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歲開始識字，七十五歲開始寫作的姜淑梅
莫言又出新小說了，我想姜奶奶一定會搶著細讀，因為莫言寫的還是她最熟悉的山東老家事情。不過，她應該不會再靠著老鄉莫言的小說來識字，現在她自己也成為名聲在外的作家，也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莫言自五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直到今天才有新的小說面世，姜奶奶正好從莫言獲獎那年開始發表作品，以後每年出版一本作品，比莫言多產得多。我問她今年打算出的那本會講些什麼，她說還是那些民間故事。這讓我馬上想起三四百年前同樣是她山東老鄉的蒲松齡和他的《聊齋》，只是她把到鄉下收集故事叫做“上貨”。
姜奶奶大名姜淑梅，今年八十整，鳳凰衛視的許戈輝在《名人面對面》節目中就叫她姜奶奶。姜奶奶本身就是奇人，六十歲開始識字，七十五歲開始寫作，有人稱她“筆下故事篇篇精彩傳神，每個字都‘釘’在紙上，每個字都‘戳’到心裡”。但如果沒有莫言和他的小說，也許就沒有她的奇蹟。早就有報道說，她就是因為看了那位山東老鄉的《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娃》和半本《紅高粱》，感到“這個我也能寫”，於是中國就產生了一位新作家也是老作家。
不久前，江蘇衛視週六晚間節目《閱讀·閱美》請來了姜奶奶和她女兒作家艾玲。錄製中我問老太太最喜歡莫言哪部作品，她說是《天堂蒜薹之歌》，裡面講的事情她最熟悉。她還告訴我們，正是因為熟悉，早先她也把莫言的小說當做識字課本，邊讀邊猜，認識了好多字。大家都說莫言是最接地氣的當代中國作家，但究竟什麼叫接地氣，姜奶奶的例子或許正是最好的說明。她喜歡的另一位作家是河南的喬葉，因為河南的風俗很像山東，她熟悉，“細節真細”。
姜奶奶六十開始識字主要不靠別人教，除了看書猜字，還有就是看電視戲曲頻道，通過屏幕上打出的唱詞來認字。她還會自編快板、歌詞，自己說唱，叫孩子用文字記錄下來，她再將這些字都認出來。另外，走到街上看到路牌、廣告、招貼等上面有不認識的字，隨時問身邊的孩子甚至路人。認的字多了，就可以看書；看的書多了，就有了把自己經歷和知道的事情寫出來的衝動。
這種學習方式和途徑很特別，而且是她自創的，夠神奇。但人的學習能力本來就相當神奇，想想自己小時候認字看書，也不是僅靠老師課堂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也是連蒙帶猜、生吞活剝，小學一年級就幹掉了《水滸》，而且還是繁體直排的舊版。從姜奶奶又想到了我的祖母，在家我叫她婆婆。我們祖孫都屬豬，我八歲那年她正好八十，我讀小學二年級，她文盲。那時，上海里弄裡面推行掃盲運動，祖母就要我教她認字。
不只我教，她同姜奶奶一樣看到不識的字就問別人，還會一筆一劃記在紙上，我母親和兄姐都是她的老師。她也開始看家中的書，看我們孩子的書，這本看不懂就換另一本，喜歡看的可以看到半夜，我們睡了她還“秉燭夜讀”。不知什麼時候她會寫信了，寫給兒孫。遠在香港的父親第一次收到母親來信，真是又喜又驚，“句句中肯，十分懇切”。尤其是信中“錢不可不用，卻不可亂用”的訓示，讓父親的朋友都大為讚歎。
八十識字或許晚了一些，不然我祖母也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和鄉下的故事寫出書來。而且，她和姜奶奶都是很好的例子，說明老年人仍然有很強的學習潛能。同樣在錄製江蘇衛視《閱讀·閱美》時，見到了已經成為“網紅”的志願軍老兵尹吉先。他為了告訴年輕人真實的戰爭，七十九歲開始學電腦打字，而且用的是漢語拼音輸入法，儘管他自己仍然是濃厚的山東口音。我還知道，上海老人饒平如八十七歲那年妻子離去後開始作畫，記錄他們六十年的夫妻生活和感情，已出書十八冊，還被外國出版社翻譯出版。為了表達對亡妻的思念，他九十歲開始學鋼琴。
雖然不是每個人老了都能如此，但千萬不要低估了老年人的學習和創造潛力。六十歲退休之後，好多朋友反而有更多時間去學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尤其是本來一直想做而沒有時間和機會去做的，甚至像姜奶奶那樣進入人生的“第二事業期”。《閱讀·閱美》節目中另一組嘉賓，四位平均年齡近九十的老爺子，就結夥闖到國際老年田徑賽事中，最後“打遍天下無對手”，更破了他們那個年齡組的四乘四百米接力世界紀錄。
前年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我到山東棗莊採訪年逾八十的退休教師任世淦老人。他六十歲後即全力搜尋臺兒莊戰役史料，騎自行車行走數萬公里遍訪一千五百個村莊，成為名副其實的專家。
今天，退休老人的各種活動主要還是自娛自樂，手機微信上也往往自成群體，結果是一起慢慢老去以至最後消失。外界很少去發掘他們學習新事物的能力，更談不上去研究其中的普遍規律，為他們發揮仍然豐富的創造力提供機會和條件。實際上，閱歷、經驗、知識積累以及頑強和堅持，往往正是老年人有可能再創人生輝煌的優勢和資本。記得我祖母八十多歲還為全家大小做棉鞋，用家鄉帶來的麻搓成線再勒過蜂蠟，用平時撿拾的碎布片漿成又厚又硬的鞋底，用鑽子加粗針一孔一孔地扳緊扎牢，其精細結實放在今天大概可以“申遺”……
成見和常規應該顛覆，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人，由幼至老從來就不會按部就班過日子。近日母校舉辦紀念恢復高考四十週年暨復旦大學77、78級校友返校活動，頗為隆重。但如果還只是停留在歌頌恢復高考的歷史意義，或者追憶那幾年“史上最佳”的讀書氣氛，那就過於侷限了。同當年西南聯大一樣，那幾年中國大學教育恢復期之所以不同尋常，之所以值得留戀懷念，其中一定有值得探討的地方，也就是“打破常規”狀態下才可能發現的教育規律。
那時，我與同班的應屆生同學年齡最多相差十二至十四歲；我們六六屆是讀完高中停頓了十二年重又進入課堂，比我們小六七歲的那些同學基本上沒有接受系統的中小學教育，考入大學後才從ABC開始學英文。是不是這種出於歷史無奈而造成的多元混雜，加上寬鬆的學校環境和密切的師生關係，反而有利於人才成長，讓每個學生都有可能找到比較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應該是，可惜至今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深入研究。
如今77、78級的也都老了，我們這些六六屆高中生已入古稀行列，當年的應屆生也接近退休。無所作為的養老不是我們心甘情願的結局，用當年打破常規的心態來開創尚餘的未來，豈不更好？姜奶奶、我祖母和其他許多老人可以做到的，我們當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