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王越
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距今8000年前後，人類開始從事有規律的農業生產，相聚於村落，同一族群，觀念、信仰一致，村落的領導者也必須用強大的信仰將人們凝聚、控制、管理。今天，我們可以在當時出土的玉器（祭祀、喪葬玉器）上發現有著明顯可辨識的紋飾上將當時的理念略窺一二。它們蘊託了古人多少信仰與寄託，今天，我們可以稱它們為藝術品，但似乎更應稱之為思維的產物。
【背景：新石器時代長江中下游流域的文明進程——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
八千年前，錢塘江以南寧紹平原的河姆渡人已經開始農耕生活，直至七千年前後，侵蝕陸地的海面降低，露出丘陵和陸地，有人開始在孤丘高地上勞作、狩獵，馬家浜文化出現，發達的河姆渡文化影響著馬家浜文化。
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們
崧澤文化上承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的文化階段。到了崧澤文化晚期，原本只能呆在高地上的人們，逐漸涉足下面的沖積平原，種桑養蠶、種植水稻，已然奠定了今天魚米之鄉的農作基調，安居樂業導致人口增長，人們的財富開始盈餘。
之後的良渚文化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考古發掘顯示：不僅出現了大規模的稻田，阡陌縱橫的田埂和道路，比之馬家浜、崧澤文化時期更為完備的灌溉系統；還出現了村落和碼頭，其中廟前遺址以年代跨度最長（貫穿於整個良渚時期）、規模最大為顯著。廟前墓葬中顯示的等級差距已然昭示著聚落內部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良渚遺址
【倉廩實而知禮節——良渚燦爛的玉器文化】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有五種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可以想見，原始的先民們在滿足了基本生理需求之後，人們的安全及其他方面的需求陸續抬頭，尤其是剩餘物資的分配讓原本在同一個層面上的人們的關係有了明顯變化，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社會模式就這樣發生了變化。崧澤晚期，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轉變，社會分層加劇，這點從南河浜等崧澤晚期墓葬中可見一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南河浜墓葬已經出現為表現身份地位榮耀的以玉璜、玉鐲以及小件玉掛件為組合的玉器系統。
如果說從崧澤晚期，玉器隨葬開始露出等級差別的苗頭，那麼良渚文化的墓葬則明顯顯示出階層性。到良渚文化中期階段，良渚遺址群的玉器製作空前繁盛，第一等級墓地貴族權利核心集團，控制著玉器資源與玉器的流通與分配，並進行階層性分配。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長方形器為玉琮，圓形器為玉璧）
另外，神人獸面像作為玉器上普遍的主題成為良渚文化獨有的特徵，它所出現的地方均是精心規劃的高臺墓地，以及良渚玉器中最重要的禮器——玉琮之上，顯示出宗教禮制的重要性。
刻有神人獸面紋的良渚玉琮
玉器上的神人獸面像紋飾，刀刀緊湊，筆筆精心，鬼斧神工般雕刻出威武、玄妙的形象震懾了浸潤在現代文明中的人們，而曾經，它們承載著良渚怎樣的信仰與畏懼；它們是良渚“王者”的形象還是巫師的形象？這是個怎樣的社會，是已經邁入文明的門檻還是黎明前的遙望？
刻有獸面紋的良渚玉璧
像是奔赴夜場看戲的人，遠遠地朦朧中看到舞臺上的燈光亮起，似有人影的晃動，主角登場了。“良渚遺址群”還有古河道的發掘、村落聚落，烘托人物活動的中心位置都搬上了舞臺，遠處的背景也悉數出場，整個歷史的來龍去脈已經有些清晰了，人們還是關心神祕主角在想些什麼，在說些什麼，而這個焦點——神祕的神人獸面像，它彷彿是可以打開那個時代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鎖鏈的鑰匙。
【開啟上古精神之旅的鑰匙——解讀神人獸面像】
良渚文物上標準的神人獸面神徽
其上端為以略呈弓形的介字冠，冠下緣的正中有一倒梯形的臉框，臉內有圓圈的眼，眼的兩側各刻以短線表示眼角，鼻作懸蒜狀，兩側刻有鼻翼，口作扁圓形，內刻平齊的牙齒，顯然是一個人的面部。臉框外緣為飾有細密雲雷紋的風字形帽，帽頂飾有放射形的羽毛，這種外緣似弓形頂端有一尖吻的巨大羽冠，是極富特色的。羽冠之下為左右延伸平舉的兩臂，自肘部向裡彎折，十指平伸，拇指上翹，指關節的橫道及指甲均得到表現，臂上飾以大小不一的雲雷紋，在上臂的外緣有兩處臂章狀的突起，當為文身或者服飾。手指按扶處有一對以橢圓形眼瞼為特點的獸目；眼瞼內再飾以重圈表示眼球和瞳仁，顯出虎虎生氣。
兩眼之間為鼻樑和鼻端，平面略如工字形。鼻端兩側為鼻翼，鼻下為巨大的嘴，嘴內露出尖銳的獠牙，內側兩枚向上，外側兩枚向下。腿部於鼻翼兩側左右分開，膝部自轉角處轉向裡彎曲，雙腳接於嘴下緣的中下部，趾如鳥爪或可認為蛙的蹼狀趾。若不曾認出手指，羽冠的外形頗似寬廣的前額，兩上臂可認作眉，或將肘部視為顴骨，小腿的部位恰似下巴，趾爪就成為一撮山羊鬍子了，整個畫面就成為以人的頭部外形為基礎，再配上一張寫實的猙獰獸面的圖案。
神人獸面像可以拆解為：神人像、獸面紋、鳥紋。
其裝飾圖案可分為兩個體系：重圈圓與弧邊三角形，螺旋紋與小尖喙。
（一） 神人形象
出土的玉人像
對比同一時期出土的玉人：共同擁有圓眼、懸蒜鼻、寬嘴、方臉、屏蔽折肘、羽狀冠以及在冠部上面的鳥形象。在神人獸面圖像體系中，神人的形象多為學者們主張可能是模擬當時巫師們的形象所作，甚或是神話般的首領。
（二） 獸面像
在除了神人獸面像之外存在單獨的獸面紋，無論琮節面的神人面與獸面，還是兩者組合形態的神人獸面像體系，獸面的比例更大；更進一步，無論獸面像的簡約和繁縟，還是淺浮雕的減地凸出以及佔有的面積，獸目始終是主體；琮節面的鳥形象兩兩相對地出現在獸目兩側，與獸目呈同一紋飾結構，無疑更加指明瞭獸目的絕對地位。從眼睛的構成來看，除了月牙形眼瞼外，主要特徵是重圈圓以及斜上下的小尖喙（小尖喙實際為弧邊三角形）。
柱形器上的獸面像
（三） 玄鳥之形
《山海經》中的金烏負日圖
從現實意義上來說，鳥從高空倏忽而來，或停或走，又疾飛而去，人莫能知其所蹤；如是候鳥，則天氣轉冷鳥群離去，來之時，隨之帶來了溫暖的陽光和萬物的復甦。依照著陽光與氣候的和煦，農業才能有所收穫的原始人，自然視鳥為光明的使者、萬物復甦的報喜神，對鳥的崇拜當然是發乎本性的虔誠。
良渚扁平狀的玉鳥
良渚文化的玉鳥的個性特徵是模糊的、扁平的，屬於圓雕裡的特殊方式，玉雕鳥之所以雕刻為扁平狀應是與其功能密切相關的，它們作為神聖的與天溝通的使者，被縫綴在地位高的墓主人的衣著上，扁平體才可以很好地服帖在衣服外面，展示出其完整的形象。有學者認為，依據薩滿教的習俗，在巫師進行祈禱儀式的時候，身著有靈性動物的服飾，有助於獲得這些靈物的幫助而能夠上天入地。
舉託著神鳥的巫師（可能是君王）
人類模仿自然界中可愛、強大、敬畏的物象，本身就含有一種渴望擁有與之相仿的特性。處於等級觀念和原始宗教意識漸漸加強的崧澤—良渚文化，巫術與宗教的意義有時會混淆。模仿的器物（鳥形器）可以附著於生活物品，也可以於祭祀中展現，以物化的形式實現對偶像的精神崇拜。
神人獸面像中的鳥紋
與神人獸面像相伴的鳥形象，鳥身與獸面紋眼部的構圖基本一致（重圈以及弧邊三角形以及雲雷紋），鳥首朝外，有小尖喙，鳥首下有垂囊或鳥爪樣紋飾。
遠古的圖像中，神人獸面像因其與鳥形象的組合更凸顯出神祕意義，或許這是中華民族的原始宇宙觀、人文觀的最初成型。在表裡相互印證中，神人神獸和雙鳥的組合奠定了三位一體的模式，在外形上人、獸、鳥彼此分立，但是在內在上卻又關聯在一起（擁有同樣承載著天道意義的紋路）。
（四）圓與弧邊三角形——從太陽紋與芽葉紋說起
雙鳥朝陽象牙雕像
重圓圈與鳥紋的組合是河姆渡文化最有象徵性的圖像母題。畫面中央為一個同心重圈圓（五道圓周），重圈圓之上圍繞一圈火焰狀的光芒；兩側是一對鳥首，昂首伸頸，相向而視，尖喙長而略帶鉤狀，構圖均衡，畫面象徵意義鮮明。
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豬紋陶罐
從出土的河姆渡文化器型中可以看到，重圈紋象徵著太陽，以及芽葉紋圍繞著太陽這一主題反覆出現在原始的動物腹部。
太陽紋一般以重圈圓的形式出現，這一時期的太陽紋組合圖像多呈自然寫實的風格。歸納之，一為太陽紋與芽葉紋的組合，一為太陽紋與鳥紋的組合。
河姆渡文化出土的刻有重圈及芽葉紋的陶獸
作為良渚文化的先導，這些圖像組合僅出現在河姆渡文化中，並深深影響著後期的良渚文化，從這組河姆渡刻紋陶獸腹部上太陽紋以及芽葉紋的組合中，我們是否看到了在神人獸面像上那對獸目中出現的重圈圓以及弧邊三角形的影子？
通過對比同一時期的姐妹文化——大汶口文化：圓與弧邊三角形從整體中分割出來，產生了多種多樣的組合方式。深深影響著神人獸面像的圖形構成單元，並且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徵意義。
對進入農耕階段的人類來說，太陽的威力是神祕、令人敬畏的：全世界的明暗陰陽都由太陽掌控。太陽的璀璨奪目，仰之彌高，原始人類依賴農作物生存，靠天吃飯；對太陽的原始崇拜就是人類最自然的情緒。在古代東方，原始的自然崇拜中最普遍的就是太陽崇拜，處於東南沿海的良渚人們，依仗豐厚的水稻作業，搭建起龐大的社會結構，運用普遍的信仰標識，有步驟地將自然崇拜向崇拜對象人形化過度——君權（神權）崇拜。
因此，在性質上說，圓與弧邊三角形組合首先具有太陽崇拜的含義；其次在崧澤—良渚文化時期，它成為這個有凝聚力的部落聯盟的標識，在後來的良渚神權形酋幫社會中進入統一的原始宗教體系。因此，可以認為，圓=太陽，弧邊三角形=太陽光芒。螺旋紋作為雲氣現身，出現在神人獸面體系中。所以可以將神人獸面像拆解為“圓（重圈圓）和弧邊三角形”以及“螺旋紋與小尖喙”兩個相輔相成的符號體系。
【總結：原古的精神面貌復原圖——良渚人的信仰與宗教以及權力大廈的構架】
良渚文化的圓和弧邊三角形、鳥形、旋紋這三者與神目互滲，這清晰的演變軌跡，或許很明白地體現出良渚文化獨特的精神面貌。
在東南沿海史前社會緩慢的進程中，人們在農業生產中對自然產生崇拜、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對未知的恐懼，各種情感互滲，標誌性的圖像或符號以及生活、生產和祭祀品都是承載這些訴求生命一般的載體。
從河姆渡文化的自然崇拜進入到良渚文化的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交疊階段，之前的信仰與崇拜也作為新的角色進入後來發展中的認知體系。它們將精神中複雜的情緒集中向外物化，創造出的藝術品——神人獸面神徽。這種神徽始於人們的“有感而發”，所以同樣會使得當時的人們“有感而受”；它們在集體中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中每個成員對其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等感情。
根據獸目與鳥如出一轍的代表著天道的紋路，以及神人與獸目互相映襯的表象，我們似乎可以從中解讀出“鳥=天道，獸=地道，神人=人道”這樣的鳥、獸、人（天道、地道、人道）三位一體的圖案結構，當這些元素匯聚於神人獸面像這個形體，顯現於尊貴的材質玉器上，又出現在權貴們的墓葬中，或者在遙遠的時空中，在祭祀中被高高舉起，這個時候，中國文明的演進就到了這樣的階段：掌握權力的階層憑藉政治權利的行使來實現財富的累積。“而政治權利在中國的成長，又成為幾個內在聯繫的因素所促動：親族層序系統，統治者的道德權威，武裝力量，對神對祖先溝通的獨佔（如藉助祭祀、藝術和文字運用等手段），以及對財富本身的獨佔”。
這個“人形太陽神”集合了天地（鳥獸）的力量於一體，是為良渚人的祖先和保護神，這也是良渚人的宇宙觀，視天地為一個統一整體中相互關聯的部分。在相應和對立雙重原則上建立起初期“思維構架”，可算是“中國思維”體系的雛形。
這樣的思維模式，在後世演變為“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是故王者惟天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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