究論叢, (6), p.42.
作者：空心二胡，Edan
編輯：雪竹，Mo
一個AI
我替你們先給自己打一個女拳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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