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逝世紀念：行動充實飽滿著他生命的質量 | 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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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安詳地告別他摯愛的生活和祖國，我心裡泛著一種平靜的激動。記得1984年，年屆七旬的徐中玉先生曾經吐露過這樣的心聲：“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果然是物美、價廉、耐磨，窮也窮不走，打也打不走。挨著無奈，忍辱負重，捱過就算。誠然懦弱、無能，但確摯愛這塊土地，這裡有我們豐富的文化寶藏。”

先生學術主攻領域是中國古代文論，他對中國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古代文論的意義和價值有高度充分的肯定。先生曾大聲疾呼：“多少年來，很多人只知希臘、羅馬、歐美、俄蘇、日本等外國文論家的觀點和名氏，彷彿我們自己那些封建古董中並無理論，更沒有非常精彩，甚至比外國人談得更精彩、更體現國情和民族特色的理論。在文藝理論領域裡，我們已經基本脫離了本國文論歷史幾十年，基本不是在走自己的道路。”他批評那種歐化而拋棄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者，“連做一箇中國人應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心都沒有。”激憤之情，溢於言表。先生的這種呼喚不應該成為文化上的空谷足音，而應該引起我們的切實反思：在當代中國面臨著重要歷史選擇和歷史轉型的時刻，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自己五千年的文明？粗暴地對待我們偉大的文化傳統和站在歷史長河源頭的那些偉大思想家，除了表明我們數典忘祖的淺薄、愚昧，還能說明什麼呢？

原文 ：《行動充實飽滿著他生命的質量》

作者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毛時安

圖片 |網絡

行動充實飽滿著他生命的質量

治學：關切自己所處的時代

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在很多人眼裡，先生所治古代文論，原本是青燈黃卷、大體與世隔絕的“書齋裡的學問”。但先生從來不只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枯坐在書齋裡的學者。相反，他的古代文論研究總是關切著自己所處的時代，總是面對著文學現狀的需求。在他對故紙堆幾十年如一日孜孜汲汲地整理、發掘中，我們總是可以聽到時代濤聲的有力激盪，總是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20世紀70年代，先生先後發表了《不能夠這樣評論杜甫和蘇軾》，《〈水滸〉不是官書》等論文，以明確無誤的文學史實直接批駁“四人幫”及御用文人出於政治陰謀的需要，歪曲、顛倒文學史的謬論，肅清了古典文學領域的“文革”流毒，廓清了蒙在杜甫、蘇軾、《水滸》這些偉大文學家、不朽文學經典上的汙泥濁水，從而使古代文論、古典文學研究成為當時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文學蒼白、綺靡的無病呻吟和空洞無物，先生在紀念顧炎武逝世三百週年之際，發表了《文須有益於天下》。其中特別有啟發地論及“能文不為文人”。作為一代詩文家的顧炎武，在自己的著作反覆表達了對一些所謂的“文人”的鄙薄。他主張人們“能文”，卻不主張人們去做“文人”，尤其是那些自以為是“文人”的“不識經術，不通古今”的無識之徒和一味追名逐利、只為一己一家盤算的小人。徐先生在文中期待當今作家能像顧炎武那樣，在國家形勢困難時，撥亂反正；社會風氣不良時，移風易俗；百姓生活苦得很，設法解救，寫出“有益於天下”文章來。

針對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過度粉飾現實，先生法眼另具地總結蘇東坡創出的現實主義精神“言必中當世之過”：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先生論述說，“言必中當世之過”實質就是今天所說的作家應該干預生活、干預政治，對現實生活的重大錯誤和缺點不能熟視無睹，對種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不能不加批評、揭露。“言必中當世之過”，不但要言“過”，還要“中”過，還要找出切實可行、糾正錯誤的辦法。揭露本身不應是終極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國家社會的毛病想法設法切實治好，使得人們大眾真正幸福、高尚起來。先生一生真心敬佩的是那些“憂國傷時，為民請命，要求改除時弊，促進社會進步”的文學家，是“發憤著書”“窮而後工”“不平則鳴”的創作精神。

古今中外貫通

在保持與時代思考血肉聯繫的同時，先生尤其重視對古代文論中零星散見的大量生動、感性的創作經驗的研究，並且從中提煉出有啟發、指導意義的創作規律。在《文章且須放蕩》一文中，先生藉助南朝簡文帝蕭綱給兒子信中“立身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的名言，廣徵博引，層層分析，積極鼓勵青年作家衝破束縛、解放思想，大膽想象，鼓勵他們打碎禁錮思想的精神枷鎖，呼籲為他們提供自由創作的空間。在《古代文論的“出入說”》一文中，先生梳理從南宋到晚清“出入說”一路演變的脈絡，從多方面揭示作家對生活的“入”與“出”辯證關係的理解，把握好感性形態和理性思考的協調。《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一文抓住嚴羽《滄浪詩話》的這一經典之言，以《水滸》九紋龍史進從王教頭習武、武藝大長的生動例子，提出創作一開始就要路徑正確、志存高遠。先生還對《儒林外史》的語言藝術、陸機《文賦》的藝術形式論、嚴羽《滄浪詩話》的“妙悟說”、“神韻說”，做了許多啟迪藝術創作的研究和論述。或許是有感於蘇東坡和自己同樣的命運坎坷卻坦蕩豁達，或許是出於對蘇東坡為人、為學、為文的高度推崇，先生對蘇軾情有獨鍾，用功最勤，專門寫了《論蘇東坡的創作經驗》一書。先生像東坡當年夜遊赤壁一般全身心地神遊在他美妙的文字世界之中，把最精彩的文字風景歸納為“言必中當世之過”“隨物賦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妙算毫釐得天契”“胸有成竹”“技道兩進”“自是一家”“品目高下，付之眾口”“如何作文”“八面受敵”讀書法十個方面，一一展示在讀者面前。可以說，在先生之前，有東坡詩、詞、文長篇大論，有東坡側重各異的文學傳記，但從未有過對蘇東坡創作經驗在規律層面上如此全面而有規模的學術研究。

由此先生的治學形成了自己強烈而鮮明的個人特色，那就是：一、求真、務實、致用的研究目的。其學術研究的目的和起點是問題意識：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他的很多文學論文標題中就有“問題”“幾個問題”“七個問題”“一些問題”的字樣。然後對問題緊追不捨，探究真相，尋求真理。二、尚質、清峻的研究文風。徐先生文章不求花哨、玄虛，一是一、二是二，清楚、明白、質樸、曉暢。他既不高談、空談一套一套晦澀、唬人的理論，也不服膺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各種主義。先生強調研究的生命在於實踐。字裡行間承載著濃重的憂患意識，悲天憫人，奔走呼號。三、實證與貫通的方法論。徐先生做實實在在的學問。他所有的結論都是按照年輕時在學院就養成的嚴格的學術規範，建立在實證材料的堅實基座上，幾乎每一篇論文都有大量的材料引證。在這點上，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學院派。而不像當今的一些所謂“才子”型學者，學風不嚴，言出無據就信口開河。讀先生文章的過程經常就是消化實證引文，在實證引文的閱讀遨遊中開拓視野走向結論的過程。那些長期被冷落的材料，經過先生的慧眼識珠、點鐵成金，常常就抖落了歷史的塵埃，奇異地煥發出了當代的生命活力。

據先生自己粗略回憶與統計，從大學三年級開始，一生經他手而過的著錄、筆記有幾千種之多，手寫卡片資料不下兩、三千萬字。先生晚年帶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蒐羅、抄錄、整理文獻，出版上自先秦下到近代，橫跨詩、文、詞、曲、小說、戲曲、繪畫、音樂、雕塑、書法諸多領域，涵蓋本原、情志、神思、文質、意境、典型、辯證、風骨、比興、法度、教化、才性、文氣、通變、知音十五大主題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這既惠學後人，也為文藝理論的中國話語大廈的奠基提供了一份基礎性的材料。其次是貫通。首先是理論和現實的貫通。針對人們經常引用的歌德的“理論是灰色的”，先生提出，“理論有灰色的也有青色的”。理論的生動的青色的活力就在於它紮根在現實需要的厚實沃土之中。其次是古代和當下的貫通。藉助先人的偉大智慧和創造，打破、融化現實創作的層層堅冰，為當下的文藝發展、文藝創作乃至文藝政策的制訂，拓寬思路，提供豐厚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最後是中國和外國的貫通，先生雖治古代文論，但他從來不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冬烘學究和國粹派。他主張理論上的開放和吸收。除了我們先哲的經典言說之外，他在論述中常常會引用歌德、狄德羅、果戈理、屠格涅夫，包括康阿瑟·密勒這樣的當代劇作家的觀點，互為參照、引證。研究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之間的“密切的聯繫”，可以加以貫通。

辦學：提倡學術民主，自由創造

徐中玉先生無疑屬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但他很少耽於清談，耽於空疏。他是中國知識界少見的行動型而且行動高效的知識分子，行動充實飽滿著他生命的質量。

1957年先生因為力主“教授治校”“學術至上”，因言獲罪。在歷史的轉瞬之間，從領導的諍友變為“右派”，打入另冊。粉碎“四人幫”後，他平反覆出，不改當年初衷，以古稀之年擔任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先生辦學提倡學術民主，自由創造，以學生為本，以科研為本，惜才愛才用才善才。前輩、同輩、晚輩，包括“反右”“文革”時傷害批評過自己的教師，他都一視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盡其才，在三尺講壇上激揚文字，叱吒風雲，傳道解惑釋疑，宣講各自的學術觀點。在文學教學上，先生更是大膽創新，敢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國高校中最早試驗學分制、免修制、選修制，特別是通過自願考試選拔本科生，給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養。為學生拓寬學術視野、減負深造，創造有利條件。不拘一格鼓勵學生在自由競爭中脫穎而出，大膽成才。甚至有文學才華的學生可以發表、出版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替代作業和考試成績。我自己就是先生辦學思想的受益者，先是免修了文學概論課，大二又成為先生定向培養的古代文論弟子，也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唯一的本科生分冊主編。近四十年深受先生的親炙、教誨。

先生辦學有敏銳的學術洞察力。今天視為熱門的國學，早在1980年春，先生即已意識到一個大時代的到來，認識到國學在建設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宏觀框架中的價值。針對當時這方面的人才奇缺，先生倡導、舉辦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師訓班，延請了郭紹虞、程應繆、錢仲聯、施蟄存、程千帆、朱東潤、舒蕪、王文生、吳組緗、許傑、錢穀融……二十餘位名重一時的名家大師，從四面八方來到麗娃河畔的文史樓，為全國各地近40名學員授課。一時間鴻儒雲集、名流薈萃，他們把各自在古代文論研究中最有心得的精粹，集中傳授給學員，真正當得起“盛況空前”。這些學生日後都成為全國各高校的教學科研骨幹。

先生最早敏銳地意識到，文學教育作為通識教育，對傳承中國文化傳統，活躍提升學生的思維想象能力，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他親自主編《大學語文》，並且不斷充實、調整、更新。近三十年來，《大學語文》出版總數三千多萬冊，惠及了中國新時期以來的幾代莘莘學子。先生也由此被尊為“大學語文之父”。

先生辦學思想中幾乎絕無僅有的一個理念是重視學會、刊物對大學教學的推動。先生任中文系主任期間，先是和周揚、荒煤等人組建了新時期國內最早的文藝理論學術團體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並且創辦了學術地位僅次於《文學評論》的中文核心期刊《文藝理論研究》。在中國文學批評師訓班的基礎上，與郭紹虞先生一起推動組建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推出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叢刊）。在《大學語文》的出版推廣中，聯手匡亞明先生，成立了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此外，還成立了全國高等教育自學指導專業委員會，請德高望重、博學多才的施蟄存先生主辦了《詞學》（叢刊）。其中《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和《詞學》是全國乃至全球唯一的古代文論和詞學研究的學術刊物，已經成為海內外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案頭必備的刊物。一個系能擁有如此眾多的國家一級學會和學術刊物，在全國高校中確實是“獨此一家”“獨一無二”。這一舉措，誠如後來的系主任陳大康坦陳的那樣，“既擴大了中文系在全國同行中的影響，又提高了中文系的學術地位”。在我看來，學會和刊物的存在，還極大地激發了中文系師生爭相在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研究的動力，有力推動了民主、自由的學術風氣，極大地提高了學校的教學和研究水平。時至今日，許多高校意識到了學術機構、學術刊物的重要性，可惜為時已晚。

正是因為先生民主、開明的辦學思想，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出現了在全國文學界產生重大影響的華東師大作家群和華東師大青年批評家兩大群體。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文學研究成果的全國考評中，中文系甚至取得了全國第一的驕人成績。現在有不少學者懷念教育家蔡元培，其實在徐先生辦學理念中我們很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自由思想、兼容幷包”的教育大家風範。先生是當代學人中不多見的兼具行政、組織、活動能力，能用人才，有敏銳學術眼光和開闊學術視野的教育家。當下，我國高校雄心勃勃，一心想成為哈佛、耶魯、劍橋、牛津這樣的世界一流大學，建造了許多世界一流氣度恢宏的教學大樓。但在我看來，其中有德行、有學養、有才華、有識見的優秀教師固然緊缺，但更為緊缺的乃是有科學、民主教育思想，有家國情懷擔當意識，又極具教育行政組織才能，不為時風所動，堅持正確而有特色教育理念的教育家。

尊重和敬畏傳統文化

我曾當面聽章培恆先生講過1974年批林批孔，在“四人幫”淫威高壓下，先生出席《解放日報》座談會。他在會上，公然表示對批孔的“不理解”，並且為孔子和儒家學說進行辯護。1987年，他在香港大學發表《孔孟學說中的普遍性因素與中國文學的發展》的報告，他指出，孔孟“仁人志士”的精神品質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個優秀的傳統。2001年，八十七歲的先生更以四萬字長文《今天我們還能從〈論語〉擇取到哪些教益》，從人類文明發展時的角度，全面完整闡釋孔子和原始儒家學說的來龍去脈，其對中國、中國文學、中國文論的積極而深刻的影響。他尖銳地指出，“過去絕大多數之‘批孔’，無知、粗暴、蠻不講理到極點，居然眾口一辭，橫行一時，實在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大怪現象，中國知識者靈魂曾被扭曲到極點的鐵證”。同時，先生還極為適度地指出了儒學“人治”“自律”的歷史侷限。確實，我們什麼時候看到過有歐美學者在時代遇到挑戰和危機的時候，拿著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這些先哲來說事的呢？但時至今日，粗暴否定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十大歷史名人的孔子，靈魂被扭曲到極點的“中國知識者”，依然大有人在。這樣的作為正應了杜甫批評的“輕薄為文哂未休”。

這種對祖國傳統文化的尊重和敬畏，還表現在先生自己對老一輩學人理解和尊重上。參加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許傑先生去世後，先生多次深情回憶許先生的為學為人。他盛讚許先生說，“許傑一生進步，一生坎坷，一生清貧，一生忠厚，是我的楷模。”他評價長他十歲的施蟄存先生說，“像施先生這樣做什麼事都能成為大家的大才子，以前就很少，現在來看，一個都沒有了。”這確實是發自肺腑的知己知音之言。施先生活著，先生但凡到市中心開會活動，只要有空就會去探望施先生，然後一五一十地把看望時的情景告訴我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先生生活、學習、工作的一百年中，是我們國家、民族在憂患中不斷奮鬥、犧牲、艱難探索、奮然前行的一百年。先生八十歲自序就謂之“憂患深深八十年”。但徐先生從未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失望過，從未計較過個人的進退得失。即使在打成右派的二十多年中，他依然讀書七百餘種，手錄資料一千多萬字。先生不苟言笑，從不巧言令色。他始終以他自強不息、風骨凜然的人格力量打動著每一個在他身邊學習、工作的人。他對腐敗惡習嫉惡如仇，面對高壓剛正不阿，但內心深處始終懷著對事業、對親人、對同事和學生的一股看不見的柔情，是古人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的人格學問像白玉一樣，堅定、內斂而溫潤。和先生一起共事過的作家趙長天卻認為，先生沒有任何老年人容易產生的偏執，他的行為如高山流水般的暢達。不能簡單地用一句年輕來概括。長天說，這是一種成熟而不失激情，厚重卻依然青春的境界，難以達到的境界。而支撐這種境界的，在我看來，就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

先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書生。先生的百年就是一個以自己的生命，守望著他的、也是我們共同的文化厚土精神家園的忠貞學人。在一個充滿憂患動盪起伏的時代裡，一個書生的堅守就是一種力量。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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