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 於妍評趙星植《皮爾斯與傳播符號學》

文化倫理哲學技術查爾斯·庫利約翰·琴生尤爾根·哈貝馬斯社會科學韋爾伯·施拉姆約翰·杜威市場營銷菲斯克汽車歐洲符號與傳媒 2019-06-30

重返皮爾斯—評《皮爾斯與傳播符號學》

於妍

一

早在20世紀60年代，傳播學科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就曾指出：“我們有時會忘記傳播研究是一個領域，而不是一門學科。在人類研究中，它是眾多學者通過但很少停留的巨大十字路口之一。”1時至今日，傳播學仍因其跨學科血統和碎片膨脹的研究不斷進行著內部反思與範式重建，同時，技術推動下媒介化社會的既定事實也為其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但正如胡翼青教授所言：“互聯網研究確實可能或未來可能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產出論文最多的領域，但話語權和影響力也許並不在傳播學者這裡。”2在此背景下，符號學作為“人文社會學科的公分母”3無疑為傳播學注入了新的理論資源，將關注點從經驗學派的效果研究轉向對傳播文本和意義的探求，歸回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傳播符號學的發展正當其時。

二

傳播符號學連帶傳播學與符號學兩個學科，是科學與人文交融形成的理論範式，在廣告、旅遊、動漫、營銷等新老議題中均有極強的應用價值。相較擴展應用而言，學科理論奠定的任務顯然更為艱鉅。所幸，趙星植於2017年出版的《皮爾斯與傳播符號學》（以下簡稱《皮》）一書中仔細梳理了皮爾斯手稿，指明“傳播”是皮爾斯符號學體系的固有命題，重新確認了皮爾斯對傳播學領域的廣泛影響，在對皮爾斯符號學進行概述的基礎上重構其傳播符號學體系，尤其是對其第三分支即“普遍修辭學”進行了填補式的整合研究。《皮》一書共計包括引論、結論、訪談與七個主體章節，大致可以分為體系構建、與傳播學的勾連、新媒介中的應用三大部分，以下展開具體說明。

作者首先從邏輯學、形式科學、共識之學三個方面總結皮爾斯符號學的特性，如重視真相獲取、運用“試推”的推論方式、致力於普遍原則的確定等，並點明其三大分支：符號語法學、批判邏輯學、普遍修辭學，第三分支即為皮爾斯傳播思想的主要直接來源，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探究符號使用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傳播意義、交流意義，並由此形成有效的符號傳播社群。”4在此基礎之上，作者搭建了皮爾斯傳播符號學的總體框架，包括符號傳播過程及規律、傳播規則及探究方法、符號傳播與社群形成規律三大皮爾斯主要解決的議題，總體上是對人類如何利用符號實現心靈之間的交流以得到符號意義，以及過程中的“自我”、“社群”、倫理規則的探究，與傳播學的基本領域密切相關。

第二章中，作者梳理皮爾斯傳播符號學對“符號”、“信息”、“意義”這幾個概念的本質與其相互關係的介紹，指出皮爾斯認為由“共同基礎”決定的共同心靈是傳播活動開展的最基本條件，而“共同基礎”必須在“社群”中獲得，其生成不僅依賴符號自身，更需要“間接經驗”也就是先前經驗知識積累的激活。第三章中，作者多次強調複述了皮爾斯意義上的“傳播”定義，即：“觀念或意義在傳播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更接近於心靈之間的交流、互動”。5由此，皮爾斯傳播觀明顯注重意義解讀，認為傳送雙方皆為主體，在平等的對話交流中獲得“信息量”的增加，共享意義，瞭解自我。作者借用芬蘭皮爾斯研究者皮特里寧所繪圖示來說明皮爾斯的符號三元傳播模式，將“符號-對象-解釋項”、“符號-發送者-解釋者”、“意圖解釋項-效力解釋項-共同解釋項”三組三元關係一同考察，並與傳播學術史上的經典傳播模式進行對比，強調皮爾斯模式加入傳受雙方互動與著重意義的增加生產的特別之處，最後介紹了延森利用該模式進行的媒介融合研究，為讀者提供了皮爾斯理論應用的前沿成果。

第一部分的詳盡梳理將皮爾斯的傳播哲學觀念做了一系統體系的介紹，點明其對解釋項也就是意義的尤為重視，在第二部分的四五六章中，作者從“自我”、“社群”、與其他傳播學哲學思想家的對話中解釋皮爾斯與當代傳播學研究的淵源。從傳播學術史上來看，皮爾斯作為實用主義的創始人對作為歐洲傳播學在美國“登陸點”的芝加哥學派無疑有巨大影響，而作者指出，其作用功效遠超出實用主義的範疇，“符號自我”、“探究社群”實際上奠定了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基礎，詹姆斯、杜威、米德、庫利、莫里斯、菲斯克乃至於哈貝馬斯均從皮爾斯的相關思想中獲得了理論觸動。

三

至此，作者已搭建了一個較為完整豐富的皮爾斯傳播符號學體系，對其思想進行整合分類並與早期傳播學者的主張進行勾連，應當說業已完成了一項基於一手資料的龐雜工作，實為難得。但作者並未止步於此，在第七章中首先引入“元媒介時代”這一術語以描述當代技術轟炸下的全新文明形態，並具體選擇社交媒體、VR這兩個革新人類交往傳播模式的最前沿議題進行分析，為讀者示範瞭如何應用皮爾斯理論對後期現代社會中的媒介形式與文化現象進行凝練抽象的分析，彰顯傳播符號學在新媒介時代的旺盛生命力與強大解釋力。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論及，21世紀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網絡社會成為與現實社會共同存在的現實客體，“傳播學的視閾理應超越大眾傳播學的範式，重回傳播社會學的角度”。6互聯網打破時空界限並不意味著人際交往的消失，“地球村”時代反而更加呼喚人與人之間心靈的交流，皮爾斯傳播思想強調互動、對話和溝通，注重傳受兩方主體意義的獲得與信息量的擴大，符合當代傳播實踐對理論更新的要求。近些年，胡翼青、吳飛等重新審視被忽視的芝加哥學派，挖掘其理論思想，受到不少學者的推崇，作為其理論雛形奠定者的皮爾斯也應得到更多學者的重視。誠如黃旦教授提出的建議一般，傳播學研究“不是要再爬從前的那座山，修葺從前的那座廟，而是需要新的想象力。”7我們有理由相信，趙星植的這本專著作為標杆範本，將吸引更多學者重返皮爾斯，為傳播符號學的理論建構尋找更多寶貴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