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幫同團練到獨立掌軍，淺談咸豐為何不再擔心漢族官僚割據稱王！

“唯當令府縣體察情形，敦請紳士，告以團練章程。明金聲曾有御賊互保之法，最為簡易。使勸諭該處附近村莊，自行妥辦。一村議數人，以率領徒眾，一月議數集，以講明約束。無事各安生理，有事一呼即至。官因以時稽查之、獎勸之，俾知共禦寇賊，即以自保田廬，民自無不勉從。”

這是咸豐二年十月初九（公元1852年11月20日），時任御史的徽州人王茂蔭向咸豐帝上的一道名叫《籌備安徽防剿事宜》的摺子，其核心內容就是清廷能夠放開對地方士紳組建團練的限制，讓他們成為鎮壓洪楊亂軍的主力。

在這份摺子裡，王茂蔭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思路，他對太平軍進入安徽造成江淮戰亂的可能性進行了大膽的預估，並作出了相應的對策！

為此，他提出了可重用已經退休但僑居在宿州的周天爵招募安徽鄉民，組建團練，防守“安省之扼塞，全江之鎖匙”的省城安慶小孤山，就能阻止太平軍入皖，從而對江寧（南京）、蘇州等江浙賦稅重地起到保護作用，“此處設防，賊斷無從飛越”。

王茂蔭雕像

這是繼孫鼎臣之後，清廷部堂級高官又一次主動向咸豐提出放開團練籌辦的限制條件，用以鎮壓太平軍的治國方略。

而在孫、王二人提出奏請之前，咸豐就已經責令一群已經退休或丁憂的漢官（主要是熟悉地方），如羅繞典、朱琦、龍啟瑞、陳孚恩等辦理一切團練防堵事宜。

只是這些得到籌辦團練資格的“團練使們”並沒有多大的自主權力。他們名義上是獨立於綠營體系之外（清朝以漢族為主的地方常備軍事武裝，旗人擔任中高級軍官），但實質上卻是“幫同、協助”的身份，依舊處於地方官府或中央派遣大員的監視之中，並淪為附庸（羅繞典掛在欽差大臣賽尚阿、湖廣總督程矞採名下；陳孚恩掛在江西巡撫陸元烺名下；更有甚者是掛在自己本籍所在的知縣名下）。

故而，王茂蔭的憂慮是對的。

用管理綠營的方式管理地方團練，喪失了團練本地化的優勢，打仗還要處處受到限制，這樣是不利於平叛的。

清代武裝常備軍綠營

但咸豐帝並沒有引起重視，他延續了清廷最高統治者的思維，即“防漢”，而這也就註定了清軍在咸豐初年（咸豐元年到咸豐五年）鎮壓太平軍的路途上並不順利，以至於咸豐三年春（公元1853年）太平軍從武昌順流而下，攻佔江寧後，通過西征和北伐劃江而治，震動大清國半壁江山。

太平軍定都江寧後，咸豐才慌亂不已。他不得不從“防漢”心理向“依漢”思維轉變，才會在咸豐三年初放開了對漢族在籍官員籌辦團練的軍權限制，即責令在籍紳士專辦團練（如曾國藩），遣京官回籍辦理團練（如呂賢基），使團練大臣不再成為地方官府的附庸，從而放開了漢族官僚掌握軍權的限制。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心理才促使咸豐作出讓漢族官僚徹底掌握軍權的艱難抉擇呢？汪郎認為有以下四點因素！

太平天國強盛時控制區域

1、已知風險的危害遠遠大於未知風險。

太平天國起勢後戰鬥力極強，不要說已經腐化的滿洲八旗軍，就是清朝常備軍綠營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從永安建制到定都江寧，太平軍只在蓑衣渡（綠營只是跟隨吆喝，打敗太平軍的是江忠源的團練楚軍）和長沙城外吃了些苦頭，大部分時間裡綠營都是尾隨其後而無能為力，最後定都南京和咸豐皇帝分庭抗禮。

太平軍打下南京以後，咸豐帝才明白過來，這支起於桂省的叛軍絕對不是小打小鬧，他們是真的要從大清身上扒一層皮來放進嘴裡咀嚼的。

太平軍作戰示意圖

相對於漢族官僚可能存在依靠軍隊實行割據的未知風險，眼前已經定都南京的洪楊之亂才是他首要的心頭大患。

事實上，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後，廣西的山高林密就成為“拜上帝教”吸引教徒、宣傳反清主張的最佳場所。為此，先後兩任廣西巡撫鄭祖琛、鄒鳴鶴除了設法調兵剿捕外，都扶持團練作為鎮壓“拜上帝教”的重要力量，並把團練視為“地方至緊至要之件”。

只是當時辦團練的退休官員朱琦、龍啟瑞根本沒有自主權，全都掛下巡撫衙門指定的地方官府名下，以“幫同、協助”的身份出現。所以這種看似“有實效而無流弊”的新式武裝根本無法將太平軍遏制在萌芽之中，以至於釀成滔天大禍。

基於此，讓咸豐清醒過來，漢族掌握團練出現割據的情況只是猜測，但太平軍的威脅卻是真實存在的，所以輕重必須分清。

團練

2、在有具體案例的參考值下，只選擇大清體制內的士大夫作為團練使！

漢族地主武裝並不是從咸豐開始的，在嘉慶年間清廷為了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和福建蔡牽起義時，就默許了團練的存在。

當然，嘉慶允許漢族地主組建團練，一是為了自己的統治需要，二是在除掉和珅掌握大清國真正權力後恢復了體系內人員的正常晉升渠道。

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川楚爆發的白蓮教起義打了剛剛逝去的“乾隆盛世”一記耳光。

當大清國的君臣們還沉浸在“十全老人”的赫赫武功中無法自拔時，這場聲勢浩大的起義打得在乾隆朝叱吒風雲的八旗、綠營一敗再敗。

從嘉慶元年到嘉慶四年親政前夕，白蓮義軍席捲了湖北、四川、河南、陝西等地，清軍只能尾隨和捱打的份，很多滿族官僚和將領根本無法有效地遏制住白蓮教的勢頭，這讓嘉慶帝震怒不已。

清代白蓮教起義首領王聰兒

嘉慶四年正月（公元1799年2月），在除掉和珅後，嘉慶一改之前的人事任免和鎮壓方略，採取了“堅壁清野”的作戰方針，並裁撤了滿族大員，開始重用漢族地主武裝（這就是清朝團練、鄉勇的開端）參與鎮壓白蓮教義軍，如楊遇春、楊芳、羅思舉等，事後都得到了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羅思舉就是靠鎮壓白蓮教從一介遊民成為四川提督的）。

作為嘉慶帝的孫子，接受過帝王系統教育的咸豐帝不可能不知道漢族地主武裝是他維護大清統治的一把利劍，但這把劍怎麼用時需要好好謀劃一下的。

相對於白蓮教，太平軍也是以宗教的方式裹挾民眾發動的叛亂；相對於白蓮教，八旗、綠營是一樣的不堪一擊；相對於白蓮教，太平軍對朝廷的危害要大得多。

所以有嘉慶的示範在前，咸豐挑選的團練使或是退休或丁憂的在籍官員、或是特此派遣回鄉的京官，這些人都是在大清的體系中深沐皇恩，享受特權的階層，和清王朝是同休共慼的。

故而他有理由，也必須相信自己挑選的團練使會和楊遇春、楊芳、羅思舉等嘉慶朝的漢族團練使一樣對大清忠心耿耿。

嘉慶年間的川楚白蓮教起義

3、儒家的普世觀已經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咸豐掌握著道德體系的大旗！

家國情懷、忠君愛國是儒家提倡的普世觀。

在古代中國，“國”的概念下是中央集權制行政手段的粗放，“家”的概念下是基層社會的宗族、里社體系在行司法、經濟活動、精神生活等方面成為國家末端政權的補充。經過清初的動盪和中期的鞏固，清王朝事實上已經進入了“皇權不下鄉”的中國傳統社會架構體系，即形成了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三大組織縱橫依賴，科舉制下紳士、官僚上下流動連接的雙重統治格局。

清王朝採取的依舊是府縣制度。作為國家政權組織架構中的最低一級，知縣為“ 親民之官” , 但對民間的控制基本依靠境內的鄉紳、士族（所謂皇權不下鄉）；

縣以下鄉村依靠的是基層社會三大社會組織：保甲、里社防廂組織；家族、宗族、鄉族組織；經濟型鄉族組織及行業組織，形成了一張密集的統治網。

府縣制度下的順天府

清王朝採取的依舊是科舉取士的人才選拔制度。通過儒家思想在地方上篩選人才進入國家統治階層，這些人為朝廷服務一定期限後或退休、或辭官，回鄉成為地方上的士紳名流，構成了清朝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

在這種密集的森嚴統治下，讀書、科舉、做官、士紳，或者依靠軍功等，基本上已經成為當時稍微有些志氣的人們完成人生道路進階的主要途徑，而這一切的首要條件就是堅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咸豐帝非常清楚，只要高舉儒家大棒，那些丁憂在籍官員、致仕僑居官員、褫職還籍官員、吏部候選官員等被選中為團練使，本身就已經被侷限在一個道德體系之中，就像水中的魚一樣，一旦掙脫了儒家倫理道德的束縛，就會被視為異類。

科舉取士

4、咸豐的自我認知：朕不是昏君！

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必須先放到屬於他的那個大環境中進行評論。

咸豐是不是昏君呢？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到咸豐五年（1855年）間，用儒家的評判標準來看，他算不上是昏君，反而還有些中興之像。

為什麼呢？因為咸豐一上臺就罷黜了自己老子道光留給他的政治遺產，權傾天下的“穆黨”首領穆彰阿，並給林則徐、姚瑩、達洪阿等鴉片戰爭期間被“穆黨”陷害的民族英雄們進行了平反，一時之間“天下稱快”。

作為受過帝王之術教育的咸豐帝，當然知道朝臣、民間需要什麼樣的朝廷、需要什麼樣的皇帝。廢掉一個已經天怒人怨的穆彰阿，不僅能得到朝臣和百姓的一致稱讚，同時又鞏固了自己的皇權，這是非常划算的。

穆彰阿影視劇照

所以作為明君，責任重大。

一是國家安穩永遠是首要的。

太平軍已經定都南京，和大清劃江而治。賴以統治的八旗、綠營都不堪一戰，如果再不利用團練平定這起“匪亂”，那麼江山勢必不保，如果真走到這一步，自己有什麼臉面去見地下的列祖列宗。

二是明君就該有明君的氣度。

扶持漢族地主武裝是為了鞏固大清統治，這和崇德設立漢軍八旗、順治設立綠營的道理是一樣的，目的就是為了大清的統治能夠長治久安。為什麼他們當初沒有害怕漢臣割據？所以用害怕漢臣割據這種無影的事為藉口而限制團練的獨立作戰，正是自己的無能表現，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在八旗、綠營都無法鎮壓太平軍的情況下，導致太平軍一旦真的打下北京城，那麼昏君、亡國之君的帽子是逃不掉的。

何況身為帝王，如果還控制不了受大清道德約束、體制牽絆的漢族地主武裝，那自己和昏君也沒什麼兩樣，只有昏君才無法控制自己的臣屬，導致國家破裂割據。

在這樣的心理之下，下旨讓在籍漢族官僚籌辦團練也就成為咸豐必須要走的一條道路了。

咸豐帝

5、結語

當然選擇漢族官僚創辦團練，咸豐的憂慮還是有的。

畢竟嘉慶時期的團練是完全受制於地方官府，即終堅持由地方官員單獨控制的辦團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儘管團練使一般都由紳士擔任，但地方官有委派和解除團練使的權力，在緊急時刻還必須站出來擔任團練使，所以地方官僚是團練的唯一領導者。

但咸豐不同，他由士紳幫同團練，放開為獨立掌軍，這其中的風險還是有的，即漢族官僚地主武裝一旦成為大清國的真正中堅力量，該如何保障滿族的統治地位。

故而，咸豐組建了一支沒有被腐化的八旗軍隊坐鎮北方，守衛京畿重地，即僧格林沁的蒙古八旗，這是清朝最後一支有力的八旗勁旅。

咸豐三年至五年間，僧格林沁帶著他的蒙古八旗不僅連挫北伐的太平軍，還生擒了太平軍北伐名將林鳳祥、李開芳，名震天下，這也給以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地方武裝力量強有力的震懾。

所以這也是咸豐敢於放開漢族官僚單獨掌握團練軍權的底氣，保持一支威懾力足夠，擔心漢臣割據完全沒有必要！

參考資料：

張研，牛貫傑《試論團練大臣與雙重統治格局》

《王侍郎奏議》

《清史稿》

《清文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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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