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發表80週年。“兩論”是毛澤東思想的標誌性成果、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典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兩論”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發揮了強大思想武器作用,具有偉大的理論意義和強烈的現實價值。
王偉光
一、“兩論”是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產物,是指導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中國實踐的強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和把握“兩論”的哲學真諦,必須全面考察“兩論”形成的時代條件、中國國情和實際鬥爭需要等具體情況。
中國的具體實際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是“兩論”產生的實踐基礎。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即帝國主義階段,中國作為帝國主義擴張侵略的犧牲品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鬥爭,只有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納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兩論”是毛澤東同志在當時的歷史時代大背景下,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為了糾正誤導中國革命、導致革命挫折的錯誤路線,確立科學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以正確地指導中國革命而寫就的。1921年至1935年,“左”右傾的錯誤路線給蓬勃興起的中國革命帶來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損失。要解決中國革命正確的理論路線和戰略策略問題,就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從理論根基上、從思想路線上,從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算,已經十分緊迫地擺在了在陝北站穩腳跟、準備進行全民族抗戰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
“兩論”既是一定歷史條件和實踐條件的產物,也是對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哲學總結。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兩論”的產生同中國革命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密切相關,也是為即將來臨的抗日戰爭和爭取未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做思想理論準備,為全黨提供最銳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武裝。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同志從哲學的高度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對中國革命實踐的獨創性經驗作出哲學概括和創新。他領導全黨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整風運動,親自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武裝全黨,克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在全黨牢固樹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二、緊緊圍繞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根本經驗,深刻理解“兩論”的精神實質和偉大意義
只有把“兩論”放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實踐過程中來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義和重大意義。中國革命的挫折和失敗告誡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解決兩個重大認識問題。一要正確認識中國的實際國情。一切正確的思想、理論和路線都來自對中國實際的正確認識,既不來自書本,也不是人們頭腦中所固有的,這是《實踐論》所集中解決的。二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矛盾運動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中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思路,這是《矛盾論》要集中解決的。“兩論”正是為了解決這樣根本性的思想路線問題應運而生的。這兩篇經典著作是解決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想路線上的“金鑰匙”。
第一,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一切從實際出發。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首要的、基本的觀點。針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忽視在中國大地上正在推進的革命實踐,熱衷於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和外國革命的經驗問題,毛澤東同志強調實踐的觀點,並把他的著作命名為《實踐論》。他從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的動力、認識的檢驗標準和認識的目的等多個方面,說明了實踐之於認識的基礎地位和決定作用,說明認識的基礎是實踐,從實踐發生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這就徹底拔除了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根子,築牢了正確思想路線的哲學依據。
第二,堅持矛盾的觀點,一切從矛盾的特殊性出發。《矛盾論》不是簡單描述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為出發點,抓住主觀主義的要害和形而上學的命門,即脫離中國矛盾的特殊實際的總病根,一針見血、直擊要害。毛澤東同志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強調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把對立統一規律概括為宇宙間的普遍規律,定義為最普遍的客觀法則。在論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礎上,他特別闡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強調必須堅持具體矛盾具體對待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他指出,任何矛盾體都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不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特殊的諸矛盾,在具體矛盾分析的基礎上形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路線。
第三,堅持“特殊”與“普遍”相統一是認識論和辯證法精髓的觀點,一切從普遍原理與特殊實際相結合出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認識論是一致的,“特殊”與“普遍”的統一關係既是辯證法的精髓,也是認識論的精髓。毛澤東同志牢牢抓住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深刻論述了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的辯證關係,提出了特殊與普遍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路線的高度提出了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哲學依據。毛澤東同志指出,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和“特殊條件”,使之發生內容和形態的改變,形成適應中國實際需要的、具有中國內容和表現形態的、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既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又堅持普遍原理與中國特殊實際相結合;不能因為強調“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淪為經驗主義;也不能因為強調“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條主義的窠臼。把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真諦所在,也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出發點、根本點。
《實踐論》主要解決的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問題,《矛盾論》主要解決的是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問題。這兩個統一的解決,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統一。
三、“兩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奠基之作;“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重大價值
第一,“兩論”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兩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認識論,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奠基性貢獻。一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對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作了科學全面的論述。二是創造性地運用中國話語、中國概念,提出了“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到實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等一系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標識性概念。三是科學地論述了真理問題,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強調“我們的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和行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指出“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發展了列寧關於“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對立統一規律形象地稱之為矛盾規律,把對立統一觀點,生動地概括為矛盾觀點,形成關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中國化的理論與話語創新體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是辯證法的精髓,認識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學認識事物的基礎的哲學原理。六是強調要學會運用矛盾分析方法認識問題、解決問題。
第二,“兩論”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高度。一個理論,只有在哲學層面上實現了思想自覺,才能說它已經成熟,並且達到了科學思維的高度。“兩論”是自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充分吸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有益要素,並從哲學層面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理論概括和總結,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應有的理論高度。
第三,“兩論”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成功典範。“兩論”最初是毛澤東同志在抗日軍政大學的講演稿,講課的主要目的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武裝廣大幹部,使他們認清教條主義的本質和危害,從而為迎接革命新階段的到來作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兩論”充分考慮到廣大幹部的思維習慣和語言習慣,運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論轉變為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抽象的理論邏輯轉變為形象的生活邏輯,形成了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話語,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成功典範。
第四,“兩論”奠定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經驗就是我們黨確立了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即實事求是。對於一個政黨來說,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事關生死存亡,而一個政黨能否創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取決於它是否具有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這最終還是要歸結到哲學基礎問題。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總結經驗必須提高到哲學高度,因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不從哲學高度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那麼即使糾正了一個錯誤,還會犯另一個錯誤。“兩論”寫作的著眼點恰恰在這裡,其歷史貢獻也在於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科學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經歷80年風雨滄桑,《實踐論》和《矛盾論》重要價值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我們要深入學習《實踐論》《矛盾論》等光輝著作,堅持學哲學、用哲學,學習、堅持、運用、繼承“兩論”哲學智慧,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更加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新時代的偉大斗爭,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的偉大勝利。（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偉光） (作者:王偉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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