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願意聽我唱歌，也沒有能夠在我唱歌時如如不動，更沒有人為我辛苦的歌唱支付任何勞動的薪水，但我依然每秒辛苦的振動594次翅膀，努力的跨過相當於我身長20倍的距離，圍繞著人的雙耳做弧形運動。
於是蚊子的心情，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
我這樣想著，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耳朵裡充盈著那小惡魔的聲音。這樣揣測一隻蚊子的心理，似乎是毫無必要且耽誤我休息的一件事，可鑑於我希望認真做好什麼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做好過，我想，我的人生，似乎都在做著與“揣測蚊子叮人心理”類似的奇怪事情。
畢竟與其關心那些要通過數輪蝴蝶效應才能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家國大事，我覺得，和這隻在我耳朵旁邊嗡嗡的小東西做一輪倫理探究，似乎更使我鬥志昂揚。而這種瞬間的心理交鋒，實在是比“今天小賣部的可樂有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漲到三塊五”聽起來更具有生活性。
沒有人願意聽我唱歌，也沒有能夠在我唱歌時如如不動，更沒有人為我辛苦的歌唱支付任何勞動的薪水，但我依然每秒辛苦的振動594次翅膀，努力的跨過相當於我身長20倍的距離，圍繞著人的雙耳做弧形運動。
於是蚊子的心情，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
我這樣想著，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耳朵裡充盈著那小惡魔的聲音。這樣揣測一隻蚊子的心理，似乎是毫無必要且耽誤我休息的一件事，可鑑於我希望認真做好什麼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做好過，我想，我的人生，似乎都在做著與“揣測蚊子叮人心理”類似的奇怪事情。
畢竟與其關心那些要通過數輪蝴蝶效應才能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家國大事，我覺得，和這隻在我耳朵旁邊嗡嗡的小東西做一輪倫理探究，似乎更使我鬥志昂揚。而這種瞬間的心理交鋒，實在是比“今天小賣部的可樂有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漲到三塊五”聽起來更具有生活性。
如果我們假定一條前提即：人權和蚊權相互平等，那麼，這隻蚊子所有的所作所為都可以視作一生命體對另一生命體的不道德侵犯。可是，如果我們依照功利主義者的觀點，這隻蚊子吸了我的血，對我的影響為負，而我的血液對於瀕臨餓死的蚊子效果為正，基於生命平等的倫理基礎，這種正負相加總合為正，那麼，我便應該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來滿足蚊子的食慾，由此達到我和蚊子總利益的最大化。
我翻了個身，於是蚊子的高歌暫時遠離了我，而我也得以展開我的思考。
如果我拒絕了蚊子的需求，則蚊子和我的處境，都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將進入長久的戰略相持，我無法入眠的同時，蚊子也無法從我身上得到任何利益，到最後，這種戰略相持就會演變為雙方的消耗。明顯的，我能夠堅持這種消耗，可是代價是熬夜不睡覺，而由此引起的種種負面效果，遠大於被蚊子叮一口，只是這種負面效果會被延遲到明天白天進行結算。那麼在短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不變，而長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的總利益呈現負增長趨勢。
沒有人願意聽我唱歌，也沒有能夠在我唱歌時如如不動，更沒有人為我辛苦的歌唱支付任何勞動的薪水，但我依然每秒辛苦的振動594次翅膀，努力的跨過相當於我身長20倍的距離，圍繞著人的雙耳做弧形運動。
於是蚊子的心情，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
我這樣想著，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耳朵裡充盈著那小惡魔的聲音。這樣揣測一隻蚊子的心理，似乎是毫無必要且耽誤我休息的一件事，可鑑於我希望認真做好什麼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做好過，我想，我的人生，似乎都在做著與“揣測蚊子叮人心理”類似的奇怪事情。
畢竟與其關心那些要通過數輪蝴蝶效應才能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家國大事，我覺得，和這隻在我耳朵旁邊嗡嗡的小東西做一輪倫理探究，似乎更使我鬥志昂揚。而這種瞬間的心理交鋒，實在是比“今天小賣部的可樂有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漲到三塊五”聽起來更具有生活性。
如果我們假定一條前提即：人權和蚊權相互平等，那麼，這隻蚊子所有的所作所為都可以視作一生命體對另一生命體的不道德侵犯。可是，如果我們依照功利主義者的觀點，這隻蚊子吸了我的血，對我的影響為負，而我的血液對於瀕臨餓死的蚊子效果為正，基於生命平等的倫理基礎，這種正負相加總合為正，那麼，我便應該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來滿足蚊子的食慾，由此達到我和蚊子總利益的最大化。
我翻了個身，於是蚊子的高歌暫時遠離了我，而我也得以展開我的思考。
如果我拒絕了蚊子的需求，則蚊子和我的處境，都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將進入長久的戰略相持，我無法入眠的同時，蚊子也無法從我身上得到任何利益，到最後，這種戰略相持就會演變為雙方的消耗。明顯的，我能夠堅持這種消耗，可是代價是熬夜不睡覺，而由此引起的種種負面效果，遠大於被蚊子叮一口，只是這種負面效果會被延遲到明天白天進行結算。那麼在短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不變，而長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的總利益呈現負增長趨勢。
蚊子終於累了，趴在了床頭的鐵欄杆上，有著斑紋的肚子一起一落，似乎是在喘息。我看著她的肚子，繼續我的猜想與假設。
如果蚊子放棄了叮咬我的行動，那麼，我們可以明確一點：我和蚊子的處境都沒有變得更壞，而我的處境變得更好了，這樣我和蚊子之間就形成了帕累托最優解，儘管蚊子依然在捱餓，但我卻不用因此而擔驚受怕，並且可以睡一個好覺。由此，儘管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並未達到最大化，但是我們之間實現了帕累托最優，沒有任何一方受到損失。
我趴在床上，看著鐵欄杆上的蚊子，她也含情脈脈的盯著我，尋找著下一次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機會。
儘管我們通過倫理邏輯分析，證明了第一種蚊子吸我的血和第三種蚊子不吸我的血這兩種情況中，我和蚊子的總利益都能增加，但由於我是一個人，我的倫理是：“令自己的損失降到最小。”，當然，人的高等也體現在：“犧牲自己成全他人”這種反功利性的奉獻倫理上，由此，我就擁有了兩種思考邏輯。而蚊子只能夠擁有一種：“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邏輯。
沒有人願意聽我唱歌，也沒有能夠在我唱歌時如如不動，更沒有人為我辛苦的歌唱支付任何勞動的薪水，但我依然每秒辛苦的振動594次翅膀，努力的跨過相當於我身長20倍的距離，圍繞著人的雙耳做弧形運動。
於是蚊子的心情，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
我這樣想著，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耳朵裡充盈著那小惡魔的聲音。這樣揣測一隻蚊子的心理，似乎是毫無必要且耽誤我休息的一件事，可鑑於我希望認真做好什麼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做好過，我想，我的人生，似乎都在做著與“揣測蚊子叮人心理”類似的奇怪事情。
畢竟與其關心那些要通過數輪蝴蝶效應才能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家國大事，我覺得，和這隻在我耳朵旁邊嗡嗡的小東西做一輪倫理探究，似乎更使我鬥志昂揚。而這種瞬間的心理交鋒，實在是比“今天小賣部的可樂有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漲到三塊五”聽起來更具有生活性。
如果我們假定一條前提即：人權和蚊權相互平等，那麼，這隻蚊子所有的所作所為都可以視作一生命體對另一生命體的不道德侵犯。可是，如果我們依照功利主義者的觀點，這隻蚊子吸了我的血，對我的影響為負，而我的血液對於瀕臨餓死的蚊子效果為正，基於生命平等的倫理基礎，這種正負相加總合為正，那麼，我便應該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來滿足蚊子的食慾，由此達到我和蚊子總利益的最大化。
我翻了個身，於是蚊子的高歌暫時遠離了我，而我也得以展開我的思考。
如果我拒絕了蚊子的需求，則蚊子和我的處境，都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將進入長久的戰略相持，我無法入眠的同時，蚊子也無法從我身上得到任何利益，到最後，這種戰略相持就會演變為雙方的消耗。明顯的，我能夠堅持這種消耗，可是代價是熬夜不睡覺，而由此引起的種種負面效果，遠大於被蚊子叮一口，只是這種負面效果會被延遲到明天白天進行結算。那麼在短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不變，而長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的總利益呈現負增長趨勢。
蚊子終於累了，趴在了床頭的鐵欄杆上，有著斑紋的肚子一起一落，似乎是在喘息。我看著她的肚子，繼續我的猜想與假設。
如果蚊子放棄了叮咬我的行動，那麼，我們可以明確一點：我和蚊子的處境都沒有變得更壞，而我的處境變得更好了，這樣我和蚊子之間就形成了帕累托最優解，儘管蚊子依然在捱餓，但我卻不用因此而擔驚受怕，並且可以睡一個好覺。由此，儘管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並未達到最大化，但是我們之間實現了帕累托最優，沒有任何一方受到損失。
我趴在床上，看著鐵欄杆上的蚊子，她也含情脈脈的盯著我，尋找著下一次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機會。
儘管我們通過倫理邏輯分析，證明了第一種蚊子吸我的血和第三種蚊子不吸我的血這兩種情況中，我和蚊子的總利益都能增加，但由於我是一個人，我的倫理是：“令自己的損失降到最小。”，當然，人的高等也體現在：“犧牲自己成全他人”這種反功利性的奉獻倫理上，由此，我就擁有了兩種思考邏輯。而蚊子只能夠擁有一種：“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邏輯。
那麼，我是否由於先天性的二重邏輯性，且照顧到蚊子低下的邏輯水平，我應當且只能選擇被蚊子咬一口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這是道德綁架。在兩個總體均受益的環境中，我必然傾向於選擇我個人利益受損輕的。
而蚊子如果具有理性的話，它必然選擇“個蚊利益最大化”，即咬我一口的情況。接下來，有趣的一幕發生了，蚊子有意識選擇了“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選項，卻無意識的選擇了“總體利益最大化”的現象，那麼，蚊子的選擇終將得到更多個體基於集體主義道義上的支持，而我，儘管實現了個體無損失的總體受益，卻並未使得總體利益最大化，那我將揹負千古罵名。
想到這裡，我看著她，笑了，這個“聖母蚊”的小心機居然如此複雜。她也不甘示弱地飛到了我的臉頰上，大搖大擺的咬了我一口，似乎是憑藉著自己的道德依仗，放肆的行走在天地之間。可就在這時，我一巴掌上去把她拍扁了，她臨死前最後問了我一句：
“為什麼我都站在道德高地上了，你還能殺我？你難道就不怕被口誅筆伐嗎？”
沒有人願意聽我唱歌，也沒有能夠在我唱歌時如如不動，更沒有人為我辛苦的歌唱支付任何勞動的薪水，但我依然每秒辛苦的振動594次翅膀，努力的跨過相當於我身長20倍的距離，圍繞著人的雙耳做弧形運動。
於是蚊子的心情，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
我這樣想著，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耳朵裡充盈著那小惡魔的聲音。這樣揣測一隻蚊子的心理，似乎是毫無必要且耽誤我休息的一件事，可鑑於我希望認真做好什麼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做好過，我想，我的人生，似乎都在做著與“揣測蚊子叮人心理”類似的奇怪事情。
畢竟與其關心那些要通過數輪蝴蝶效應才能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家國大事，我覺得，和這隻在我耳朵旁邊嗡嗡的小東西做一輪倫理探究，似乎更使我鬥志昂揚。而這種瞬間的心理交鋒，實在是比“今天小賣部的可樂有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漲到三塊五”聽起來更具有生活性。
如果我們假定一條前提即：人權和蚊權相互平等，那麼，這隻蚊子所有的所作所為都可以視作一生命體對另一生命體的不道德侵犯。可是，如果我們依照功利主義者的觀點，這隻蚊子吸了我的血，對我的影響為負，而我的血液對於瀕臨餓死的蚊子效果為正，基於生命平等的倫理基礎，這種正負相加總合為正，那麼，我便應該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來滿足蚊子的食慾，由此達到我和蚊子總利益的最大化。
我翻了個身，於是蚊子的高歌暫時遠離了我，而我也得以展開我的思考。
如果我拒絕了蚊子的需求，則蚊子和我的處境，都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將進入長久的戰略相持，我無法入眠的同時，蚊子也無法從我身上得到任何利益，到最後，這種戰略相持就會演變為雙方的消耗。明顯的，我能夠堅持這種消耗，可是代價是熬夜不睡覺，而由此引起的種種負面效果，遠大於被蚊子叮一口，只是這種負面效果會被延遲到明天白天進行結算。那麼在短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不變，而長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的總利益呈現負增長趨勢。
蚊子終於累了，趴在了床頭的鐵欄杆上，有著斑紋的肚子一起一落，似乎是在喘息。我看著她的肚子，繼續我的猜想與假設。
如果蚊子放棄了叮咬我的行動，那麼，我們可以明確一點：我和蚊子的處境都沒有變得更壞，而我的處境變得更好了，這樣我和蚊子之間就形成了帕累托最優解，儘管蚊子依然在捱餓，但我卻不用因此而擔驚受怕，並且可以睡一個好覺。由此，儘管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並未達到最大化，但是我們之間實現了帕累托最優，沒有任何一方受到損失。
我趴在床上，看著鐵欄杆上的蚊子，她也含情脈脈的盯著我，尋找著下一次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機會。
儘管我們通過倫理邏輯分析，證明了第一種蚊子吸我的血和第三種蚊子不吸我的血這兩種情況中，我和蚊子的總利益都能增加，但由於我是一個人，我的倫理是：“令自己的損失降到最小。”，當然，人的高等也體現在：“犧牲自己成全他人”這種反功利性的奉獻倫理上，由此，我就擁有了兩種思考邏輯。而蚊子只能夠擁有一種：“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邏輯。
那麼，我是否由於先天性的二重邏輯性，且照顧到蚊子低下的邏輯水平，我應當且只能選擇被蚊子咬一口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這是道德綁架。在兩個總體均受益的環境中，我必然傾向於選擇我個人利益受損輕的。
而蚊子如果具有理性的話，它必然選擇“個蚊利益最大化”，即咬我一口的情況。接下來，有趣的一幕發生了，蚊子有意識選擇了“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選項，卻無意識的選擇了“總體利益最大化”的現象，那麼，蚊子的選擇終將得到更多個體基於集體主義道義上的支持，而我，儘管實現了個體無損失的總體受益，卻並未使得總體利益最大化，那我將揹負千古罵名。
想到這裡，我看著她，笑了，這個“聖母蚊”的小心機居然如此複雜。她也不甘示弱地飛到了我的臉頰上，大搖大擺的咬了我一口，似乎是憑藉著自己的道德依仗，放肆的行走在天地之間。可就在這時，我一巴掌上去把她拍扁了，她臨死前最後問了我一句：
“為什麼我都站在道德高地上了，你還能殺我？你難道就不怕被口誅筆伐嗎？”
我把她從手掌上彈開，然後吹吹手掌上的痕跡：“儘管你在道義上獲得了多數支持，可是你的多數支持是建立在傷害某個個體的倫理基礎上的。這也就意味著，你道義的實現，必然以隨機的方式傷害集體中的某一個，而這種隨機性在傳播學的角度上，標誌著每一個體的必然性，我只用稍加引導，就會使整個總體人人自危，而這種同理心的引爆，會使你完全喪失總體的信任。這就是所謂“人心不古”，“信任危機”。
蚊子似乎是有些不服氣，畢竟她作為一隻蚊子，並不能理解人心的作用。
“你聽不懂也罷”，我又對著她補了一腳，畢竟對邪惡勢力的補刀，是所有故事情節大結局的標誌，“我知道你也聽不懂。”
“你就把我，當做一個替人行道的大壞蛋好了。”
沒有人願意聽我唱歌，也沒有能夠在我唱歌時如如不動，更沒有人為我辛苦的歌唱支付任何勞動的薪水，但我依然每秒辛苦的振動594次翅膀，努力的跨過相當於我身長20倍的距離，圍繞著人的雙耳做弧形運動。
於是蚊子的心情，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
我這樣想著，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耳朵裡充盈著那小惡魔的聲音。這樣揣測一隻蚊子的心理，似乎是毫無必要且耽誤我休息的一件事，可鑑於我希望認真做好什麼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做好過，我想，我的人生，似乎都在做著與“揣測蚊子叮人心理”類似的奇怪事情。
畢竟與其關心那些要通過數輪蝴蝶效應才能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家國大事，我覺得，和這隻在我耳朵旁邊嗡嗡的小東西做一輪倫理探究，似乎更使我鬥志昂揚。而這種瞬間的心理交鋒，實在是比“今天小賣部的可樂有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漲到三塊五”聽起來更具有生活性。
如果我們假定一條前提即：人權和蚊權相互平等，那麼，這隻蚊子所有的所作所為都可以視作一生命體對另一生命體的不道德侵犯。可是，如果我們依照功利主義者的觀點，這隻蚊子吸了我的血，對我的影響為負，而我的血液對於瀕臨餓死的蚊子效果為正，基於生命平等的倫理基礎，這種正負相加總合為正，那麼，我便應該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來滿足蚊子的食慾，由此達到我和蚊子總利益的最大化。
我翻了個身，於是蚊子的高歌暫時遠離了我，而我也得以展開我的思考。
如果我拒絕了蚊子的需求，則蚊子和我的處境，都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將進入長久的戰略相持，我無法入眠的同時，蚊子也無法從我身上得到任何利益，到最後，這種戰略相持就會演變為雙方的消耗。明顯的，我能夠堅持這種消耗，可是代價是熬夜不睡覺，而由此引起的種種負面效果，遠大於被蚊子叮一口，只是這種負面效果會被延遲到明天白天進行結算。那麼在短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不變，而長時間看來，我和蚊子的總利益呈現負增長趨勢。
蚊子終於累了，趴在了床頭的鐵欄杆上，有著斑紋的肚子一起一落，似乎是在喘息。我看著她的肚子，繼續我的猜想與假設。
如果蚊子放棄了叮咬我的行動，那麼，我們可以明確一點：我和蚊子的處境都沒有變得更壞，而我的處境變得更好了，這樣我和蚊子之間就形成了帕累托最優解，儘管蚊子依然在捱餓，但我卻不用因此而擔驚受怕，並且可以睡一個好覺。由此，儘管我和蚊子總利益之和並未達到最大化，但是我們之間實現了帕累托最優，沒有任何一方受到損失。
我趴在床上，看著鐵欄杆上的蚊子，她也含情脈脈的盯著我，尋找著下一次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機會。
儘管我們通過倫理邏輯分析，證明了第一種蚊子吸我的血和第三種蚊子不吸我的血這兩種情況中，我和蚊子的總利益都能增加，但由於我是一個人，我的倫理是：“令自己的損失降到最小。”，當然，人的高等也體現在：“犧牲自己成全他人”這種反功利性的奉獻倫理上，由此，我就擁有了兩種思考邏輯。而蚊子只能夠擁有一種：“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邏輯。
那麼，我是否由於先天性的二重邏輯性，且照顧到蚊子低下的邏輯水平，我應當且只能選擇被蚊子咬一口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這是道德綁架。在兩個總體均受益的環境中，我必然傾向於選擇我個人利益受損輕的。
而蚊子如果具有理性的話，它必然選擇“個蚊利益最大化”，即咬我一口的情況。接下來，有趣的一幕發生了，蚊子有意識選擇了“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選項，卻無意識的選擇了“總體利益最大化”的現象，那麼，蚊子的選擇終將得到更多個體基於集體主義道義上的支持，而我，儘管實現了個體無損失的總體受益，卻並未使得總體利益最大化，那我將揹負千古罵名。
想到這裡，我看著她，笑了，這個“聖母蚊”的小心機居然如此複雜。她也不甘示弱地飛到了我的臉頰上，大搖大擺的咬了我一口，似乎是憑藉著自己的道德依仗，放肆的行走在天地之間。可就在這時，我一巴掌上去把她拍扁了，她臨死前最後問了我一句：
“為什麼我都站在道德高地上了，你還能殺我？你難道就不怕被口誅筆伐嗎？”
我把她從手掌上彈開，然後吹吹手掌上的痕跡：“儘管你在道義上獲得了多數支持，可是你的多數支持是建立在傷害某個個體的倫理基礎上的。這也就意味著，你道義的實現，必然以隨機的方式傷害集體中的某一個，而這種隨機性在傳播學的角度上，標誌著每一個體的必然性，我只用稍加引導，就會使整個總體人人自危，而這種同理心的引爆，會使你完全喪失總體的信任。這就是所謂“人心不古”，“信任危機”。
蚊子似乎是有些不服氣，畢竟她作為一隻蚊子，並不能理解人心的作用。
“你聽不懂也罷”，我又對著她補了一腳，畢竟對邪惡勢力的補刀，是所有故事情節大結局的標誌，“我知道你也聽不懂。”
“你就把我，當做一個替人行道的大壞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