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世界打開的視野，不及站在它書山之半 | 譯林出版社30週年

文學馮至小說讀書現代主義文學書店伊塔羅·卡爾維諾文化尼羅河書山江蘇新聞音樂韓國電影海明威浙江省上海文學報 20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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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5月底，譯林出版社給自己舉辦了一場生日會，講座、展覽、觀影，豐富無比，30週年的生日邀請到了李敬澤、高興、孫甘露等許多讀者熟悉的作家和評論家到場。他們的回憶與講述，其實都在圍繞一個話題：

文學，如何讓我們與世界相連？

■ 活動現場譯林出版社圖

30年來，像譯林出版社這樣致力於引進推薦國外優質文學的出版社與出版人，不斷打開讀者對文學世界的視野，並讓中國文學逐漸瞭解自身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聯與呼應。

這讓我們變得更為多元和包容，如李敬澤如說，“我們依然保持著對世界的好奇心。我們一直保持了充分的世界視野。”

身處上海的孫甘露回憶自己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經歷，感慨“修改了對於世界的認知，也讓我認識到在我們日常經驗之外，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高興則傳遞了愛情與閱讀之間的關聯，那時和女生約會，如果能背誦一些外國文學名段會非常有助形象提升，那時談起文學，就是今天的約會BGM（背景音樂）。

閱讀帶來的幸福之餘，一個出版社30年的堅持和甄選同樣令人感動。當今天一些出版人偶爾抱怨市場環境不景氣、出版艱難時，再回看譯林的故事，或許能重新思考出版帶給自己的意義。

文學，如何讓我們與世界相連？

文 / 傅小平

《世界文學》雜誌主編、翻譯家高興在日前於上海幸福集薈舉行的“譯林出版社30週年社慶開幕酒會”上，講了一個多年前經歷的，與該社有關的酒醉的故事。有一回，他應邀去離新疆喀納斯很近的一個非常安靜的小城布爾津。接待他們一行的紀委主任興致勃勃地和他談起文學，尤其是他的老本行外國文學。談到後來，他發現這位紀委主任談的卡爾維諾、王爾德、海明威等很多外國作家的書，都是譯林出版社出版的。“一個地方領導在忙碌的工作之餘，還能孜孜不倦地讀譯林出版社的書，這讓我無比感動。雖然那時我剛出了一場交通事故，還在療傷之中，醫生特意叮囑絕對不能碰酒，但我覺得應該用酒來對譯林的這位讀者致敬。那晚我基本上是喝醉了，我本身就不勝酒力，但事後回想，我覺得為譯林醉了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 李敬澤與高興

雖然未必有多少讀者為譯林出版社的書酒醉過，但著實有不少讀者為其深深地陶醉過。評論家李敬澤也是其中一位。去年或是前年，他收拾裝滿各種書籍的紙箱子時，看到其中有一沓《尼羅河上的慘案》。“這不是一本書，而是從雜誌上拆下來又訂起的一沓。我真是想不出來它是怎麼來的了，我希望我不是從別人的，或圖書館裡的《譯林》創刊號上拆下來，然後據為己有的。但從這個例子也可見，譯林出版社，包括它的前身《譯林》雜誌曾經怎樣有力地塑造了我們對於文學的觀念和視角。而且在我的理解裡，中國現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世界文學則是內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在這個意義上，譯林出版社出版的書，不僅是卡爾維諾，也包括阿瑟·黑利《錢商》那樣的小說，都為我們打開了寬闊的視野，也讓我們對於文學的理解更為寬闊。”

■ 展覽現場

在時代的變遷中，我們對於文學的認識不斷變化，不斷擴展

事實上，如李敬澤在講話中談及，譯林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創辦於1979年的《譯林》雜誌編輯部。創刊號也正因為刊登同名影片正在熱映的《尼羅河上的慘案》銷售火爆，但幾個月後，該雜誌就遭遇了一次挫折。時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至，於1980年4月7日給分管領導寫了一封長信，對江蘇出版《尼羅河上的慘案》《錢商》《醫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飄》這樣的歐美通俗文學，提出嚴厲批評。信中說：“希望出版界不要趨‘時’媚‘世’。”時任江蘇新聞出版局局長高斯表態，介紹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學沒有錯。加上當時趨於開放的社會形勢，《譯林》遭遇的這次挫折，總算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 《譯林》雜誌創刊號刊發的《尼羅河上的慘案》曾引發爭議，卻也說明，在時代的變遷中，我們對於文學的認識在不斷變化。

在李敬澤看來，馮至寫那封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那一代人承襲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這個傳統既接續西方主流的文學，又確立了以啟蒙和救亡為主旨的中國現代文學脈絡。有這樣的對照，他真的不會認為，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羅河上的慘案》那樣的小說，應該是中國文學的正道。好在老先生生了一個氣，也沒有把《譯林》給消滅掉，這同樣是幸運的。”以李敬澤的看法，當馮至生氣的時候，年輕人卻如飢似渴地閱讀，這本身就說明，在時代的變遷中，我們對於文學的認識，包括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是在不斷變化，不斷擴展的。

■ “經典譯林”系列約請眾多翻譯大家譯介世界文學名著，人們通過看譯林小說消除與全世界的文化時差。

十年後，譯林出版社成立。用該社社長顧愛彬的話說，三十年彈指一揮間，該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從一間雜誌編輯部成長為一家擁有立體出版格局的品牌出版社。回望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組織。該社率先規範版權引進，引進了一批外國流行小說佳作，比如《沉默的羔羊》《荊棘鳥》等。在那個美劇、日劇尚未流行的年代，人們通過看譯林小說消除與全世界的文化時差。該社還約請到楊苡、許淵衝、郭宏安等一批譯壇名家，推出“世界文學名著·古典系列”，也就是今天的“經典譯林”。誠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王為鬆所言，正是《譯林》以及譯林出版社這樣的雜誌和出版社，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那一代人對世界文學的認識。

“我們是通過文字來了解這個世界的，我們大多數人英文沒那麼好，也很可能不懂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好在我們有王道乾、呂同六、馮至、高興、唐月梅等一批翻譯家，把整個世界的場景帶到了我們面前。他們是這個場景裡的領銜主演。在他們背後，還有一個製片人或總導演，決定著整個劇情的走向，譯林出版社的領導以及編輯就起到了這樣關鍵性的作用。”

在追讀外國文學四十年後，我們有了足夠的自信

譯林出版社為讀者提供了打開世界的一種方式。而對於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言，文學或者說像由譯林出版社等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誠如李敬澤在題為“文學，如何讓我們與世界相連？”的講座中所言，不只是他們與世界的聯繫或者打開世界的一種方式，還很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他回憶說，小時候住所樓上有個小姐姐搬家後，給他留了一箱子書，其中有一本是《吹牛大王歷險記》，講一個叫閔希豪森的德國男爵吹噓他在世界上的歷險經歷。

“這本書給我的教育是什麼呢？不僅教育我人是可以吹牛的，只要牛皮不破。更重要的是，語言是可以創造現實的。世界不僅僅是我們眼睛看到的樣子，在語言和講述中，我們也可以創造出一個東西來，而且還可以這麼有趣，這對我來說是特別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我後來搞文學，主要也是中了這本書的毒。”

■ 譯林30週年出版的重要作品以及特別緻敬的10本書

文學也整個地改變了高興的人生軌跡。高興表示，在他成長的那個相對單調灰暗的年代，哪怕一點點文學的詩意，都會通過各種縫隙滲透出來，影響到他那一代人的人生。“我小時候沒有什麼書可讀。那時候，少有的幾部外國電影，也是以露天電影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而露天電影對我們來說是文學的一種類型。比如說，我最初看到的東歐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裡邊哪怕是游擊隊員的接頭暗號，我都看成是最初的詩歌，而且是和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緊緊結合在一起的詩歌。我後來學羅馬尼亞語，也和一部羅馬尼亞彩色故事片有關。在這部電影裡，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女孩，她穿著泳衣在沙灘上奔跑。這一點在現在看來極為尋常，但對當時的我們絕對構成革命性的衝擊。我由此想到，世界原來還可以是那樣的，個體和個體原來可以如此不同。實際上，電影也好，文學也好，都喚醒了我們個體的覺醒。對長期處於集體主義氛圍中的我們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高興因為學的小語種，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而且他一度在外交部當上了高級外交官，但最終還是因為受文學之“毒”太深，回到了文學這條路上。

作家孫甘露走上文學之路，似乎要順當一些。相比而言，他在那個年代裡也多一些外國文學的閱讀經驗。讓他印象深刻的有海涅的《歌謠集》，雪萊的詩集以及傳記。在比較普及的蘇俄文學方面，他也讀了《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托爾斯泰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

“當然，我們讀到的都不是嶄新的書，有很多都是沒有封面或沒有封底的，而且因為被很多人翻閱，書頁像棉花一樣軟。儘管如此，多了閱讀外國文學的維度，對於當時的我們理解自身，應該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上海，我能看到的世界，也是一個比較窄的世界，閱讀外國文學作品，讓我修改了對於世界的認知，也讓我認識到在我們日常經驗之外，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僅僅是過去三十來年的時間，我們已經能夠讀到足夠豐富的外國文學作品，換言之，如李敬澤所說，世界文學於我們而言，已是平常不過的事，對於很多受人關注的新書，像村上春樹的書出版不到半年、一年，就已在中國推出中譯本。與此同時，在追讀外國文學四十年後，就像李敬澤說的那樣，我們在心態上也有了足夠的自信。

“前些日子，我和高興一塊參加一個我們中國辦的評外國文學作品的獎，從我的心態上講，我就沒把這些外國作家當成大師，反而覺得這個實在不怎麼樣，那個也沒什麼了不起，也就抱著這樣平淡的態度。但即便這樣，我們也依然保持著對世界的好奇心，反倒是一些外國人固步自封，不願意理解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國，基本上只有少數專業的讀者會讀外國文學作品。相比而言，我們一直保持了充分的世界視野，這一點很重要。”

而等到無論外國文學，還是中國文學都足夠豐富後，隨著社會的轉型，文學反而變得日常了。如今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在大眾心目中的那種神聖感，高興頓覺恍如隔世。“那時候，我們會自然而然想到和女生約會時，拿一本書。我們不會因此有任何做作的感覺，而且當你這樣出現在女生面前的時候，你的形象一下子會提升很多，所以我有很多男同學在見女生之前都會做功課，拼命地背誦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我願意是急流》那樣的詩。這樣的詩會很自然地出現在像《人到中年》這樣的電影裡。當電影放映到關鍵時刻，詩歌的聲音就會在我們耳畔響起來。”

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獲得自己的意義

雖然如此，文學，包括外國文學，在李敬澤看來，於我們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妨想想，已經走過快一百年的新文學是怎麼來的？它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就是外國文學、世界文學，也就是說，中國文學是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獲得自己的意義的。”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外國文學依然是我們打開世界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方式。譯林出版社也一直在引進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路上穩步前進。但與此同時，譯林的文學板塊近年來也正在走出舒適區，向原創文學出版進發。從格非的《望春風》起步，之後該社相繼推出餘華、遲子建、劉亮程、阿乙等人的重要作品。而在文學之外，人文社科也是譯林出版的重要板塊。在學術領域，譯林品牌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從1999年至今已出版了將近140種。大眾社科出版物也頗具亮點，以《倫敦傳》為開端，隨後推出的一系列世界歷史名城傳記贏得了良好的市場口碑。

■ 譯林品牌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從1999年至今已出版了將近140種。

最近這十年，譯林出版社還從牛津大學出版社引進了“牛津通識讀本”系列，至今已出版80餘種，還有兩百種的出版計劃。該系列延請學術大家，用生動精練的方式向普通讀者講述一門知識的核心內容，包括：文學、哲學、歷史、數學、化學、音樂、戲劇……這套書甚至已經成為很多年輕人大學選專業的指南。

誠然，譯林出版社為期兩天的主題活動，都是圍繞其出版的書籍來做的。讀者在展覽中也看到了許多珍貴的名家手稿、信件、題詞以及1979年《譯林》的創刊號等資料。就像《中華讀書報》副總編輯王洪波說的那樣，該社在中國出版版圖、文化版圖上有它獨特的重要性，這正是它為廣大讀者特別看重的原因所在。“希望譯林出版社繼續以精準、專業的眼光遴選優秀的世界作品，把好的思想介紹給讀者，進一步助力國人打開世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