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亨利•坎普對兒童性侵的下宣戰書時，這些“常識”正在被改變。而與專業人士的行動同步的是一場社會運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強姦成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組織積極關注的議題。志願者們大量出現在醫院、警察局和法庭，幫助強姦案件受害者度過難關。在她們的推動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學在內的機構紛紛建立起強姦危機干預中心。這些干預中心很快發現了非常規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女性對抗強姦”組織（WAR）辦公室接到電話，一名教區學校的修女說，一名二年級女童遭遇了強姦，情緒低迷，老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詢問：WAR是否能夠到學校來，對整個班級說些什麼？
這個電話促使WAR建立一個全新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率先在學校教育中推行防範兒童性侵的內容。從1976年開始，該組織在哥倫布市的全部小學開設針對對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工作坊。
打破沉默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的相關專業領域，兒童性侵的廣泛存在，及其對將對兒童造成各種心理和行為障礙的看法已經成為新的共識，但這種共識還遠未成為一種公眾的普遍認知，足以促成整個社會採取行動。WAR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常常在學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應當把這些事情留給家庭自己來解決。
在80年代初，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兒童性侵沉默而隱形的受害者幾乎不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媒體的報道中，專家、社會活動家和機構是主角。在紐約市性侵犯顧問工作小組工作的安娜•瑪麗•埃裡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輿論的堅冰。這位曾經的受害者開始組織其他受害者，並說服他們勇敢說出真相。“我們有10個人願意上電視，做廣播節目。當紐約的媒體想知道一些故事時，他們知道應當聯繫我們。”1984年，電視劇《關於阿米莉婭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國播出時，由於情節涉及亂倫激起軒然大波。埃裡克森組織受害者大量出現在媒體上，以他們的經歷告訴公眾，亂倫是對兒童的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犯罪。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亨利•坎普對兒童性侵的下宣戰書時，這些“常識”正在被改變。而與專業人士的行動同步的是一場社會運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強姦成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組織積極關注的議題。志願者們大量出現在醫院、警察局和法庭，幫助強姦案件受害者度過難關。在她們的推動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學在內的機構紛紛建立起強姦危機干預中心。這些干預中心很快發現了非常規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女性對抗強姦”組織（WAR）辦公室接到電話，一名教區學校的修女說，一名二年級女童遭遇了強姦，情緒低迷，老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詢問：WAR是否能夠到學校來，對整個班級說些什麼？
這個電話促使WAR建立一個全新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率先在學校教育中推行防範兒童性侵的內容。從1976年開始，該組織在哥倫布市的全部小學開設針對對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工作坊。
打破沉默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的相關專業領域，兒童性侵的廣泛存在，及其對將對兒童造成各種心理和行為障礙的看法已經成為新的共識，但這種共識還遠未成為一種公眾的普遍認知，足以促成整個社會採取行動。WAR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常常在學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應當把這些事情留給家庭自己來解決。
在80年代初，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兒童性侵沉默而隱形的受害者幾乎不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媒體的報道中，專家、社會活動家和機構是主角。在紐約市性侵犯顧問工作小組工作的安娜•瑪麗•埃裡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輿論的堅冰。這位曾經的受害者開始組織其他受害者，並說服他們勇敢說出真相。“我們有10個人願意上電視，做廣播節目。當紐約的媒體想知道一些故事時，他們知道應當聯繫我們。”1984年，電視劇《關於阿米莉婭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國播出時，由於情節涉及亂倫激起軒然大波。埃裡克森組織受害者大量出現在媒體上，以他們的經歷告訴公眾，亂倫是對兒童的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犯罪。
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80年代，美國媒體對兒童性侵的報道一次又一次震盪公眾的內心。1982年，美國60年代最受歡迎的詩人、詞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從者雲集羅德•麥昆(Rod•Mckuen)在美國國家防範兒童虐待委員會的會議公開宣佈自己是兒童性侵的受害者，並跟隨該委員會進行全國巡講。1984年，在美國國家兒童性犯罪大會上，參議員寶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當眾講述了自己被鄰居侵犯，並遭遇了一場痛苦庭審的全部經歷。
1986年11月10日，數百萬美國人在收看當時全國日間最熱門的電視節目奧普拉•溫弗利（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在就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奧普拉揭開了自己的傷疤——九歲的時候，她曾被一名親屬強姦。6年後，1992年9月4日的週五夜晚，美國多個電視網聯合播出了奧普拉主持的電視紀錄片《驚恐的沉默：曝光及結束兒童虐待》。紀錄片裡，大量兒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們的家庭成員和罪犯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面前。節目播出後的4到5天時間裡，設在好萊塢的援助機構“兒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過20萬個電話。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亨利•坎普對兒童性侵的下宣戰書時，這些“常識”正在被改變。而與專業人士的行動同步的是一場社會運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強姦成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組織積極關注的議題。志願者們大量出現在醫院、警察局和法庭，幫助強姦案件受害者度過難關。在她們的推動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學在內的機構紛紛建立起強姦危機干預中心。這些干預中心很快發現了非常規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女性對抗強姦”組織（WAR）辦公室接到電話，一名教區學校的修女說，一名二年級女童遭遇了強姦，情緒低迷，老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詢問：WAR是否能夠到學校來，對整個班級說些什麼？
這個電話促使WAR建立一個全新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率先在學校教育中推行防範兒童性侵的內容。從1976年開始，該組織在哥倫布市的全部小學開設針對對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工作坊。
打破沉默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的相關專業領域，兒童性侵的廣泛存在，及其對將對兒童造成各種心理和行為障礙的看法已經成為新的共識，但這種共識還遠未成為一種公眾的普遍認知，足以促成整個社會採取行動。WAR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常常在學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應當把這些事情留給家庭自己來解決。
在80年代初，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兒童性侵沉默而隱形的受害者幾乎不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媒體的報道中，專家、社會活動家和機構是主角。在紐約市性侵犯顧問工作小組工作的安娜•瑪麗•埃裡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輿論的堅冰。這位曾經的受害者開始組織其他受害者，並說服他們勇敢說出真相。“我們有10個人願意上電視，做廣播節目。當紐約的媒體想知道一些故事時，他們知道應當聯繫我們。”1984年，電視劇《關於阿米莉婭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國播出時，由於情節涉及亂倫激起軒然大波。埃裡克森組織受害者大量出現在媒體上，以他們的經歷告訴公眾，亂倫是對兒童的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犯罪。
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80年代，美國媒體對兒童性侵的報道一次又一次震盪公眾的內心。1982年，美國60年代最受歡迎的詩人、詞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從者雲集羅德•麥昆(Rod•Mckuen)在美國國家防範兒童虐待委員會的會議公開宣佈自己是兒童性侵的受害者，並跟隨該委員會進行全國巡講。1984年，在美國國家兒童性犯罪大會上，參議員寶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當眾講述了自己被鄰居侵犯，並遭遇了一場痛苦庭審的全部經歷。
1986年11月10日，數百萬美國人在收看當時全國日間最熱門的電視節目奧普拉•溫弗利（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在就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奧普拉揭開了自己的傷疤——九歲的時候，她曾被一名親屬強姦。6年後，1992年9月4日的週五夜晚，美國多個電視網聯合播出了奧普拉主持的電視紀錄片《驚恐的沉默：曝光及結束兒童虐待》。紀錄片裡，大量兒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們的家庭成員和罪犯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面前。節目播出後的4到5天時間裡，設在好萊塢的援助機構“兒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過20萬個電話。
奧普拉•溫弗利
“到80年代末期，兒童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已經不再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感到自責……不再有那麼多的恥辱或者孤獨……”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社會學教授南希• 惠蒂爾(Nancy Whittier)看來，這是一場具有顛覆意義的轉變：“在80年代初，當一名倖存者出現在電視上時，她的面孔會被遮住，而10年之後，人們再也不需要這樣做了。”
行動與反思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了這一變化？
在過去的近30年時間裡，最容易被人們看到的是立法的改變。《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法案通過的同一年，1994年7月29日，新澤西漢密爾頓的7歲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被鄰居傑西•蒂曼德誇斯性侵併殺害。令公眾吃驚的是，蒂曼德誇斯曾兩度因猥褻兒童罪被判刑。梅根失蹤僅89天后，新澤西州長就簽署了美國第一個“梅根法”《犯罪登記與社區公告法》。該法案強制居住在新澤西州內刑滿釋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記。對於那些對公眾危害不大的罪犯，執法機關將通知學校和各社區組織；而對於那些危害較大的罪犯，執法機關不但要通知學校和社區組織，還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將建立統一的資料庫，將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資料公諸於眾，民眾可隨時通過電話和互聯網查詢。僅僅兩年後，1996年5月17日，克林頓總統就簽署了聯邦“梅根法”。很快，美國五十個州就都擁有自己的“梅根法”。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亨利•坎普對兒童性侵的下宣戰書時，這些“常識”正在被改變。而與專業人士的行動同步的是一場社會運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強姦成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組織積極關注的議題。志願者們大量出現在醫院、警察局和法庭，幫助強姦案件受害者度過難關。在她們的推動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學在內的機構紛紛建立起強姦危機干預中心。這些干預中心很快發現了非常規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女性對抗強姦”組織（WAR）辦公室接到電話，一名教區學校的修女說，一名二年級女童遭遇了強姦，情緒低迷，老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詢問：WAR是否能夠到學校來，對整個班級說些什麼？
這個電話促使WAR建立一個全新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率先在學校教育中推行防範兒童性侵的內容。從1976年開始，該組織在哥倫布市的全部小學開設針對對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工作坊。
打破沉默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的相關專業領域，兒童性侵的廣泛存在，及其對將對兒童造成各種心理和行為障礙的看法已經成為新的共識，但這種共識還遠未成為一種公眾的普遍認知，足以促成整個社會採取行動。WAR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常常在學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應當把這些事情留給家庭自己來解決。
在80年代初，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兒童性侵沉默而隱形的受害者幾乎不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媒體的報道中，專家、社會活動家和機構是主角。在紐約市性侵犯顧問工作小組工作的安娜•瑪麗•埃裡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輿論的堅冰。這位曾經的受害者開始組織其他受害者，並說服他們勇敢說出真相。“我們有10個人願意上電視，做廣播節目。當紐約的媒體想知道一些故事時，他們知道應當聯繫我們。”1984年，電視劇《關於阿米莉婭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國播出時，由於情節涉及亂倫激起軒然大波。埃裡克森組織受害者大量出現在媒體上，以他們的經歷告訴公眾，亂倫是對兒童的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犯罪。
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80年代，美國媒體對兒童性侵的報道一次又一次震盪公眾的內心。1982年，美國60年代最受歡迎的詩人、詞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從者雲集羅德•麥昆(Rod•Mckuen)在美國國家防範兒童虐待委員會的會議公開宣佈自己是兒童性侵的受害者，並跟隨該委員會進行全國巡講。1984年，在美國國家兒童性犯罪大會上，參議員寶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當眾講述了自己被鄰居侵犯，並遭遇了一場痛苦庭審的全部經歷。
1986年11月10日，數百萬美國人在收看當時全國日間最熱門的電視節目奧普拉•溫弗利（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在就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奧普拉揭開了自己的傷疤——九歲的時候，她曾被一名親屬強姦。6年後，1992年9月4日的週五夜晚，美國多個電視網聯合播出了奧普拉主持的電視紀錄片《驚恐的沉默：曝光及結束兒童虐待》。紀錄片裡，大量兒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們的家庭成員和罪犯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面前。節目播出後的4到5天時間裡，設在好萊塢的援助機構“兒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過20萬個電話。
奧普拉•溫弗利
“到80年代末期，兒童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已經不再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感到自責……不再有那麼多的恥辱或者孤獨……”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社會學教授南希• 惠蒂爾(Nancy Whittier)看來，這是一場具有顛覆意義的轉變：“在80年代初，當一名倖存者出現在電視上時，她的面孔會被遮住，而10年之後，人們再也不需要這樣做了。”
行動與反思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了這一變化？
在過去的近30年時間裡，最容易被人們看到的是立法的改變。《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法案通過的同一年，1994年7月29日，新澤西漢密爾頓的7歲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被鄰居傑西•蒂曼德誇斯性侵併殺害。令公眾吃驚的是，蒂曼德誇斯曾兩度因猥褻兒童罪被判刑。梅根失蹤僅89天后，新澤西州長就簽署了美國第一個“梅根法”《犯罪登記與社區公告法》。該法案強制居住在新澤西州內刑滿釋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記。對於那些對公眾危害不大的罪犯，執法機關將通知學校和各社區組織；而對於那些危害較大的罪犯，執法機關不但要通知學校和社區組織，還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將建立統一的資料庫，將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資料公諸於眾，民眾可隨時通過電話和互聯網查詢。僅僅兩年後，1996年5月17日，克林頓總統就簽署了聯邦“梅根法”。很快，美國五十個州就都擁有自己的“梅根法”。
克林頓總統簽署聯邦“梅根法”
此外，美國還出臺了1996年的《帕姆•林徹爾性罪犯蹤跡和身份識別法令》，1997年的《雅各布•威特琳改善法令》，2006年的《亞當•沃爾什兒童保護及安全法》等等。在各州的層面上，各種法律的出臺更是層出不窮。這些法案大都遵循顯示出一條一以貫之的立法思路：儘可能的減少性罪犯接近兒童、再次犯案的可能。早在2006年，美國就有20個州和數百個地方制定了自己的居住限制規則（residency restrictions），詳細規定登記在案的性罪犯必須在距離學校、日託中心、教堂等機構一定距離以外的區域活動。
大量地抓捕、起訴犯罪者，並對他們採取嚴格的登記制度很可能具有顯著的震懾效果，動搖了其他潛在兒童騷擾者的信心，使他們遠離這類犯罪，但研究者們認為這些措施可能並沒有公眾想象中那麼有效。
戴維•芬克爾霍指出，包括登記制度在內，司法系統的兒童性犯罪防範政策存在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它們往往建立在對性犯罪者錯誤的刻板印象之上。通過廣為人知的雅各布•威特琳和梅根案件，人們往往認為：兒童性侵罪犯是一個具有戀童癖的成年男子；他們無法剋制自己的犯罪衝動，會在公共場合“捕獵”兒童；他們極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但這並不代表兒童性侵案件的全貌。戴維•芬克爾霍指出，在美國，絕大多數兒童性侵罪犯並不是戀童癖，事實上，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年齡超過12歲。多份統計數據顯示，兒童性侵罪犯的再犯率低於其他犯罪行為。更重要的是，當人們將眼光聚焦到剛剛搬到社區裡來的新鄰居身上時，他們往往會忘記身邊的危險：根據2000年美國司法統計辦公室的數據，兒童性侵案件中，58.7%的罪犯是受害者家庭的熟人，34.2%的罪犯來自家庭內部，僅有7%的罪犯是真正的陌生人。
一項針對美國10各州的研究顯示，在實行登記制度前後，有6個州的兒童性侵犯案件發生率沒有發生顯著變化，3個州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而在規定最嚴格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亞，犯罪率反而顯著上升。戴維•芬克爾霍指出，登記制度在90年代後期才在全美廣泛實施，但美國的兒童性侵犯罪率那時已經開始進入了下降區間。
全美模型
戴維•芬克爾霍認為，真正發揮效果的由三個支柱組成的“全美模型”：積極的起訴 、制止犯罪者犯罪和對犯罪者進行治療；針對兒童的廣泛的一級預防教育；廣泛的公眾教育和專業教育以促進案件的公開和積極檢出。
針對兒童的廣泛的一級預防教育始於80年代中期。大量資金開始被用於設置教育項目，覆蓋全年齡段的學生，教育形式包括多媒體、劇場表演、社區展覽等等。學校、家長-老師組織、醫院、社區精神健康中心和獨立的非營利組織都被鼓勵參與這些教育項目的設計和執行。
在今天的美國，針對兒童的一級預防教育有許多種不同的形式，但其目標準要集中幾點：首先，它們幫助兒童認識和理解觸犯邊界的行為、不合適的觸摸和接觸——這些都是性犯罪者在真正實施侵害行為之前所可能採取的行動。同時，兒童還被教育如何去拒絕這些危險的接近和邀請，終止交流並召喚幫助。以一項被廣泛採用的“談談撫摸項目”(Talking about Touching Programe)為例，教師要讓孩子們明白什麼樣的撫摸是合理的，什麼樣的撫摸應該被拒絕，成人不能觸摸身體的哪些隱私部位，一旦遭遇非法撫摸後，又應該如何去做？所有知識要求用情景還原、角色扮演等形式確保兒童理解並正確使用。一條具有代表性的情景模擬題目是：凱瑞上星期在她的朋友家住宿，朋友的哥哥走進臥室，把手伸到凱瑞的被子裡， 想撫摸凱瑞的私處，凱瑞大聲說“不可以這樣做”。 朋友的哥哥停下了，但他告訴凱瑞，讓凱瑞保守祕密，你認為凱瑞應該怎樣做？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亨利•坎普對兒童性侵的下宣戰書時，這些“常識”正在被改變。而與專業人士的行動同步的是一場社會運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強姦成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組織積極關注的議題。志願者們大量出現在醫院、警察局和法庭，幫助強姦案件受害者度過難關。在她們的推動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學在內的機構紛紛建立起強姦危機干預中心。這些干預中心很快發現了非常規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女性對抗強姦”組織（WAR）辦公室接到電話，一名教區學校的修女說，一名二年級女童遭遇了強姦，情緒低迷，老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詢問：WAR是否能夠到學校來，對整個班級說些什麼？
這個電話促使WAR建立一個全新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率先在學校教育中推行防範兒童性侵的內容。從1976年開始，該組織在哥倫布市的全部小學開設針對對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工作坊。
打破沉默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的相關專業領域，兒童性侵的廣泛存在，及其對將對兒童造成各種心理和行為障礙的看法已經成為新的共識，但這種共識還遠未成為一種公眾的普遍認知，足以促成整個社會採取行動。WAR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常常在學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應當把這些事情留給家庭自己來解決。
在80年代初，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兒童性侵沉默而隱形的受害者幾乎不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媒體的報道中，專家、社會活動家和機構是主角。在紐約市性侵犯顧問工作小組工作的安娜•瑪麗•埃裡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輿論的堅冰。這位曾經的受害者開始組織其他受害者，並說服他們勇敢說出真相。“我們有10個人願意上電視，做廣播節目。當紐約的媒體想知道一些故事時，他們知道應當聯繫我們。”1984年，電視劇《關於阿米莉婭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國播出時，由於情節涉及亂倫激起軒然大波。埃裡克森組織受害者大量出現在媒體上，以他們的經歷告訴公眾，亂倫是對兒童的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犯罪。
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80年代，美國媒體對兒童性侵的報道一次又一次震盪公眾的內心。1982年，美國60年代最受歡迎的詩人、詞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從者雲集羅德•麥昆(Rod•Mckuen)在美國國家防範兒童虐待委員會的會議公開宣佈自己是兒童性侵的受害者，並跟隨該委員會進行全國巡講。1984年，在美國國家兒童性犯罪大會上，參議員寶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當眾講述了自己被鄰居侵犯，並遭遇了一場痛苦庭審的全部經歷。
1986年11月10日，數百萬美國人在收看當時全國日間最熱門的電視節目奧普拉•溫弗利（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在就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奧普拉揭開了自己的傷疤——九歲的時候，她曾被一名親屬強姦。6年後，1992年9月4日的週五夜晚，美國多個電視網聯合播出了奧普拉主持的電視紀錄片《驚恐的沉默：曝光及結束兒童虐待》。紀錄片裡，大量兒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們的家庭成員和罪犯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面前。節目播出後的4到5天時間裡，設在好萊塢的援助機構“兒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過20萬個電話。
奧普拉•溫弗利
“到80年代末期，兒童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已經不再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感到自責……不再有那麼多的恥辱或者孤獨……”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社會學教授南希• 惠蒂爾(Nancy Whittier)看來，這是一場具有顛覆意義的轉變：“在80年代初，當一名倖存者出現在電視上時，她的面孔會被遮住，而10年之後，人們再也不需要這樣做了。”
行動與反思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了這一變化？
在過去的近30年時間裡，最容易被人們看到的是立法的改變。《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法案通過的同一年，1994年7月29日，新澤西漢密爾頓的7歲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被鄰居傑西•蒂曼德誇斯性侵併殺害。令公眾吃驚的是，蒂曼德誇斯曾兩度因猥褻兒童罪被判刑。梅根失蹤僅89天后，新澤西州長就簽署了美國第一個“梅根法”《犯罪登記與社區公告法》。該法案強制居住在新澤西州內刑滿釋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記。對於那些對公眾危害不大的罪犯，執法機關將通知學校和各社區組織；而對於那些危害較大的罪犯，執法機關不但要通知學校和社區組織，還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將建立統一的資料庫，將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資料公諸於眾，民眾可隨時通過電話和互聯網查詢。僅僅兩年後，1996年5月17日，克林頓總統就簽署了聯邦“梅根法”。很快，美國五十個州就都擁有自己的“梅根法”。
克林頓總統簽署聯邦“梅根法”
此外，美國還出臺了1996年的《帕姆•林徹爾性罪犯蹤跡和身份識別法令》，1997年的《雅各布•威特琳改善法令》，2006年的《亞當•沃爾什兒童保護及安全法》等等。在各州的層面上，各種法律的出臺更是層出不窮。這些法案大都遵循顯示出一條一以貫之的立法思路：儘可能的減少性罪犯接近兒童、再次犯案的可能。早在2006年，美國就有20個州和數百個地方制定了自己的居住限制規則（residency restrictions），詳細規定登記在案的性罪犯必須在距離學校、日託中心、教堂等機構一定距離以外的區域活動。
大量地抓捕、起訴犯罪者，並對他們採取嚴格的登記制度很可能具有顯著的震懾效果，動搖了其他潛在兒童騷擾者的信心，使他們遠離這類犯罪，但研究者們認為這些措施可能並沒有公眾想象中那麼有效。
戴維•芬克爾霍指出，包括登記制度在內，司法系統的兒童性犯罪防範政策存在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它們往往建立在對性犯罪者錯誤的刻板印象之上。通過廣為人知的雅各布•威特琳和梅根案件，人們往往認為：兒童性侵罪犯是一個具有戀童癖的成年男子；他們無法剋制自己的犯罪衝動，會在公共場合“捕獵”兒童；他們極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但這並不代表兒童性侵案件的全貌。戴維•芬克爾霍指出，在美國，絕大多數兒童性侵罪犯並不是戀童癖，事實上，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年齡超過12歲。多份統計數據顯示，兒童性侵罪犯的再犯率低於其他犯罪行為。更重要的是，當人們將眼光聚焦到剛剛搬到社區裡來的新鄰居身上時，他們往往會忘記身邊的危險：根據2000年美國司法統計辦公室的數據，兒童性侵案件中，58.7%的罪犯是受害者家庭的熟人，34.2%的罪犯來自家庭內部，僅有7%的罪犯是真正的陌生人。
一項針對美國10各州的研究顯示，在實行登記制度前後，有6個州的兒童性侵犯案件發生率沒有發生顯著變化，3個州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而在規定最嚴格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亞，犯罪率反而顯著上升。戴維•芬克爾霍指出，登記制度在90年代後期才在全美廣泛實施，但美國的兒童性侵犯罪率那時已經開始進入了下降區間。
全美模型
戴維•芬克爾霍認為，真正發揮效果的由三個支柱組成的“全美模型”：積極的起訴 、制止犯罪者犯罪和對犯罪者進行治療；針對兒童的廣泛的一級預防教育；廣泛的公眾教育和專業教育以促進案件的公開和積極檢出。
針對兒童的廣泛的一級預防教育始於80年代中期。大量資金開始被用於設置教育項目，覆蓋全年齡段的學生，教育形式包括多媒體、劇場表演、社區展覽等等。學校、家長-老師組織、醫院、社區精神健康中心和獨立的非營利組織都被鼓勵參與這些教育項目的設計和執行。
在今天的美國，針對兒童的一級預防教育有許多種不同的形式，但其目標準要集中幾點：首先，它們幫助兒童認識和理解觸犯邊界的行為、不合適的觸摸和接觸——這些都是性犯罪者在真正實施侵害行為之前所可能採取的行動。同時，兒童還被教育如何去拒絕這些危險的接近和邀請，終止交流並召喚幫助。以一項被廣泛採用的“談談撫摸項目”(Talking about Touching Programe)為例，教師要讓孩子們明白什麼樣的撫摸是合理的，什麼樣的撫摸應該被拒絕，成人不能觸摸身體的哪些隱私部位，一旦遭遇非法撫摸後，又應該如何去做？所有知識要求用情景還原、角色扮演等形式確保兒童理解並正確使用。一條具有代表性的情景模擬題目是：凱瑞上星期在她的朋友家住宿，朋友的哥哥走進臥室，把手伸到凱瑞的被子裡， 想撫摸凱瑞的私處，凱瑞大聲說“不可以這樣做”。 朋友的哥哥停下了，但他告訴凱瑞，讓凱瑞保守祕密，你認為凱瑞應該怎樣做？
對於兒童的預防教育一個常見的爭論是，兒童自身有能力阻止性侵行為的發生嗎？戴維•芬克爾霍認為，在兒童性侵案件中，部分罪犯具有高度的侵犯動機，他們會採用強制手段或者複雜的策略，很難被孩子們制止。但另一面，大量的兒童性侵犯罪者，特別是年輕的性侵者、保姆等特殊身份的性侵者，他們很可能是一時起意，並且對他們的行為感到焦慮；兒童還可能在公共場合，比如公交車上遭遇蓄意性侵的人員，在這兩種情況下，兒童自身的警惕就變得極有價值，他們很可能通過堅決的拒絕和呼救使自己免受侵害。
兒童的一級預防教育還有另外兩層重要意義：接受過合適教育的兒童一旦遭遇侵害，能夠及時向成人報告這一情況，避免持續侵害的產生；而由於他們對性侵行為有一定認識，並不會將這一遭遇視為自己錯誤，也有利於減少他們所遭受的心理傷害。芬克爾霍在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992年，在已知的兒童性侵案中，25%的案件是由兒童自身彙報的，而在2008年，這個比例提高到了50%。
美國防止兒童性侵犯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教育兒童固然重要，但真正能為兒童織起安全大網的是成人。
芬克爾霍指出：“今天的美國是這樣一個社會，更多的人必須經過篩選和背景檢查才能成為對兒童負有責任的人 。各團體和領域裡的很多人，在性虐待問題方面受到了更好的教育，這些人在決定什麼樣的人可以在什麼樣的場合和他們的孩子接觸時可能更小心謹慎。現在甚至連帶有小孩的女性在尋找新配偶或男朋友或決定組織家庭時都可能會受到干預……所有這些措施可能已經減少了潛在兒童騷擾者與兒童接觸的機會。所以 ,即使有騷擾兒童傾向的人的數量並未減少, 但他們實施犯罪的機會會大大減少。”
1963年，聯邦政府就出臺了兒童保護強制報告制度，要求一切與未成年人接觸的人員，在發現兒童有被虐待或忽視行為時，有向專門機構報告的義務。目前大多數州負有強制報告義務的人員都包括：社會工作者；教師、校長和其他的學校工作人員；醫生、護士和其他衛生工作者；心理諮詢師、心理醫師或其他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兒童照料人士；法醫或驗屍官；法律執行機構人士。甚至，美國有18個州規定，任何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只要懷疑存在包括性侵在內兒童虐待或忽視情形，都有報告的責任。在所有的州，發現了虐待行為卻不報告的，會受到罰金刑或短期監禁型的處罰。有報告義務不報告的人還可能承擔民事責任。 當一個報告者懷疑兒童性侵行為的發生，他可以直接聯繫法律執行機構，也可以撥通當地兒童保護機構（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的24小時熱線。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這是一場40年國家動員的成果。
消失的雅各布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約瑟鎮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門廊上的燈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夠照亮兒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歸途。
雅各布
11歲的雅各布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雙藍眼睛。他穿著橘色背心，紅色曲棍球夾克，藍色長褲，踩著一雙耐克網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兩位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到便利店裡租一盒電影錄像帶。在回家的路上，一個蒙面男人攔住了三個孩子。他詢問他們的年齡，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兩個男孩向樹林裡跑去。他威脅說，他們膽敢回頭，就會被子彈打死。
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工作。當地企業募集了25000美元懸賞線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萬美元作為獎賞。“如果你想要錢，”帕蒂 •威特琳通過媒體祈求那個帶走兒子的男人：“我們能夠弄到錢，不管是多少。”然而，沒有電話、沒有勒索。警方懷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慣犯帶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響了一代家庭。它開啟了美國關於兒童性虐待和綁架的新討論，對性犯罪者實行登記的立法呼聲從明尼蘇達一直擴散到整個聯邦。1994年，雅各布遭綁架五年後，美國頒佈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這是美國在聯邦層面上第一次立法確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記制度。被要求登記的罪犯必須在釋放後的短時間內親自到當地警方報到並提供個人資料。曾經犯有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記時間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則必須終身登記。
雅各布失蹤的四個月後，堅強的母親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營利組織雅各布•威特琳基金會，致力於兒童安全教育。她寫信給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阿爾伯特•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籲為性犯罪者登記制度立法，要求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部為立法的疏忽負責。2004年和2006年，帕蒂兩次參選美國眾議院議員。她從2013年起擔任美國國家失蹤和受剝削兒童中心主席，成為美國保護兒童領域的先鋒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餘年，沒有忘記雅各布的並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網絡自由撰稿人喬伊•貝克（ Joy Baker）對雅各布的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喬伊的家距離聖約瑟鎮不遠，她重新訪問那些案件的知情人，並大量蒐集檔案信息。2013年，喬伊•貝克在網絡上發表了自己的一個發現：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維爾市（Paynesville）曾發生過6起男童性侵懸案。佩恩斯維爾距離聖約瑟30英里，同屬於斯特恩斯縣（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樣，佩恩斯維爾市被侵犯的男孩們遭遇不幸的時間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一樣騎著自行車，而犯罪分子同樣帶著面罩，有著低沉、粗啞的嗓音。
很快，喬伊•貝克發現了另一名受害人。賈裡德•西契爾居住在距離聖約瑟10英里外的冷泉鎮。1989年1月，12歲的賈裡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後，男子命令他逃跑：“別回頭，不然我會一槍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裡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為賈裡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終因為缺乏證據不了了之。“他們（警方）把我帶回了被襲擊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潰了。他們想要我給出答案，可是我沒辦法給出。”多年後，已經是中年人的賈裡德回憶說：“我的父母做了決定：生活必須向前。”
25年後，當喬伊•貝克找到賈裡德•西契爾時，他決定不再沉默。賈裡德接受媒體的採訪，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談論曾經的悲劇。他和喬伊一道拜訪當年的受害者，說服他們出面要求重啟調查。2014年，警方同意啟動“懸案調查”（cold case review）。幸運的是，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破解疑團的契機。警方重新從賈裡德•西契爾當年的一件運動衫上提取了DNA樣本，和丹尼•海因裡希當年受調查時留下的一根頭髮比對。答案是：兩者相符。
丹尼•海因裡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裡希承認，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併殺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靜默的審判室裡回憶，11歲的男孩當時問他：“我做錯了什麼嗎？”根據海因裡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後，警方在一處農場發現了一具遺骸。和遺骸在一塊兒的，是那件紅色夾克衫。一件體恤上寫著“威特琳”。
丹尼•海因裡希最終因持有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獲刑20年——賈裡德的性侵案與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但令人寬慰的是，根據明尼蘇達州採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閉”，在服刑結束後，丹尼•海因裡希會被交予社會機構進行隔離，終生不獲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夠重新站在家門口，我希望我能告訴他，為了找到他，我們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說。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來，人們從未忘記雅各布，而她的基金會已經為近8萬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幫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國對抗兒童性侵的縮影：家庭、社會、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場漫長和艱難的較量，邁向正義獲勝的終點。
最後的禁忌
兒童性侵在美國受到重視也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專業人士。
1977年，美國兒科權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國兒科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一篇講話，他指出兒童性虐待是“兒科領域的隱祕問題和被忽視的領域”，號召兒科醫生們在知識和情感上，向這“最後的禁忌”發起挑戰。
在兒童保護領域，性虐待成為“最後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發生在家庭成員內部，因被視為家庭醜聞祕而不宣。上世紀7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涉及兒童性侵犯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都在重複四個主題：兒童本人應當為騷擾行為負責；此種行為應當歸罪於母親；它很少發生；即使發生對兒童並不會產生什麼的害處。
亨利•坎普對兒童性侵的下宣戰書時，這些“常識”正在被改變。而與專業人士的行動同步的是一場社會運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強姦成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組織積極關注的議題。志願者們大量出現在醫院、警察局和法庭，幫助強姦案件受害者度過難關。在她們的推動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學在內的機構紛紛建立起強姦危機干預中心。這些干預中心很快發現了非常規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女性對抗強姦”組織（WAR）辦公室接到電話，一名教區學校的修女說，一名二年級女童遭遇了強姦，情緒低迷，老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詢問：WAR是否能夠到學校來，對整個班級說些什麼？
這個電話促使WAR建立一個全新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率先在學校教育中推行防範兒童性侵的內容。從1976年開始，該組織在哥倫布市的全部小學開設針對對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工作坊。
打破沉默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的相關專業領域，兒童性侵的廣泛存在，及其對將對兒童造成各種心理和行為障礙的看法已經成為新的共識，但這種共識還遠未成為一種公眾的普遍認知，足以促成整個社會採取行動。WAR的“兒童侵害防範項目”常常在學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應當把這些事情留給家庭自己來解決。
在80年代初，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兒童性侵沉默而隱形的受害者幾乎不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媒體的報道中，專家、社會活動家和機構是主角。在紐約市性侵犯顧問工作小組工作的安娜•瑪麗•埃裡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輿論的堅冰。這位曾經的受害者開始組織其他受害者，並說服他們勇敢說出真相。“我們有10個人願意上電視，做廣播節目。當紐約的媒體想知道一些故事時，他們知道應當聯繫我們。”1984年，電視劇《關於阿米莉婭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國播出時，由於情節涉及亂倫激起軒然大波。埃裡克森組織受害者大量出現在媒體上，以他們的經歷告訴公眾，亂倫是對兒童的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犯罪。
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80年代，美國媒體對兒童性侵的報道一次又一次震盪公眾的內心。1982年，美國60年代最受歡迎的詩人、詞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從者雲集羅德•麥昆(Rod•Mckuen)在美國國家防範兒童虐待委員會的會議公開宣佈自己是兒童性侵的受害者，並跟隨該委員會進行全國巡講。1984年，在美國國家兒童性犯罪大會上，參議員寶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當眾講述了自己被鄰居侵犯，並遭遇了一場痛苦庭審的全部經歷。
1986年11月10日，數百萬美國人在收看當時全國日間最熱門的電視節目奧普拉•溫弗利（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在就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奧普拉揭開了自己的傷疤——九歲的時候，她曾被一名親屬強姦。6年後，1992年9月4日的週五夜晚，美國多個電視網聯合播出了奧普拉主持的電視紀錄片《驚恐的沉默：曝光及結束兒童虐待》。紀錄片裡，大量兒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們的家庭成員和罪犯出現在數百萬美國人面前。節目播出後的4到5天時間裡，設在好萊塢的援助機構“兒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過20萬個電話。
奧普拉•溫弗利
“到80年代末期，兒童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已經不再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感到自責……不再有那麼多的恥辱或者孤獨……”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社會學教授南希• 惠蒂爾(Nancy Whittier)看來，這是一場具有顛覆意義的轉變：“在80年代初，當一名倖存者出現在電視上時，她的面孔會被遮住，而10年之後，人們再也不需要這樣做了。”
行動與反思
1990年到2013年，美國兒童性侵案件的數量下降了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了這一變化？
在過去的近30年時間裡，最容易被人們看到的是立法的改變。《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兒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記法令》法案通過的同一年，1994年7月29日，新澤西漢密爾頓的7歲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被鄰居傑西•蒂曼德誇斯性侵併殺害。令公眾吃驚的是，蒂曼德誇斯曾兩度因猥褻兒童罪被判刑。梅根失蹤僅89天后，新澤西州長就簽署了美國第一個“梅根法”《犯罪登記與社區公告法》。該法案強制居住在新澤西州內刑滿釋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記。對於那些對公眾危害不大的罪犯，執法機關將通知學校和各社區組織；而對於那些危害較大的罪犯，執法機關不但要通知學校和社區組織，還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將建立統一的資料庫，將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資料公諸於眾，民眾可隨時通過電話和互聯網查詢。僅僅兩年後，1996年5月17日，克林頓總統就簽署了聯邦“梅根法”。很快，美國五十個州就都擁有自己的“梅根法”。
克林頓總統簽署聯邦“梅根法”
此外，美國還出臺了1996年的《帕姆•林徹爾性罪犯蹤跡和身份識別法令》，1997年的《雅各布•威特琳改善法令》，2006年的《亞當•沃爾什兒童保護及安全法》等等。在各州的層面上，各種法律的出臺更是層出不窮。這些法案大都遵循顯示出一條一以貫之的立法思路：儘可能的減少性罪犯接近兒童、再次犯案的可能。早在2006年，美國就有20個州和數百個地方制定了自己的居住限制規則（residency restrictions），詳細規定登記在案的性罪犯必須在距離學校、日託中心、教堂等機構一定距離以外的區域活動。
大量地抓捕、起訴犯罪者，並對他們採取嚴格的登記制度很可能具有顯著的震懾效果，動搖了其他潛在兒童騷擾者的信心，使他們遠離這類犯罪，但研究者們認為這些措施可能並沒有公眾想象中那麼有效。
戴維•芬克爾霍指出，包括登記制度在內，司法系統的兒童性犯罪防範政策存在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它們往往建立在對性犯罪者錯誤的刻板印象之上。通過廣為人知的雅各布•威特琳和梅根案件，人們往往認為：兒童性侵罪犯是一個具有戀童癖的成年男子；他們無法剋制自己的犯罪衝動，會在公共場合“捕獵”兒童；他們極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但這並不代表兒童性侵案件的全貌。戴維•芬克爾霍指出，在美國，絕大多數兒童性侵罪犯並不是戀童癖，事實上，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年齡超過12歲。多份統計數據顯示，兒童性侵罪犯的再犯率低於其他犯罪行為。更重要的是，當人們將眼光聚焦到剛剛搬到社區裡來的新鄰居身上時，他們往往會忘記身邊的危險：根據2000年美國司法統計辦公室的數據，兒童性侵案件中，58.7%的罪犯是受害者家庭的熟人，34.2%的罪犯來自家庭內部，僅有7%的罪犯是真正的陌生人。
一項針對美國10各州的研究顯示，在實行登記制度前後，有6個州的兒童性侵犯案件發生率沒有發生顯著變化，3個州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而在規定最嚴格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亞，犯罪率反而顯著上升。戴維•芬克爾霍指出，登記制度在90年代後期才在全美廣泛實施，但美國的兒童性侵犯罪率那時已經開始進入了下降區間。
全美模型
戴維•芬克爾霍認為，真正發揮效果的由三個支柱組成的“全美模型”：積極的起訴 、制止犯罪者犯罪和對犯罪者進行治療；針對兒童的廣泛的一級預防教育；廣泛的公眾教育和專業教育以促進案件的公開和積極檢出。
針對兒童的廣泛的一級預防教育始於80年代中期。大量資金開始被用於設置教育項目，覆蓋全年齡段的學生，教育形式包括多媒體、劇場表演、社區展覽等等。學校、家長-老師組織、醫院、社區精神健康中心和獨立的非營利組織都被鼓勵參與這些教育項目的設計和執行。
在今天的美國，針對兒童的一級預防教育有許多種不同的形式，但其目標準要集中幾點：首先，它們幫助兒童認識和理解觸犯邊界的行為、不合適的觸摸和接觸——這些都是性犯罪者在真正實施侵害行為之前所可能採取的行動。同時，兒童還被教育如何去拒絕這些危險的接近和邀請，終止交流並召喚幫助。以一項被廣泛採用的“談談撫摸項目”(Talking about Touching Programe)為例，教師要讓孩子們明白什麼樣的撫摸是合理的，什麼樣的撫摸應該被拒絕，成人不能觸摸身體的哪些隱私部位，一旦遭遇非法撫摸後，又應該如何去做？所有知識要求用情景還原、角色扮演等形式確保兒童理解並正確使用。一條具有代表性的情景模擬題目是：凱瑞上星期在她的朋友家住宿，朋友的哥哥走進臥室，把手伸到凱瑞的被子裡， 想撫摸凱瑞的私處，凱瑞大聲說“不可以這樣做”。 朋友的哥哥停下了，但他告訴凱瑞，讓凱瑞保守祕密，你認為凱瑞應該怎樣做？
對於兒童的預防教育一個常見的爭論是，兒童自身有能力阻止性侵行為的發生嗎？戴維•芬克爾霍認為，在兒童性侵案件中，部分罪犯具有高度的侵犯動機，他們會採用強制手段或者複雜的策略，很難被孩子們制止。但另一面，大量的兒童性侵犯罪者，特別是年輕的性侵者、保姆等特殊身份的性侵者，他們很可能是一時起意，並且對他們的行為感到焦慮；兒童還可能在公共場合，比如公交車上遭遇蓄意性侵的人員，在這兩種情況下，兒童自身的警惕就變得極有價值，他們很可能通過堅決的拒絕和呼救使自己免受侵害。
兒童的一級預防教育還有另外兩層重要意義：接受過合適教育的兒童一旦遭遇侵害，能夠及時向成人報告這一情況，避免持續侵害的產生；而由於他們對性侵行為有一定認識，並不會將這一遭遇視為自己錯誤，也有利於減少他們所遭受的心理傷害。芬克爾霍在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992年，在已知的兒童性侵案中，25%的案件是由兒童自身彙報的，而在2008年，這個比例提高到了50%。
美國防止兒童性侵犯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教育兒童固然重要，但真正能為兒童織起安全大網的是成人。
芬克爾霍指出：“今天的美國是這樣一個社會，更多的人必須經過篩選和背景檢查才能成為對兒童負有責任的人 。各團體和領域裡的很多人，在性虐待問題方面受到了更好的教育，這些人在決定什麼樣的人可以在什麼樣的場合和他們的孩子接觸時可能更小心謹慎。現在甚至連帶有小孩的女性在尋找新配偶或男朋友或決定組織家庭時都可能會受到干預……所有這些措施可能已經減少了潛在兒童騷擾者與兒童接觸的機會。所以 ,即使有騷擾兒童傾向的人的數量並未減少, 但他們實施犯罪的機會會大大減少。”
1963年，聯邦政府就出臺了兒童保護強制報告制度，要求一切與未成年人接觸的人員，在發現兒童有被虐待或忽視行為時，有向專門機構報告的義務。目前大多數州負有強制報告義務的人員都包括：社會工作者；教師、校長和其他的學校工作人員；醫生、護士和其他衛生工作者；心理諮詢師、心理醫師或其他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兒童照料人士；法醫或驗屍官；法律執行機構人士。甚至，美國有18個州規定，任何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只要懷疑存在包括性侵在內兒童虐待或忽視情形，都有報告的責任。在所有的州，發現了虐待行為卻不報告的，會受到罰金刑或短期監禁型的處罰。有報告義務不報告的人還可能承擔民事責任。 當一個報告者懷疑兒童性侵行為的發生，他可以直接聯繫法律執行機構，也可以撥通當地兒童保護機構（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的24小時熱線。
從1977年亨利•坎普的宣戰講演到今天，40年的努力遠非終點。根據美國聯邦衛生和人類服務部的數據，2013年，每8分鐘有一個美國兒童遭遇性侵。2016年3月，美國體操界爆出了巨大的性侵醜聞：約有115名從事教練或隊醫等職業的成年人不同程度參與了對青少年體操運動員的性侵。這起醜聞中最令人驚訝的是，多年來，美國體操協會並非對此一無所知，而一些家長甚至也對孩子的控訴置若罔聞。無論在40年前還是今天，在與兒童性侵犯罪的戰鬥裡，任何輕率的成人，無動於衷的旁觀者和息事寧人的包庇者依然是罪惡最大的幫凶。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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