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生，文學評論家，《唐都學刊》主編，全國高校文科學報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陝西省魯迅研究學會副會長，西安市作協副主席，市文史館員。
蕭紅當年曾說：魯迅先生在他的小說中是以俯視的眼光看待他作品裡的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魯迅先生因此而悲天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而蕭紅自己，她說，她是以仰視的態度看取她筆下的人物的。她的《生死場》《呼蘭河傳》裡的那些不幸的、悲苦的、卑賤的小人物，她對他們懷著深深的敬意。
這當然是蕭紅個人的看法。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以平等的心去看取，去創造藝術世界裡的藝術人物。也許，這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
小說是敘述，是虛構，是藝術創造。與其說，小說反映了作家與現實世界的關係，不如說，小說更是作家與他想象中的世界關係的藝術呈現。正如科林任德所說，藝術是想象，它所沉思的對象是想象中的對象。
這是因為，從生活到寫作，有一個審美創造的轉換過程。是否能完成這個轉換，是判斷一部作品好壞、成敗的試金石。
《南山》是一部充滿了“同情的理解”（陳寅恪語）的悲憫之作。作家是以平等的悲憫之心進行創作的，成功地實現了從生活到藝術的轉變。
這種悲憫表現為悲憫的作家創造了何遠這樣一個悲憫情懷的人物。
以悲憫之筆寫人物之悲憫，雙重悲憫讓小說瀰漫了一種“慈悲為懷”的悲憫氣息。小說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忠於職守，熱愛人民，關懷底層，堅持正義的派出所代理所長何遠。
何遠，農家出身，警官大學畢業，長期從事刑警工作，有智有勇，是一位破案高手；他還在成長之中，他不太善於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他因此一度陷入困惑。小說告訴我們，他，何遠，歷經曲折，最後得到了組織上的充分肯定，他被委任為市公安局刑偵局大案處一大隊大隊長，他將在擅長的領域施展自己的才華。
何遠是擁有悲憫情懷的。小說有一個情節具有象徵意義。
一個農村小夥，攜帶妻子與襁褓中的嬰兒進城謀生，幾天過去了，僅有的一點錢花光了。他萬般無奈中想偷一輛電動自行車變賣，初次作案的他，竟然面對得手的電動車束手無策，怎麼也打不開鎖，他當然很快落網。
何遠來到小夥子的“家”，他想看看小夥子的陳述是否屬實？這一舉措已經不同一般了。何遠目睹了一無所有的居所，嗷嗷待哺哭鬧不休的嬰兒，以及嚇得不知所措的農婦，讓手下人去買了奶粉救急，並留下了1000元現金（他掏了身上僅有的700元，同伴掏了300元）。
通過法律程序，小夥子退贓並被拘留七天。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重複寫下這一情節，是因為小說告訴我們，派出所教導員王力是力主嚴懲重罰的，而何遠則從事實出發，依法辦案，人性化辦案，妥善處理了這一案子。
類似這樣的情節，小說當然不止寫了這一個。
還有，何遠的愛妻、幼兒園老師王春紅，為支持何遠工作，一直瞞著自己患胃癌的病情，帶病上班，直到暈倒在教室。從一個側面寫出這一對夫妻的高尚人品。略顯不足的是，小說對王春紅著墨太少，如在家庭生活裡，稍加渲染，作品會更感人的吧。
以人為本，尊重人，關愛人，這樣一些人類共同的價值在《南山》裡，是一面旗幟，精神的旗幟。
小說作者是否真正意識到這些，小說主人公何遠是否自覺意識到這些，相信讀者自有判斷。可貴的是，作家的藝術直覺發現了並創造了何遠這一藝術形象。
小說並不迴避生活中美與醜、善與惡的矛盾衝突。
生活中善與惡的衝突與鬥爭，常常是複雜的。這種複雜有不同的內涵與層面，它絕不是如表面那樣黑白分明，雲泥判然。
正如納博科夫所說，藝術的創造遠比現實生活來得真實。那意思是說，藝術最難表達最要企及的應該是寫生活的況味，那是五味雜陳的，是色澤斑斕的。
小說貼近生活，貼近底層，貼近基層，為我們講述了幾個警察的故事，力求揭示生活的真相，表現人生的況味。
面對筆下的人物，高亞平並不劍拔弩張，眉間掛劍，也不輕描淡寫，無關痛癢，而是讓人物在他們所生活的世界裡，按照不同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和情感趣味去生活，去工作，去交往……作家的審美態度和精神取向在小說敘事裡，是隱性的、暗示的，他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因此，小說的敘述是生活化的，追求一種娓娓道來，不溫不火的藝術效果。
生活化即按日常生活流程，少大起大落，少奇峰突起，如小河淌水，汩汩流動。
敘述多采取白描，不煽情，更不矯揉造作，不作秀，不媚俗，平鋪直敘中，自有一股溫和、起伏的脈動。
生活中的亞平是安靜的，平和的。他長期醉心於散文寫作，先後出版過好幾本散文集，散文《秦腔》更是譽滿全國。
不久前，他拿出了長篇小說《南山》，讓我驚訝，也讓我欣喜。
這是亞平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當然難免不足：小說的節奏感就有改進的餘地，場景的描寫，也顯得過於簡略。但瑕不掩瑜，《南山》的悲憫情懷，溫和敘述，在我們這個喧囂的文壇，無疑是一株秋日裡的銀杏樹，亭亭玉立，淡黃的樹葉閃動著陽光，將大地裝扮得寧靜而柔美。
《詩經·斯干》說：“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南山”的意向幽遠而豐富，亞平的《南山》其意正在於此。“悲欣交集”（李叔同語）是藝術的崇高境界，祝願亞平在朝向這一藝術高峰的創造性跋涉中，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