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0 月 28 日，華東師範大學舉行了一場學者錢穀融先生的追思會與學術思想研討會。
“我們本來準備是秋天幫他提早過 100 歲生日。他生日是 9 月 28 日，活動是放在 10 月。為什麼放在 10 月呢？是為了華東師大在那時候開一個會，所以就利用那個開會的機會同時給他過百歲生日。冥冥之中啊，這種官僚化的處理，老先生不喜歡。老先生去世的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9 月 28 日。那天我沒回去，因為我想我 10 月回去嘛。唉……”許子東向《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回憶。
許子東是錢穀融的學生，受錢先生影響很大。他從香港趕來參加了這次追思會，並作為學生代表發言。發言時，許子東“傷心的不得了”，聲音中也帶了“哽咽”。
“如何將師道尊嚴與散淡人生相統一？先生的率真與忠實自我就是最好的示範。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可以說我在錢先生那裡才真正明白這個道理。我父母去世後，每年年初一習慣了去先生家，以後不知道該去哪了。今生今世能做錢先生的學生，我真的很幸運。”許子東在現場說道。
許子東稱，錢先生教會了他一個一生受用的武器。“研究一個什麼東西，必須在裡邊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價值。”許子東說。
因此，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和個人經歷高度相關，都有著自己的影子。比如他最為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對“文革”小說的研究。他試圖通過分析 50 篇“文革”小說，探究這些不同流派、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貫穿某種共通的敘事模式和敘述規則，又如何參與和體現了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的書寫創造過程。
而許子東自己本身是“文革”的親歷者。“文革”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關於他的經歷， 2011 年，許子東曾寫過一篇 100 多頁的自傳《廢鐵是怎樣煉成的》（收錄在《越界言論：許子東講稿（卷三）》），詳細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在“文革”時期成長， 1966 年經歷過三次紅衛兵抄家，父親後被隔離審查，一家處境完全被改變；他是“ 69 屆”的學生，即第一代完全沒讀中學的青年人，又是最後一代全體離城下鄉的青年人；他在江西做“知青“時當過生產隊副隊長，砍柴、挑水、插秧傷了腰（因為插得好，需一步步往後蹲）， 1976 年返城做軋鋼工人患了氣喘病（因為火紅的鋼條在前，巨大的鼓風機在後），後被推薦到上海冶金局自辦的“工農兵大學”——“七二一大學”唸書。
1977 年，高考恢復。許子東也報名參加，最後按成績理應錄取，但因當時他所在的“七二一大學”改名升格為上海冶金專科學校，屬於大專。於是，身為大專生的許子東喪失了高考資格。直到後來恢復研究生招生，他才考入華東師範大學，讀了他喜歡的中文系，師從錢穀融先生。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許子東前往了美國訪學和讀書。在芝加哥大學，他和李歐梵、劉再復、李陀、黃子平、甘陽、劉小楓、杜維明、王德威、林毓生、查建英等一起參加討論會，交流理論與方法心得。也是在芝加哥期間，他開始了研究“文革”小說的項目。 1993 年，許子東離開美國，去了香港，在嶺南大學任教至今。現在他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許子東覺得，自己人生的分水嶺是在 1976 年 4 月。那時， 22 歲的他從插隊的江西廣昌回到了上海。“因為我後來所遇到的事情，學到的東西，思考的問題——親情、革命、底層、性慾、歷史、勞動、貪腐、廣場等等，在 1976 年 4 月 5 日我離開廣昌時大致都已經出現了。從此以後，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將之前所見所想的東西，不斷驗證、操練、堅持而已。除了 90 年赴美四年還有點新意思外（所以稱之為‘洋插隊’），現在在鳳凰已經參與數千集‘鏘鏘三人行’節目的我，和那個 22 歲小學程度的回城待業青年，差別不大。”許子東在《廢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文中寫道。
2011 年，許子東出版了《重讀“文革”：許子東講稿（卷一）》。這本書幾乎囊括他有關這個課題的論文。他在序言中寫：“ 1976 年以來，三十多年過去了，時間上已相當從《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時期。說明‘文革’這個歷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於人們至今缺乏足夠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離來正視它、重讀它。”
7 年後，我們在朝陽區一家酒店的咖啡廳見到了身著深色西裝，淺色褲子的許子東，再次提起了這個課題。現年 64 歲的許子東稱，他還想繼續做下去，準備把“文革”小說弄到 100 本，“要比我原來做的要好得多”。“而且我現在說句實在話，發現重讀‘文革’越來越有必要，真是越來越有必要。以前我們說怕被人忘掉，現在實際上已經被人忘掉。”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近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中，我們聊到了“五四”、魯迅、啟蒙等話題，也從許子東的個人經歷出發，聊了聊他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結構。因為訪談內容過長，我們將其拆分為兩部分發布。這是第二部分，主要關於許子東的個人經歷、知識結構和學術研究。
Q=Qdaily
許=許子東
作家排位背後是意識形態操作，顯示中國文化政策的發展對文學的影響
Q：我看新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中討論的作家還是比較傳統，“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再加上沈從文和張愛玲。很多人覺得，“魯郭茅巴老曹”是中國大陸政治性的一個排名。但如果從個人的審美趣味和閱讀取向來看，你能不能給這 8 個作家試著排個位，從最喜歡到不那麼喜歡？
許：作家就不應該這樣排。個人來講，我有喜歡和不喜歡，但是不會去排。因為這也不公平，而且你對一個作家欣賞多元。排位就是把本來多元的東西一定要放在一個系統上。比如你喜歡吃水果，喜歡草莓、香蕉、橘子、西瓜，一定要去排位，沒啥道理。
但是這種排位背後是意識形態操作。它反過來顯示了過去 100 年來，中國文化政策的發展對文學的影響。所以它重要的不是這些作家，是你去排的這種力量。而且呢，所謂“魯郭茅巴老曹”，你以為是政治嗎？它也是個妥協，不完全是從主流政策的角度。等一下到見面會上，我會專門講這個問題。
（注：許子東認為，“魯郭茅巴老曹”是 1956 年，在一次作家座談會上，周揚悄悄提出來的，而且他提的方法是就“新文學的語言特色”來說。後來“魯郭茅巴老曹”的形成，在文學史上，是從唐弢本開始的。它是依照周揚，從語言特色的角度——因為如果真正從政治標準，講革命性，講對革命的貢獻，輪不到巴金，輪不到老舍，也輪不到曹禺，左聯作家一大堆。）
Q：那其實對你而言，也沒有最喜歡作家這類說法？
許：我有，但不存在排位。魯迅、張愛玲、蕭紅、郁達夫，這些都是我比較喜歡的。當然不代表他們一定地位最高，有些是我花時間去研究，看得比較多。
Q：這個書沒有講蕭紅，其他三位都講了，所以能不能講講為什麼喜歡蕭紅？
許：現代文學課是兩個學期，這個書是現代文學課的第一個學期，所以你看都沒有講到左聯、延安。因為它只是個前面部分。本來這個課，張愛玲也是沒有的，但是因為他們要直播了以後，我就想盡可能地讓他們這個文學史看上去稍微有點全貌，所以就加了一節張愛玲，其實還應該再加錢鍾書的，但是來不及。所以它未完成， 1930 年代以後都沒有（講到）。
至於為什麼喜歡蕭紅？那你看《生死場》，非常了不起，瞭解中國社會現實，寫實主義啊。我剛才講直接寫現實這種本事，她是超過很多作家。你看過《生死場》，再看《春蠶》等很多寫農村的作品，都不夠味。
Q：你之前在《張愛玲•郁達夫•香港文學：許子東講稿（卷二）》的序言裡說“作家論打下的基礎”，你後來一直沒有後悔。能不能講講為什麼你比較傾向作家論的研究方法？它的優劣有哪些？
許：一是因為我自己是這樣做的，所以人總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justify 、辯護（笑）。我老革命，我當然說革命重要。我做學術的，我就說學術重要。人活到一定程度，他一定要幫自己做的事情肯定一下，肯定有這個原因。
第二個呢，我自己也的確不後悔。因為我深深地感到後來流行那種理論，從一個理論出發，然後為了體現這個理論去找一些例子。我覺得那種研究方法就是做文章本身好看，對於真的文學研究提不出什麼新的看法。所以在我看來，什麼後現代（之類），我主要是針對這些講法。
Q：為什麼你覺得這種研究方法提不出新的看法？
許：因為他的目的是為了要證明這個理論。比方說現在我用 Foucault （福柯）某一個理論來解讀什麼東西，那麼我要證明這個理論就去找一些什麼東西，最後就證明符合這個理論，很好。但是你看完了整個文章以後，發現他引的這些例子，比如他講到魯迅、蕭紅、張愛玲，他對魯迅、蕭紅、張愛玲一點都沒有新的看法。這個叫“以論帶史”。“文革”時期的遺風就是這樣。寫文章是從觀點出發，有點像創作當中的主題先行。論文寫作當中的主題先行，我先有一個觀點，有了這個觀點，我去找例子。
創作我喜歡主題後行。主題後行啥意思？我看到一個有趣的人、事情，我把它寫出來。至於寫出來以後有什麼意義？慢慢來。那論文我喜歡什麼？我分析一個現象，這個現象大家都注意到，但這個現象說明什麼？我不知道。那我就通過我的論文來顯示它可能有什麼意義。這是我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和觀念）。也許是老方法，但是我覺得沒有過時。
Q：作家論有什麼缺點嗎？
許：作家論的缺點就是不夠 fashion ，看上去不夠時髦，去投稿不大容易。尤其是大作家，你現在用作家論去寫，人家可能不用你。比如同一篇論文，你的題目叫《重讀》或者《論》。那我們換一個方法，《對的拉康閱讀》等等，肯定編輯就會感興趣後者。所以作家論你得寫的很紮實，實打實。
Q：你自己用過作家論的研究方法分析過自己嗎？《廢鐵是怎樣煉成的》算嗎？
許：對，那差不多就是自我論了。
重讀“文革”越來越有必要
Q：《廢鐵是怎樣煉成的》裡出現了很多你當時沒有答案的問題。我比較好奇，現在有解決一些嗎？比如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兩件事，一個是你理解不了批鬥小學楊老師場面的人性與社會意義；另一個是紅衛兵抄你家的時候，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恨。
許：（許子東搖頭），尤其是抄家的時候，那些人批鬥我父親，但我那個時候一點都不恨紅衛兵。這很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後來海外有教授問我，說你是不是跟你父親關係不好？我說，我沒有。他就沒問下去了。我覺得他心裡想，這個狼小子，這個人不好。這個事從人之常情他這樣理解，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又不是。我非常尊敬我爸爸，學了很多東西。
後來再想，大概是這麼一個情況。比方說你是一個基督教徒，每個禮拜去教堂，全家都很虔誠。突然有一天在教堂裡，你爸爸說他有什麼事情做錯了，是犯罪。然後教堂裡的神父就指責你爸爸，大家都指責。這個時候，可能這個小孩也會指責他父親，而不是同情他父親。可能他心裡有點難過，大家都看不起他父親，但是他不會因此來懷疑上帝。所以我想大概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當時我的心情）。
Q：《重讀“文革”：許子東講稿（卷一）》 2011 年的序言裡提到，當時本想借出版機會將研究範圍擴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說（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為生病，這個重寫計劃也暫時沒有完成。期待日後還有再版續寫的機會。這個計劃現在到什麼程度了？
許：現在沒時間，我還是想做，但是可能要到下一本。而且我現在說句實在話，發現重讀“文革”越來越有必要，真是越來越有必要。以前我們說怕被人忘掉，現在實際上已經被人忘掉，所以我覺得我們經歷過（“文革”的）這代人真是（應該把當年的事情記錄下來）。
第一，我準備把我的自傳擴展成一本單獨的書，就《廢鐵是怎樣煉成的》。
Q：那個寫得確實好看，也很豐富。
許：而且那個很好寫。為什麼好寫？沒有創作，沒有虛構，都是真人真事。但問題是，這種很普通的事隔開了時空，你就覺得很有意義。這個我準備做的。
另外一個，“文革”小說我準備弄到 100 本，重新的，要比我原來做的要好得多。這個真的，如果我想做 100% ，前面這本書只做了 10% ， 90% 我還沒說出來。
Q：現在已經有一些新的想法了嗎？
許：我發現“文革”當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人性的東西，現在越來越出現一種重複性。越多的重複性（就越有意義）。一件事情出現一次，你說不清楚；如果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語境下出現多次，意義就不一樣。所以我就特別感興趣，有哪些東西在中國它會反覆出現？我們繞不開的。這些東西非常值得關注。
Q：我其實有點疑惑，像你讀了數千本“文革”小說，那種閱讀體驗感覺可能很複雜。一方面，你作為學者，要很冷靜地分析裡面的模式等；另一方面，你也是個親歷者，看起來可能會很憤慨。是這樣的嗎？
許：不是憤慨，看的時候就是不滿意。為什麼我想寫“文革”小說的研究就是這個道理。因為這個事情我經歷過，所以別人講的時候我就特別會看，尤其是插隊的事情。然後呢，你看的時候，大部分的時候就覺得他們在瞎說，越是得獎的、越是叫好的，越瞎說。這個時候你就熬不住，想說話、寫東西。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東西。明明不是這樣，怎麼變成這樣了呢？然後大家都說是這樣。你就懷疑，很快就變成《狂人日記》了，覺得自己瘋了。現實當中有很多事情也是這樣。一件很荒謬的事情，然後 A 說很好， B 說很健康，幾個人一說完以後，你就發現你自己是不是神經病？
那隔開距離的這個往事、故事，比方人家寫抄家、插隊。我記得那時候上海作家陳村跟我講起葉辛的小說寫插隊，說“瞎說、瞎說”，然後就說史鐵生寫得好。我就非常欣賞史鐵生寫的小說《插隊的故事》。為什麼寫得好？很簡單，就符合我的經驗。我覺得他寫出了我的經驗。我特別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寫的是我經歷的事情，但是是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個氣啊，這是一個研究動力（笑）。
人到一定的時候，再看原來那些舊的東西，經典就是經典，真是值得再看。
Q：我在看《廢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時候，梳理出了你三個人生轉折點，一是因為生病，去上海圖書館讀了一年書；二是研究生三年的讀書經歷；三是留美。你認同這個概括嗎？
許：差不多。第四個轉折點還沒來（笑）。
Q：那篇文章結尾有這樣一個概括：“無論是從革命時代的要求來看，或就自己從前的期望而言，我的前半生迄今為止，大都是鬱悶、無奈和失敗。”這篇文章完成的時候是 2011 年，又過了一段時間，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許：更鬱悶了。至少是更鬱悶了。
Q：為什麼？
許：這誰都明白（笑）。
Q：剛提到你的人生有三個節點，第一個節點的閱讀，你自傳裡寫了（比如有《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中國通史簡編》《論語》《小邏輯》等）；第二個節點是你讀研究生。我看你說當時是早上讀理論或古籍，下午看作品，晚上寫作。能不能講講當時都看了哪些印象比較深的東西？
許：當時的理論書是以幾本文學批評史做論文的，比方說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這個是我重點讀的。那你讀他的美學史，就會發現有一些地方他重點介紹的，你就會追著去看。比方他說亞里士多德重要，那你就去看《詩學》《政治學》啦。他講《歌德談話錄》，那我就去找《歌德談話錄》。他講萊辛什麼的，（我就去找來看）。另外，當時兩本書很有用，一本是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本是復旦好幾個人一起編的一個《中國文學批評史》。
一個西方美學史，一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這兩個很有用。簡單地說，就是想知道外國重要的人跟中國古代重要的人怎麼來談文學？
這些書呢，就是做卡片。我現在找出來，一本本，自己做了很多卡片。哇，我真的很佩服我做了那麼多卡片。我是寫在本子上，一共十來本。我給它分類。當時的做法是，比方說現實主義，我看到一段話，這段話寫得好，巴爾扎克說的，我就把抄在現實主義這一類。有時候一段話幾個方向都可以放，可以放現實主義，可以放心理分析，也可以放什麼。那我就有時候在那裡做個目錄，要參見（哪裡）。很好玩。這是上午。
下午讀作品，我記得通常到了四五點鐘的時候就去翻雜誌，《收穫》啊、《鐘山》啊，看最新作品，翻得很快。
Q：十幾本筆記加起來大概有多高？
許：我最近搬家都找回來，十幾本大概有這麼一疊吧（比劃了一下，差不多是十幾本兩三百頁書加起來的厚度）。
Q：那留美四年對你影響比較大的有什麼書嗎？
許：留美呢，因為剛去的時候是在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 叫 Luce Fellow （魯思研究員）。那時候有一批學者，像劉再復、李陀、黃子平、甘陽、查建英，我們還請了很多人，（比如）杜維明，還有一些外國人。那個時候按今天的說法是打開腦洞的時代，所以討論最多的就是哈貝馬斯、德里達、拉康、巴赫金，基本都是講理論。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福柯的“知識就是權力”（Knowledge is power.），話語（discourse）這個問題。因為這個理論對於我講“文革”最有幫助。正好是……以後，大家都在思考中國的問題。這個是影響最大的。
我自己寫書受的影響大是結構主義，普羅普（Vladimir Propp）的方法。
Q：對。我看你書裡還提到，是在德國漢堡阿爾斯特湖邊看書時想到用普羅普的方法討論“文革”小說。
許：對。那時候我還沒有全部看他的書，看的是別人的一個介紹。我看到別人的評論，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可以拿來用。
Q：當時為什麼這個方法吸引你？是想找到“文革”小說共同的一個模式或規律？
許：對。剛才講了，我讀了那麼多“文革”的小說，我不滿意。為什麼不滿意呢？我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我自己來寫一部。我有材料、能力，寫一部跟他們不一樣。或者是我去批評他們有什麼不好，那我怎麼來批評他們不好？我發現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他們總結一下有哪些毛病？那我要總結他們有哪些毛病的時候，我先要總結他們是怎麼寫的？他們有什麼共同點？因此，我才可以說明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缺點。
這樣的話，我就想到了用普羅普的模式。因為我發現他們有很多共同東西都會出現，比方說都會有人落難，落難的都會碰到一個女的來救他，等等之類的模式。
Q:那後來從美國回國做老師之後，尤其是最近幾年，還有什麼對自己思想影響比較大的書嗎？
許：最近幾年看的書，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反而是一些老的經典。比如重新再去讀《論語》《史記》，那收穫很大。現在呢，這樣的時間少。其實呢，人很矛盾。一方面，你覺得時間不夠，要做事情；一方面，你現在讀書，跟以前很不一樣，收穫會很大。比方說我最近都沒有時間重讀《紅樓夢》。假如重讀《紅樓夢》，我估計我也會有很大的收穫。因為會看到很多過去看不到的東西。
前兩年為了《（鏘鏘）三人行》，有一次在重新讀《金瓶梅》，就看到很多以前沒看到的東西，以前不知道在看什麼。我現在看，哦，他們做愛的時候，旁邊有隻貓，貓是什麼顏色，等等，諸如此類。
我最近在看《史記》，看秦始皇上位發的告國民的文章。我覺得真好玩，就管人的生殖器。男的不能跟結婚的女人睡覺，睡覺以後要怎麼處理，女的要怎麼處理。這簡直太精彩。所以現在看什麼書，特別大震動很難。但是，越看越好的書就越會有收穫。
其實人到一定的時候，再看原來那些舊的東西，經典就是經典，真是值得再看。
Q：能再具體講講一些收穫嗎？這種收穫主要是關於你的學術研究，還是人生感悟？
許：各種都有。看書通常是這樣，看到一個地方，你就發現它說出了你沒說出的話。所謂你沒說出的話，就是你肯定已經想了，但沒有想那麼清楚。他說出來了。那更了不起的，他 1000 年前說出來了。你自己很渺小。
研究一個什麼東西，必須在裡邊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價值
Q：能不能講講錢穀融先生、陳炳良教授和李歐梵教授三位老師對您的影響？
許：錢先生對我影響非常大，應該是從老師的角度最大的。
第一個，在遇到他之前，沒有人說我好，沒有人跟你說你是出色的、有才能的人。沒有。這個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以外，（沒人說我好）。那你想在這之前，我下鄉、做工人，你就是求生存的一個人，直到我考上研究生——考上研究生在當時是很光榮的事情——不僅考上研究生，而且錢先生認為他當時的學生裡邊我是最好的一個。
我第一次的一個讀書報告，他改了 6 個錯別字，然後就說送學報發表。那你想，這個就改變我命運啊。這是第一個影響。除了父母以外，錢先生是第一個（肯定我的人）。當然，他私下也對我有很多批評。
第二個最大的幫助是他給我一個終身受用的研究方法或者說理論支柱。我記得那時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去圖書館把郁達夫的東西都看了一遍。看到曾華鵬、範柏群寫的《郁達夫論》， 5 萬多字， 1950 年代中期寫的。曾華鵬是汪暉的老師，範柏群是蘇州大學後來做鴛鴦蝴蝶派的。看完了以後，我就癱掉了，坐在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裡。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大概白坐了半個小時。當天下午我就去找錢先生，我就告訴他，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簡單地說，我想的東西，人家 20 年前就寫掉了，那我還寫什麼？錢先生就跟我講一句話，那是許子東你沒在作品中看到你自己。
很厲害。後來（我）理解了這句話。當我出書的時候，他幫我寫序。我那時是年少氣盛，起的名字叫《郁達夫新論》，很狂妄的。錢先生也不來批評你，但是他幫我打圓場。他在序裡怎麼說？他說，太陽底下無新事。但是，這裡邊的文章的確是許子東自己獨特的感悟、獨特的表達，所以就有他獨特的價值。這就幫我撐腰啊，幫我解釋、解脫，而且立一個理論支柱。他這個觀念是歌德那裡來的。你不要求最深、最高、最偉大，不要去想這些事情。或者說你要追求那些東西，只有一條途徑，認識你自己。所以，你研究一個什麼東西，必須在裡邊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價值。這個就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支柱。
所以，錢先生對我最大幫助就是（這兩點）。第一，很現實的，他是第一個欣賞我的人；第二，他給了我一個一生受用的武器。
Q：這樣看來，其實後來你的學術研究背後都有你自己的影子。
許：其實客觀上人人都這樣，只是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更加從另外一個方面去思考。
陳炳良先生他是鼓勵我出海外，給很多實際幫助。人是個很好的人。李歐梵也是啊，他是當朋友的。（我）到美國去做訪問學者，只是因為訪問學者做了一年以後，沒錢了。那個時候……以後，說我們可以在這裡拿綠卡。他說，那你要不暫時不回去？我說，好，那就奉陪下去。他就開始幫我。
但是，你知道（這）養成了我的一個習慣。什麼壞習慣？因為從錢先生到陳炳良，到李歐梵，你發現一個 pattern （模式）。我的老師對我很好，使我覺得很順利，產生了一個幻覺——我很有才，我理應獲得這些東西。你會覺得他們對我好，是因為我很聰明，我很有才。
等到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不是那麼回事。後來我會碰到人家對你不好或者是有條件的好、有交換性的好，你才發現社會上的人跟你競爭、對你不好，才是常態。有人欣賞你，有人對你好，那是你 lucky 。人生你碰到一個人，他跟你做對，那是正常的（笑）。中國古代說“士為知己者所用”，知己者是很少的。
所以後來我才明白，我回過頭來感謝。為什麼錢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回去作為學生代表發言，傷心的不得了。自己人生當中碰到欣賞你的人，他們正好扶你一把，真的是 lucky ！什麼事情都要這樣看。
Q：你是什麼時候意識或者發現到了這一點？
許：最近 10 年來。因為香港的學術環境越來越惡劣，就我剛才講的情況，又是殖民主義的舊痕跡，要抵抗中國（大陸），又是偏狹的制度管理。所以當然也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人），但是我引申的不是個別、具體原因，我推理的其實是人的常態。其實要想明白這條，你奮鬥，人家不支持你，是常態。天下人沒有這麼多的義務都來支持你。不要以為你是才子，所有人都在做伯樂，要推你。碰到伯樂，你珍惜吧！碰不到，不要哭。
學術對社會的影響應該在制度層面上有所鼓勵、保障
Q：除了剛才講的，還有什麼比較長期困擾你的問題？
許：沒辦法，人生總歸想不明白的問題多過想得明白的問題。
如果說這幾年有什麼新的事情，就是因為我在香港做這些跟傳媒有關的事情，其實一直受到阻礙、批評。他們的批評理據是兩個，一個就是他們認為這些東西不是學術。你應該純粹寫論文，特別是符合西方標準的那種論文。第二個呢，他們認為這是中國（大陸）的事情。很有意思，我們學校裡的人說，你去管中國（大陸）的事情幹什麼？
那我一直在想這兩個問題，有時候也跟他們寫信。我仔細想，我也檢查了一下，我做這些事情是不是有點脫離我的本分。想了一想，還是不後悔。
第一，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和學術有關係，包括《鏘鏘三人行》、《見字如面》、《圓桌派》。學術是個廣義的東西，遠大於你單單寫論文，而且他也幫助我寫論文。所以我覺得我參與一點這個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活動，一點都沒有妨礙我對魯迅的研究。這本書就是成果。這本書面向大眾，但是在我看來，它是保持專業水準。你要是看到那個海報，王德威他們對我書的評價很好，那是一個鼓勵。所以從第一個角度來講，我一點都不覺得這個東西損害我的學術。反過來，我覺得它幫助了我的學術，甚至就是我的學術。
第二，香港的社會發展、學術發展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你如果做對中國（大陸）發展有益的事情，我們如果傳承魯迅的傳統，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當然也是為香港好。這麼簡單的道理，要是連這點都看不到，太不應該了。
最近香港 UGC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就大學資助系統也改變政策。學術評審當中， 70% 看你的研究成果，但另外有 15% 是看你研究的 environment （環境）。簡單地說，你申請到什麼錢啊。但是，新加了一項過去從來沒有，他們有 15% 叫什麼？叫 impact （作用、影響）。他們特別定義，你的 impact 不是在學術圈裡邊，（是）對學術圈以外產生的影響。按照我們內地常規說法，就社會效益、社會效果。那我想這個政策的轉變是應該的。
所以我這本書到時候就會申報 impact 。以前我覺得如果人家說看你這個書，很多就是外面的文青。這好像是帶一個貶義。我現在發現，這沒有什麼貶義。我要是這個書除了給大學生看、給專家看以外，它還能影響一般的文青。這是我的光榮。但是，同時專家也要看到它裡邊的價值更好。至少不能光求聲勢浩大，你還要同行不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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