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萬溫州富一代北京發跡史：醒醒，只有努力掙錢才能治癒生活的苦'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權是一個舔著臉求人辦事的小商人，但為了穩定的生活，他不得不為了那塊幾平米的櫃檯放低姿態。
一個櫃檯不能只賣一兩種樣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發明了新的經營關係——代銷。
沒包櫃檯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別家的櫃檯來賣。
後來，因為代銷的利潤並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乾脆做起了包櫃檯做代銷的生意。
生產和銷售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櫃檯上少了貨，阿四就先幫他趕著把衣服做出來，而阿三也會盡量讓這些衣服買個好價錢。
溫州人經常把“親兄弟明算賬”掛在嘴邊，忙盡力幫，利潤也必須先講清。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一夜之間冒出了大量“倒爺”，在中國大量採購生活消費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們購買皮夾克的基地，加工戶和經營戶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忙的時候。
為了趕製皮衣訂單，很多人連著三四天不睡覺。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權是一個舔著臉求人辦事的小商人，但為了穩定的生活，他不得不為了那塊幾平米的櫃檯放低姿態。
一個櫃檯不能只賣一兩種樣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發明了新的經營關係——代銷。
沒包櫃檯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別家的櫃檯來賣。
後來，因為代銷的利潤並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乾脆做起了包櫃檯做代銷的生意。
生產和銷售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櫃檯上少了貨，阿四就先幫他趕著把衣服做出來，而阿三也會盡量讓這些衣服買個好價錢。
溫州人經常把“親兄弟明算賬”掛在嘴邊，忙盡力幫，利潤也必須先講清。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一夜之間冒出了大量“倒爺”，在中國大量採購生活消費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們購買皮夾克的基地，加工戶和經營戶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忙的時候。
為了趕製皮衣訂單，很多人連著三四天不睡覺。
櫃檯上擺著請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幫忙寫的俄文標語“本櫃檯大量批發各種尺寸皮夾克”和報價單，不會講俄語就靠敲電子計算器來討價還價。
還有人帶著大量皮衣乘火車去滿洲里這些邊境城市搞展銷會。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聰明，是他們現實中掙錢和生存的技能。
像螞蟻築巢一樣，他們一點點地積累著財富，從個體戶變成小老闆升級成富一代。
雖是農民，泥瓦匠出身，沒念過多少書，但為了生活，他們在不斷地開發自己的智慧。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權是一個舔著臉求人辦事的小商人，但為了穩定的生活，他不得不為了那塊幾平米的櫃檯放低姿態。
一個櫃檯不能只賣一兩種樣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發明了新的經營關係——代銷。
沒包櫃檯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別家的櫃檯來賣。
後來，因為代銷的利潤並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乾脆做起了包櫃檯做代銷的生意。
生產和銷售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櫃檯上少了貨，阿四就先幫他趕著把衣服做出來，而阿三也會盡量讓這些衣服買個好價錢。
溫州人經常把“親兄弟明算賬”掛在嘴邊，忙盡力幫，利潤也必須先講清。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一夜之間冒出了大量“倒爺”，在中國大量採購生活消費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們購買皮夾克的基地，加工戶和經營戶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忙的時候。
為了趕製皮衣訂單，很多人連著三四天不睡覺。
櫃檯上擺著請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幫忙寫的俄文標語“本櫃檯大量批發各種尺寸皮夾克”和報價單，不會講俄語就靠敲電子計算器來討價還價。
還有人帶著大量皮衣乘火車去滿洲里這些邊境城市搞展銷會。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聰明，是他們現實中掙錢和生存的技能。
像螞蟻築巢一樣，他們一點點地積累著財富，從個體戶變成小老闆升級成富一代。
雖是農民，泥瓦匠出身，沒念過多少書，但為了生活，他們在不斷地開發自己的智慧。
“浙江村”的社區生活
到1995年，大紅門的外來人口已經達到了10萬，遠遠超過了這裡的北京本地人口的數量。
人越來越多，這裡的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體系。
一些不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搞起了輔助行業：賣海鮮、黃酒、溫州醬油、溫州醋、溫州鹹菜、粉幹、水蒸糕......形成菜市場。
很多食材是他們自己從老家帶來的，這也是為什麼那時候人們常在飛機場和火車站看到溫州人帶著大包行李的原因——都是為親友們捎帶的貨物。
菜市場就是浙江村的“CBD”——最繁華的地段。
大家買菜的時候，都會悄悄地照顧經濟條件差些的同族的生意。
看似不經意地在某個賣皮皮蝦的攤位停下來，簡單問下：“怎麼樣，生意還好做吧？”然後稱兩斤皮皮蝦。
家鄉的食物和相互的幫襯成了這群異鄉人的心靈慰藉。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權是一個舔著臉求人辦事的小商人，但為了穩定的生活，他不得不為了那塊幾平米的櫃檯放低姿態。
一個櫃檯不能只賣一兩種樣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發明了新的經營關係——代銷。
沒包櫃檯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別家的櫃檯來賣。
後來，因為代銷的利潤並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乾脆做起了包櫃檯做代銷的生意。
生產和銷售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櫃檯上少了貨，阿四就先幫他趕著把衣服做出來，而阿三也會盡量讓這些衣服買個好價錢。
溫州人經常把“親兄弟明算賬”掛在嘴邊，忙盡力幫，利潤也必須先講清。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一夜之間冒出了大量“倒爺”，在中國大量採購生活消費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們購買皮夾克的基地，加工戶和經營戶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忙的時候。
為了趕製皮衣訂單，很多人連著三四天不睡覺。
櫃檯上擺著請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幫忙寫的俄文標語“本櫃檯大量批發各種尺寸皮夾克”和報價單，不會講俄語就靠敲電子計算器來討價還價。
還有人帶著大量皮衣乘火車去滿洲里這些邊境城市搞展銷會。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聰明，是他們現實中掙錢和生存的技能。
像螞蟻築巢一樣，他們一點點地積累著財富，從個體戶變成小老闆升級成富一代。
雖是農民，泥瓦匠出身，沒念過多少書，但為了生活，他們在不斷地開發自己的智慧。
“浙江村”的社區生活
到1995年，大紅門的外來人口已經達到了10萬，遠遠超過了這裡的北京本地人口的數量。
人越來越多，這裡的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體系。
一些不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搞起了輔助行業：賣海鮮、黃酒、溫州醬油、溫州醋、溫州鹹菜、粉幹、水蒸糕......形成菜市場。
很多食材是他們自己從老家帶來的，這也是為什麼那時候人們常在飛機場和火車站看到溫州人帶著大包行李的原因——都是為親友們捎帶的貨物。
菜市場就是浙江村的“CBD”——最繁華的地段。
大家買菜的時候，都會悄悄地照顧經濟條件差些的同族的生意。
看似不經意地在某個賣皮皮蝦的攤位停下來，簡單問下：“怎麼樣，生意還好做吧？”然後稱兩斤皮皮蝦。
家鄉的食物和相互的幫襯成了這群異鄉人的心靈慰藉。
《跨越邊界的社區》的作者項飆，經常光顧大紅門路343車站旁的一家溫州小吃攤，經營者是一對母女，待客熱情，時常跟客人嘮幾句，老家是哪裡的啊，現在住哪個村啊，做什麼的啊.....
家中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在村裡做服裝生意，丈夫總管後勤，幫小吃攤買菜，在兒子的作坊裡打雜。
其實在溫州老家，小攤的老闆反倒不會這樣和客人熟絡地聊天。
1994年，鄧村還開了間阿星酒家，賣溫州菜，規模裝潢和北京街面的餐廳差不多，還提供送餐服務，熟人可以打折賒賬，“浙江村”人大多在此擺宴請客。
老闆娘說：“幹我們這一行，就全是靠朋友的。朋友帶朋友來吃出名氣，生意好做。”
除了飯店，溫州人還開了自己的理髮店、幼兒園、甚至診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權是一個舔著臉求人辦事的小商人，但為了穩定的生活，他不得不為了那塊幾平米的櫃檯放低姿態。
一個櫃檯不能只賣一兩種樣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發明了新的經營關係——代銷。
沒包櫃檯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別家的櫃檯來賣。
後來，因為代銷的利潤並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乾脆做起了包櫃檯做代銷的生意。
生產和銷售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櫃檯上少了貨，阿四就先幫他趕著把衣服做出來，而阿三也會盡量讓這些衣服買個好價錢。
溫州人經常把“親兄弟明算賬”掛在嘴邊，忙盡力幫，利潤也必須先講清。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一夜之間冒出了大量“倒爺”，在中國大量採購生活消費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們購買皮夾克的基地，加工戶和經營戶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忙的時候。
為了趕製皮衣訂單，很多人連著三四天不睡覺。
櫃檯上擺著請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幫忙寫的俄文標語“本櫃檯大量批發各種尺寸皮夾克”和報價單，不會講俄語就靠敲電子計算器來討價還價。
還有人帶著大量皮衣乘火車去滿洲里這些邊境城市搞展銷會。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聰明，是他們現實中掙錢和生存的技能。
像螞蟻築巢一樣，他們一點點地積累著財富，從個體戶變成小老闆升級成富一代。
雖是農民，泥瓦匠出身，沒念過多少書，但為了生活，他們在不斷地開發自己的智慧。
“浙江村”的社區生活
到1995年，大紅門的外來人口已經達到了10萬，遠遠超過了這裡的北京本地人口的數量。
人越來越多，這裡的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體系。
一些不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搞起了輔助行業：賣海鮮、黃酒、溫州醬油、溫州醋、溫州鹹菜、粉幹、水蒸糕......形成菜市場。
很多食材是他們自己從老家帶來的，這也是為什麼那時候人們常在飛機場和火車站看到溫州人帶著大包行李的原因——都是為親友們捎帶的貨物。
菜市場就是浙江村的“CBD”——最繁華的地段。
大家買菜的時候，都會悄悄地照顧經濟條件差些的同族的生意。
看似不經意地在某個賣皮皮蝦的攤位停下來，簡單問下：“怎麼樣，生意還好做吧？”然後稱兩斤皮皮蝦。
家鄉的食物和相互的幫襯成了這群異鄉人的心靈慰藉。
《跨越邊界的社區》的作者項飆，經常光顧大紅門路343車站旁的一家溫州小吃攤，經營者是一對母女，待客熱情，時常跟客人嘮幾句，老家是哪裡的啊，現在住哪個村啊，做什麼的啊.....
家中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在村裡做服裝生意，丈夫總管後勤，幫小吃攤買菜，在兒子的作坊裡打雜。
其實在溫州老家，小攤的老闆反倒不會這樣和客人熟絡地聊天。
1994年，鄧村還開了間阿星酒家，賣溫州菜，規模裝潢和北京街面的餐廳差不多，還提供送餐服務，熟人可以打折賒賬，“浙江村”人大多在此擺宴請客。
老闆娘說：“幹我們這一行，就全是靠朋友的。朋友帶朋友來吃出名氣，生意好做。”
除了飯店，溫州人還開了自己的理髮店、幼兒園、甚至診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當然，人多也會帶來麻煩。
“浙江村”出名的除了服裝生意，還有髒差的環境和混亂的治安。
搭建擴張的平房佔據了街道，生活垃圾堆放在路邊，公共廁所汙穢不堪，臭氣熏天.....
雖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安分守己地討生活，但總有一些人到了這裡不做生意，以幫人解決矛盾、討債之名為非作歹，甚至建立起幫派來。
畢竟是自己的“家”，有問題大夥就一起解決。
他們湊錢建立了“聯防自衛基金”，僱傭身強力壯的小夥子當“報警員”把守路口，一旦有事，就一起上，損失由基金賠付。
還組織了“民間聯防隊”，五六人一組，每天在社區裡巡邏，因為以鐵棍為防身武器，又被稱為“鐵棍隊”。
為了讓大家過得像樣一點，在“浙江村”頗有聲望的劉世民集合其他人一起包了片土地，齊心協力蓋了當時“浙江村”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的“JO大院”。
這個大院就像現在的住宅小區一樣，有公用廁所私用廁所、垃圾處理處、排汙道，還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不僅像物業公司一樣僱保安門衛、清潔工、維修隊、電工組為居民提供服務，還發揮著居委會的功能，負責調解社區內的矛盾糾紛。
劉家的基礎配套設施很齊全，自辦的幼兒園招收了70多個小朋友，聘請的6個阿姨都是從豐臺少年宮和北京其他幼兒園挖來的。
在劉的牽頭下，附近的小學還給了他們120個招生名額，解決了孩子們上學的問題。
如果人們的心裡只有服裝生意，或許“浙江村”會變成一個野蠻生長的地方。
但他們最認的，還是彼此的關係和人情，在交疊的關係網絡裡，相互抱團的溫情把這群人“粘合”在一起。
就這樣，“浙江村”的人一遍遍唸叨著要回老家去，卻年復一年地留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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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在北京的故事即將終結。
如今那個髒亂的城中村，終究像成為新北京人的溫州人一樣，與大都市的面貌融為一體。
在異鄉找到一片棲身之地真的很不容易，不止是“浙江村”人，也包括我們這些漂在北京的年輕人。
我們在這個城市的角色究竟是什麼，來這裡尋找什麼。
看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腦子裡一直飄著《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千萬裡我追尋著你......
“浙江村”人渴求的談不上高尚，卻無比樸實，因為那是一種叫“更好的生活”的東西。
他們的心裡，或許不像在紐約的北京人那樣，有個大大的金燦燦的American Dream，也不太會為應該怎樣活著而迷茫，一遍一遍地問自己。
但他們明白只有努力掙錢，才能治癒生活的苦。
這就是平凡者的奮鬥，實踐者的創造，令人尊敬。
你去過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嗎，書單君沒去過。
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書後，我有點兒為早前沒去過大紅門而感到遺憾。
大紅門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5公里，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這裡的大部分常住人口，並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們在這裡締造了一段真正的傳奇——這群來自浙江的農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裝集散地，成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為了富翁，甚至成為了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大紅門”的百科頁面上依然寫著：“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說法，現逐漸形成以服裝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過，這句話即將成為歷史。
2017年，大紅門的服裝城開始陸續關閉，大樓外掛著巨幅標語：“感謝大紅門商戶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這裡的批發市場將全部“關門”。
這不僅代表浙江村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將勞燕分飛到燕郊、滄州、白溝、石家莊……
而《跨越邊界的社區》寫的正是大紅門的浙江人的故事。
雖是本社會學讀物，勾勒的卻是他們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吃飯、勞作、上街買菜、接送孩子……
他們是怎麼來的，如何在這裡紮根生活？
在這本書裡，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樸實的夢想。
誰最早來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會做衣服，是個木匠。
1971年，他剛滿18歲就隨著師傅去甘肅敦煌做傢俱。
溫州地區向來有人口外流的傳統，雖然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還是有村民想辦法趁亂外出討活路。
害怕暴露，他們通常在縣城或郊區的村裡挨家挨戶問要不要打傢俱，給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請僱主幫他們買米和煤。
儘管當時階級鬥爭激烈，但百姓的兒女結婚總歸要置辦張床，打個櫃子。
生意還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後來他的師傅和師兄都回到村裡不再幹了，他就獨立當了師傅帶著堂弟和外甥繼續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棄木工，轉行跟著老婆和堂妹她們開始做衣服。
本來是去的蘭州，後來聽說有幫溫州人在北京賺了不少錢，他們第二年過完春節就坐火車來了北京，在老鄉聚集的木樨園落腳。
最早來“浙江村”的人裡，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樣來自溫州地區的農村，多年前就開始在外做工，當泥瓦匠的、補鞋的、給供銷社跑推銷的、養蜂的......
如今溫州人以四海經商聞名於世，有人說，他們是東方猶太人。
猶太人有句諺語：你需要在口袋裡經常放兩張小紙條，一張寫“我只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另一張寫“世界為我而造”。
溫州人與猶太人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
這些人早上五六點起來就要跑到市場去看衣服款式，九點跟著工人們一起扒拉幾口早飯，又要出門繼續跑生意，晚上回來吃了晚飯，繼續和“老司”（製衣工人）一起趕工。
最開始，誰都沒有攤位，很多人只能擺地攤。
周住權1985年來的北京，那時他在前門擺攤，遠遠地看到警察來了，就要趕緊跑，有時候來不及抱地上的東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個小商店的櫃檯後面，剛鑽進去就被店裡的售貨員一腳踹了出來，只好跑進旁邊的廁所裡憋半個小時。
等警察走了，他出來以後才發現12歲的兒子不見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來是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氣不過，狠狠揍了兒子一頓。
小孩兒不懂事，問他：怎麼別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間他的眼淚就被問出來了。
最早來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經無法追溯，但正是因為很拼，他們才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1983年就在這裡紮根的劉澤波說：“我這一輩子睡了幾個小時覺都能算得清楚。”
闖生活，不僅需要不遠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辭辛苦地打拼。
東方猶太人的商業頭腦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對“財富祕密”毫不避諱，很快“北京的錢好掙”的消息在村子傳開，就這樣一家帶一家，越來越多溫州人來到大紅門，開起了服裝作坊。
1984年，這裡就已經聚集了200來戶溫州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形成了產品加工鏈，有的專門負責剪裁，有的專門負責縫衣服釦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絨服......做同類工種或服裝的經常住在一個大院裡。
這家接了大生意，趕不完訂單，就轉包一部分給鄰居做。
用今天的話講，“浙江村”就是一個由溫州人自己搭建的創業孵化園。
這個“服裝產業孵化園”裡沒有設計師，但製作的衣服卻是市場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會派人去西單、王府井的大商場看衣服，哪個樣式的最新最好賣，就買回家，拆開線來當樣板照著做，再縫上從南方買來的商標布條，第二天拿到市場上賣。
這大約就是中國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裝了。
搞定了製作，浙江村的人又開始為銷售渠道而發愁。
1986年，飽受擺地攤之苦的周住權迎來了轉機。
因為經常擺攤的地方就在紅梅服裝店旁邊，門口有四五間綠鐵皮攤，所以他一直以為那是商店的攤子。
有天他問裡面的人能不能幫忙代賣衣服，對方答應了，收了他五條褲子，說好了等隔兩天再來收錢。
結果好幾天都沒消息，過去看才發現原先的人跑了，這才知道原來那鋪子不是紅梅的，是他們租給一個河北人的，租期剛到，人已經走了，自己被騙了。
從店鋪走出來，他很不甘心，咬咬牙買了三包中華煙又返回紅梅的辦公室。
剛進門就遇到一個50多歲的老伯，遞過煙去，拆開一包給他們點上，開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講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難。
正說著，店裡進的貨來了，他趕緊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說：“我來搬，我來搬！”。
事情做到這份兒上，店裡的人跟他講了那個河北人的住處。
過兩天，他又帶了兩條煙過去表示感謝，這次他留了個心眼兒，順帶著打聽了自己能不能把那個河北人的鋪子租過來。
老伯是紅梅的經理，聽他說完，想了想回複道：“明天，你帶些你們自己做的衣服過來，看看再說。”
擺慣了地攤，周住權摸不清服裝店會賣哪種款式的衣服，他在店裡轉了一圈，發現他們的東西很舊，就跑去西單買了兩件正時興的襯衫當樣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聽說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兩件。
第二天帶去商店，店裡的人看了說衣服不錯，乾脆把店裡的櫃檯租給了他，再三叮囑他出去別亂講這事。
就這樣，他終於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個服裝櫃檯，總算做上了不用逃來躲去的生意。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權是一個舔著臉求人辦事的小商人，但為了穩定的生活，他不得不為了那塊幾平米的櫃檯放低姿態。
一個櫃檯不能只賣一兩種樣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發明了新的經營關係——代銷。
沒包櫃檯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別家的櫃檯來賣。
後來，因為代銷的利潤並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乾脆做起了包櫃檯做代銷的生意。
生產和銷售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櫃檯上少了貨，阿四就先幫他趕著把衣服做出來，而阿三也會盡量讓這些衣服買個好價錢。
溫州人經常把“親兄弟明算賬”掛在嘴邊，忙盡力幫，利潤也必須先講清。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一夜之間冒出了大量“倒爺”，在中國大量採購生活消費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們購買皮夾克的基地，加工戶和經營戶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忙的時候。
為了趕製皮衣訂單，很多人連著三四天不睡覺。
櫃檯上擺著請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幫忙寫的俄文標語“本櫃檯大量批發各種尺寸皮夾克”和報價單，不會講俄語就靠敲電子計算器來討價還價。
還有人帶著大量皮衣乘火車去滿洲里這些邊境城市搞展銷會。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聰明，是他們現實中掙錢和生存的技能。
像螞蟻築巢一樣，他們一點點地積累著財富，從個體戶變成小老闆升級成富一代。
雖是農民，泥瓦匠出身，沒念過多少書，但為了生活，他們在不斷地開發自己的智慧。
“浙江村”的社區生活
到1995年，大紅門的外來人口已經達到了10萬，遠遠超過了這裡的北京本地人口的數量。
人越來越多，這裡的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體系。
一些不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搞起了輔助行業：賣海鮮、黃酒、溫州醬油、溫州醋、溫州鹹菜、粉幹、水蒸糕......形成菜市場。
很多食材是他們自己從老家帶來的，這也是為什麼那時候人們常在飛機場和火車站看到溫州人帶著大包行李的原因——都是為親友們捎帶的貨物。
菜市場就是浙江村的“CBD”——最繁華的地段。
大家買菜的時候，都會悄悄地照顧經濟條件差些的同族的生意。
看似不經意地在某個賣皮皮蝦的攤位停下來，簡單問下：“怎麼樣，生意還好做吧？”然後稱兩斤皮皮蝦。
家鄉的食物和相互的幫襯成了這群異鄉人的心靈慰藉。
《跨越邊界的社區》的作者項飆，經常光顧大紅門路343車站旁的一家溫州小吃攤，經營者是一對母女，待客熱情，時常跟客人嘮幾句，老家是哪裡的啊，現在住哪個村啊，做什麼的啊.....
家中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在村裡做服裝生意，丈夫總管後勤，幫小吃攤買菜，在兒子的作坊裡打雜。
其實在溫州老家，小攤的老闆反倒不會這樣和客人熟絡地聊天。
1994年，鄧村還開了間阿星酒家，賣溫州菜，規模裝潢和北京街面的餐廳差不多，還提供送餐服務，熟人可以打折賒賬，“浙江村”人大多在此擺宴請客。
老闆娘說：“幹我們這一行，就全是靠朋友的。朋友帶朋友來吃出名氣，生意好做。”
除了飯店，溫州人還開了自己的理髮店、幼兒園、甚至診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當然，人多也會帶來麻煩。
“浙江村”出名的除了服裝生意，還有髒差的環境和混亂的治安。
搭建擴張的平房佔據了街道，生活垃圾堆放在路邊，公共廁所汙穢不堪，臭氣熏天.....
雖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安分守己地討生活，但總有一些人到了這裡不做生意，以幫人解決矛盾、討債之名為非作歹，甚至建立起幫派來。
畢竟是自己的“家”，有問題大夥就一起解決。
他們湊錢建立了“聯防自衛基金”，僱傭身強力壯的小夥子當“報警員”把守路口，一旦有事，就一起上，損失由基金賠付。
還組織了“民間聯防隊”，五六人一組，每天在社區裡巡邏，因為以鐵棍為防身武器，又被稱為“鐵棍隊”。
為了讓大家過得像樣一點，在“浙江村”頗有聲望的劉世民集合其他人一起包了片土地，齊心協力蓋了當時“浙江村”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的“JO大院”。
這個大院就像現在的住宅小區一樣，有公用廁所私用廁所、垃圾處理處、排汙道，還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不僅像物業公司一樣僱保安門衛、清潔工、維修隊、電工組為居民提供服務，還發揮著居委會的功能，負責調解社區內的矛盾糾紛。
劉家的基礎配套設施很齊全，自辦的幼兒園招收了70多個小朋友，聘請的6個阿姨都是從豐臺少年宮和北京其他幼兒園挖來的。
在劉的牽頭下，附近的小學還給了他們120個招生名額，解決了孩子們上學的問題。
如果人們的心裡只有服裝生意，或許“浙江村”會變成一個野蠻生長的地方。
但他們最認的，還是彼此的關係和人情，在交疊的關係網絡裡，相互抱團的溫情把這群人“粘合”在一起。
就這樣，“浙江村”的人一遍遍唸叨著要回老家去，卻年復一年地留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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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在北京的故事即將終結。
如今那個髒亂的城中村，終究像成為新北京人的溫州人一樣，與大都市的面貌融為一體。
在異鄉找到一片棲身之地真的很不容易，不止是“浙江村”人，也包括我們這些漂在北京的年輕人。
我們在這個城市的角色究竟是什麼，來這裡尋找什麼。
看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腦子裡一直飄著《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千萬裡我追尋著你......
“浙江村”人渴求的談不上高尚，卻無比樸實，因為那是一種叫“更好的生活”的東西。
他們的心裡，或許不像在紐約的北京人那樣，有個大大的金燦燦的American Dream，也不太會為應該怎樣活著而迷茫，一遍一遍地問自己。
但他們明白只有努力掙錢，才能治癒生活的苦。
這就是平凡者的奮鬥，實踐者的創造，令人尊敬。
主筆 | 清涼油 編輯 | 黑羊
圖源 |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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