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擇關頭見初心繫列之六：挽瀾遵義，霽月光風

引 子

98年風雨兼程，中國共產黨，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隊伍，創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蹟”。我們常說，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這種選擇，又何嘗不是緣於一代代共產黨人共同的人生抉擇。

湘江一戰後，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人，生死攸關的歷史關頭，是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以開闊的胸襟糾正錯誤，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堅持真理。他們的力挽狂瀾，令黨和紅軍轉危為安，中國革命化險為夷……生死、進退、去留、榮辱……越是抉擇關頭，越考驗著共產黨人的初心。

歲月荏苒，大浪淘沙，對人民的忠誠、對家國的擔當、對理想的激情，最終繪就了優秀共產黨人的信仰底色，沉澱為蘊藏於血脈深處的精神力量。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見證者。讀懂中國共產黨人的抉擇，就能明白百年中國跌宕前行的征程中，那無數令人驚歎的奇蹟源於何種無堅不摧的力量。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之際，讓我們一同致敬革命先輩的奮鬥歷程，體悟初心與使命的千鈞重量，讓歲月沉澱的精神力量，激勵我們跨越新時代的“雪山”和“草地”。

長征初期的紅軍，被失敗、犧牲和迷茫的陰影籠罩著，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左”傾教條主義仍在中央佔據著主導地位。湘江一戰，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人。進，有敵人圍剿，退，無根據地可守。

中國革命將何去何從？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生死攸關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前後，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們，以中國革命事業的大局為重，以開闊的胸襟糾正錯誤，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堅持了真理，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力挽狂瀾。黨和紅軍轉危為安，中國革命化險為夷。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幼年到成熟的蛻變，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徵程，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抬轎子”行軍

1934年冬，流經廣西興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涼沁骨。

11月27日，紅一軍團的先頭部隊渡過了湘江，隨後控制了渡口，找到4處可涉水而過的淺灘，並架設了一座浮橋。

此時，全州至興安的湘江防線，只有零星小股敵軍，中央紅軍的機關部隊即軍委縱隊，離湘江最近的渡口僅70餘公里。倘若輕裝前進，紅軍主力可在一天內，兵不血刃地渡過湘江。

然而，軍委縱隊的人馬一路龜速前進，一天一夜僅前進不到20公里。最終，國民黨湘軍、桂軍和中央軍三面形成合圍之勢，紅軍不得不血戰5天才渡過湘江。

血染湘江，是長征史上最慘烈一役。這枚由於指揮失誤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時就埋下了種子。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在共產國際的“包辦”下，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為了適應大轉移的戰況需要，黨和政府全部併入軍隊，黨政軍的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三人團”，毛澤東、朱德、劉伯承等紅軍領導則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憲，比王明小3歲，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底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3年半回國。留蘇期間，博古與王明是同學，都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重要成員，在蘇聯歷次“路線”鬥爭中，博古站隊站得好，深得第三國際賞識。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壞後，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薦，年僅24歲的博古火箭式躥升，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王明臨走前反覆叮囑博古：無論什麼事都要請示共產國際，不要擅自行動。

年紀輕輕的博古成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李德躋身最高“三人團”，則是一系列“誤會”和“巧合”的結果。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28年前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奧托·布勞恩來到了中國上海。那時他可不是什麼共產國際派給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派來給國際間諜佐爾格送經費的交通員。

共產國際確實派了一位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後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著稱。然而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奧托·布勞恩便頂了這個“空缺”。博古雖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國內一無威望二無經驗，於是拉著奧托·布勞恩這個並非正牌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當大旗。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併，對外稱“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總負責人。同年9月，奧托·布勞恩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軍事，全盤倚仗洋顧問李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能做的只是發電文執行。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只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裡按地圖指揮戰鬥，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在最高“三人團”的決策下，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後的行軍隊形往往是：紅三軍團為右翼，其後是紅八軍團；紅一軍團為左翼，其後是紅九軍團；中間是軍委第一、二縱隊，紅五軍團負責殿後。這種行進陣式，被劉伯承譏笑為“抬轎子行軍”。

當時，中央決定所有可搬走的東西都要搬走，甚至病號的尿盆也捎上。這種“大搬家式”的戰略轉移，使得紅軍戰鬥力大減。各路紅軍抬著軍委縱隊的“轎子”，既暴露了目標，也給蔣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時間，讓他得以調兵遣將，在湘江東岸佈置了鐵桶陣。

經過一番血戰，中央紅軍總算過了江，但從長征出發時的八萬餘人，銳減為三萬餘人。面對大批紅軍戰士的犧牲，博古幾乎精神崩潰，而李德不但不檢討，反而暴跳如雷，把慘敗的責任全推到紅軍指戰員的執行上。

不過，也有讓李德惴惴不安的事：從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組織遭破壞後，瑞金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就中斷了（信號需要在上海過橋），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聯繫不上了。

由於聯絡中斷，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過日本報紙，才知道長征開始了。王明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恢復長征中的電訊聯絡。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個熟悉無線電的波蘭人前往中亞，李立三還專門派了兩撥人，背誦無線電密碼本後經過新疆尋找紅軍，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陳雲奉命離開長征隊伍，輾轉多地，好不容易趕上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式，才把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消息帶到莫斯科。而中共與共產國際正式恢復電訊聯絡，還得等到1936年的瓦窯堡會議之前。

現在看來，中共中央與莫斯科暫時失去聯繫，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寶劍”，中共頭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腳的緊箍咒。

“我的腦袋沒有被壞掉”

長征初期的毛澤東，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然而，隨著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早已被排擠出了中央領導層。

事實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與一直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毛澤東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左”傾冒險主義佔據了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從那時起，親自創建了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毛澤東就處於被排斥和打擊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被撤銷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書記職務。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又進一步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毛澤東被完全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擊和罹患嚴重的瘧疾，讓他在福建長汀醫院修養了半年之久。

現實其實已經明確了孰對孰錯。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指揮下，中央蘇區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中，毛澤東雖然沒有了指揮權，但周恩來、朱德等在實踐中認識到中央要求紅軍先發制人的命令是錯誤的，果斷地採取了毛澤東主張的集中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取得了勝利。

然而，1933年初，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博古等人把中共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也帶來了更嚴重的錯誤路線。博古、李德等拒絕採納毛澤東的正確建議，使得紅軍由勝轉敗——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戰略指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1933年春夏，毛澤東回到瑞金，卻仍被打入“冷宮”。為了避免在“肅反”中授人以柄，毛澤東幾乎不與人主動交往。他曾回憶說，“我就在一個房子裡，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 “那個時候，我的任務就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壞掉。”

毛澤東忍辱負重，但博古仍急於“甩包袱”，甚至在長征隨軍的領導幹部名冊中都沒有毛澤東的名字，是周恩來同博古、李德據理力爭，博古才勉強同意重新把毛澤東加入到中央縱隊的名單中。對此，當年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在幾十年後說：“若果他(指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個樣子。”

雖然周恩來為毛澤東爭取到了隨軍的名額，但毛澤東本人卻不願意走，他上書中央，表示要留下來打游擊。周恩來知情後，當即騎馬從瑞金趕到毛澤東住的於都縣，在夜雨中同毛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來騎馬回瑞金，見到博古就講了一句話：“他同意跟著走了。”

周恩來談了一夜，可見勸說艱難。1934年10月18日，毛澤東隨中央縱隊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書籍，一把雨傘，兩條毛毯，一件舊外套和一塊油布。

在見證者的回憶中，他憔悴得讓人心疼：

“長征之初，毛澤東40歲。他雙頰深陷，憔悴消瘦，黑髮長得幾乎齊肩，兩眼炯炯發光，顴骨高聳，看上去很難受。他患瘧疾，經常復發，一病數月。儘管教會醫院出身的傅連暲醫生使盡了渾身解數，他還是處在半恢復狀態，感到虛弱和乏力。”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的暗夜：遠離決策中心，無人理睬，身體虛弱，疾病纏身。

也正是在這時，毛澤東堅持的正確主張雖然得不到執行，卻在默默產生著影響力。

在政治局內，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來自蘇聯的“國際派”，無論怎麼投票都是多數。但是，在血的教訓面前，“國際派”其實已在發生著分化。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國際派”中已經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帶來的並不是勝利。很自然地，他們與曾經批判的對象——毛澤東漸行漸近。

張聞天筆記記載：“在長征出發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澤東同志閒聊，我把對中央的不滿全坦白了。從此，和毛澤東同志親近起來，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長征開始時，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軍團之中，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讓他們幾個湊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參加中央決策。毛澤東立即對這種安排提出了反對。經過爭取，博古最後“開恩”，把他們仨都安排在中央縱隊，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監管。

如果毛澤東沒有和張聞天、王稼祥編在一起並朝夕相處，很大可能，不會有遵義會議。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歷史，就因為一個小小的細節開始改寫了。

擔架上的謀略

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從左至右）的資料照片。

中央縱隊從江西於都出發後，毛澤東、王稼祥都躺在擔架上，行軍中常伴左右。

毛澤東體格消瘦，身患瘧疾剛恢復，無力走路。王稼祥則是在1934年4月遭遇空襲，被炸穿了肚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醫療條件簡陋，無法取出彈片，只好採取保守療法，王稼祥只能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

可以說，在從蘇聯回國的那一批人中，王稼祥是最早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才能的人。

王稼祥在留蘇期間，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被稱為“紅色教授”。雖然他也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因為對中國的情況缺乏瞭解，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並因此很受重用，成為王明派到中央蘇區的第一批留蘇幹部。

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後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副主席。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樣，認為“山溝裡出不來馬列主義”，還曾批判毛澤東“經驗論的落後思想”，不過與毛澤東見面後，他就被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王稼祥回憶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說：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瞭，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在與一身學者氣質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讚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有見地。

從此以後，這對革命家就惺惺相惜。

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後，王稼祥與毛澤東一起指揮戰鬥。他親眼看到，在中央蘇區，凡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總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辦的，就往往適得其反。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並在政治和軍事觀點上越來越傾向於毛澤東。

在毛澤東備受打擊的寧都會議上，王稼祥亦秉理直言：“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這一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澤東都感到意外。畢竟，在當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環境裡，沒有一顆立黨為公的公心，這番話是不敢講的。

毛澤東曾經說：“有書本知識的人，應向實際發展，然後才能不停止在書本上，才能不犯教條主義錯誤。”正如其言，王稼祥就是一個在“實際發展”中糾正了教條主義錯誤的“紅色教授”。

不過，也正是因為王稼祥脫離“左”傾“國際派”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擠、打擊的對象。

由於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與李德意見向左，王稼祥不僅完全離開了工作，還險些被留在中央蘇區養傷而不能隨軍轉移。幸而周恩來提出抬也要抬走，王稼祥這才被抬出醫院，跟上大部隊。

毛澤東、王稼祥一路相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後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兩人的擔架經常會碰到一起。

“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這樣描述。

毛澤東亦曾多次講過，王稼祥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

遵義會議時，王稼祥帶病出席了三天會議，並在雙方勢均力敵時站了出來說，“事實證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 後來，毛澤東多次對人說：“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長征之後，王明在武漢搞“第二中央”。王稼祥又從蘇聯帶來了共產國際極為重要的指示：“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鬥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這是王稼祥第二次在黨內維護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冷板凳”

在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擔架旁，相伴而行的是騎著馬的張聞天。

此時的張聞天，名義上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黨內僅次於博古的“二把手”，實際上也在坐著“冷板凳”。

張聞天化名洛甫，出身大戶人家，留日、留美、留蘇，早年熱衷文學創作和翻譯，有長篇小說問世，郁達夫評價他完全能成為一個詩人。在莫斯科，他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回國後，張聞天在黨內地位不斷提高，先是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隨後又成為僅次於總書記博古的黨內領導人。

作為具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革命家，張聞天對“左”和“右”一直都保持著理論警惕。在中央蘇區，他就撰文批判過極“左”現象，如排斥知識分子，在肅反中的亂抓亂殺現象等。張聞天與博古很快分歧叢生。

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戰役總結會上，張聞天與博古的分歧由暗到明。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描述，洛甫和博古之間，發生了激烈衝突。洛甫說，不應該打消耗戰。博古反脣相譏，說洛甫採取了普列漢諾夫對列寧採取的態度（即右傾機會主義）。洛甫又說，咱們中國的事，不能全聽李德的，得有自己的主意。

與博古衝突激化之後，張聞天和毛澤東逐漸越走越近。

不同於王稼祥，他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不過，分管政府工作後，他並沒有像博古那樣孤立毛澤東，而是時常聽取他的意見。接觸越多，他越發現，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比如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等策略上，兩人的觀點完全一致。

1934年8月敵機轟炸瑞金，黨中央遷至雲石山，毛澤東和張聞天一同住進雲山古寺，兩人有了長時間深入交流的機會。張聞天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原來，毛澤東絕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對中國革命未來圖景的描繪，讓張聞天刮目相看。

廣昌戰役的那場爭論之後，博古派張聞天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實際上是把他排擠出了中央。長征快要出發以前，張聞天才從閩贛回到瑞金。當時關於長征前的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張聞天則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在中央縱隊，毛澤東和王稼祥由擔架抬著行軍，張聞天騎馬與兩副擔架同行。他們三人在行軍中一有時間就相互交談，討論問題。

張聞天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不久，李德發現三人接觸甚密，想從中阻撓，於是找來王稼祥、張聞天，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但此時這兩人對他已不屑一顧。李德在回憶錄中還在“抱怨”，毛澤東不顧紀律四處活動，一會兒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兒找那個政委談，導致對博古和他的批評越來越多。

當時，紅軍中有最高“三人團”，即李德、博古、周恩來，起著主要的領導作用。這時，在長征中央隊中卻形成了另一個“三人團”———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這個中央縱隊“三人團”，雖然成員都處在備受“冷落”的地位，卻將使中國革命絕處逢生。

“橘林談話”

中央紅軍翻過老山界後，情報顯示，蔣介石已經識破了紅軍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並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專等紅軍去鑽。

張聞天迅速把情報告訴毛澤東。此時，維持黨和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大事。毛、張二人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張聞天隨即向周恩來提議召開臨時緊急會議。

12月12日，在通道縣城的恭城書院（另說在縣城一戶人家的偏房裡），參加臨時緊急會議的七個人在講堂裡坐下來。如今，書院模擬還原了當時的會議場景：六把座椅圍著一張方桌擺開，毛澤東的那把椅子擺在一角，似乎是個旁聽者。

從寧都會議被解除兵權以來，這是毛澤東首次對軍事行動有了發言權，儘管只是以列席會議的身份參加，仍意義非凡。

通道會議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僅李德的《中國紀事》回憶錄裡有所記載。李德說他主張中央紅軍按原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被毛澤東“粗暴打斷”了，後者主張放棄北上湘西，轉而西進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張聞天、王稼祥異口同聲表示“贊成”，周恩來也表示贊成。一番激烈爭吵後，李德憤然中途退場。而早已沒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覺得毛澤東的提議有道理。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避免了紅軍重蹈湘江覆轍。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書中說：“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三萬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此後，紅軍出其不意地由被動逃跑轉向主動進擊，挺進貴州，攻佔黎平，不僅把蔣介石的“圍剿”軍甩在湘西，還贏得了喘息之機。

黎平縣城的翹街相當繁華，翹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鋪，宅院寬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鋪召開會議。博古仍然堅持中央紅軍由黔轉入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並認為這是共產國際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澤東不同意博古的意見，堅決主張繼續向黔北進軍，以遵義為中心開闢根據地。張聞天、王稼祥繼續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瘧疾未能參會，當週恩來把會議決議譯文給他送去，他看後大發雷霆，用英語和周恩來吵了起來。周恩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面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屋子裡頓時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來，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蠻橫，與後者徹底決裂了。

此時，博古、李德頭上的光環已經被徹底打破。紅軍上下認識明確，讓錯誤的人繼續掌權，錯誤就很難避免。可是，正當敗軍之際，誰來臨危受命呢？

遵義會議前，張聞天與王稼祥之間有一個著名的“橘林談話”。對此，時任紅一軍團第2師4團團長的耿飈回憶：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一片橘林裡，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擔架放下來休息時，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感到憂心忡忡。王問張：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周恩來和朱德“這次毫不猶豫地支持了”。

耿飈對張聞天推舉毛澤東之舉作了這樣一個評價：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如果不是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就只能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從組織上讓毛澤東進入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後一天，貴州中部飄起大雪，大地銀裝素裹。中央紅軍到達了甕安縣猴場，把從土豪家裡沒收的財物拿出來，分發給當地窮人。市場上一片紅火，街上到處笑逐顏開，洋溢著辭舊迎新的氣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博古、李德依舊堅持原來的行軍路線，毛澤東毫不客氣地予以批駁，並堅持黎平會議的立場。沒有經過激烈的爭論，博古、李德的建議就被會議否決了。

會議解除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1月，中央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佔遵義。

紅軍司令部駐在軍閥柏輝章的豪宅裡，遵義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中央軍委和紅一方面軍都在這裡有辦公室。周恩來和鄧穎超住在二樓；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來作為遵義會議籌備人，事無鉅細。“我們中午進屋後，周副主席上下巡視了一番，指出：‘作戰科住樓下，把樓上那間大房子打掃佈置好，供開會用。’……下午周副主席又親自檢查一遍，表示滿意。”當時在總部工作的呂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書中回憶說。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不久曾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來的運籌下，毛澤東住在一棟兩層樓的洋房，賀子珍和他住在一塊；張聞天、王稼祥也住在這裡，離開會的地點比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邊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裡。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樓裡，便於隨時交談關於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些問題。

對於會議發言順序，周恩來也做了精密的“排兵佈陣”，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這樣的安排：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發言；毛澤東發言；王稼祥發言；其他與會人員自由發言。

遵義會議舊址。

1935年1月15日夜，遵義會議召開。這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參會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列席。

為什麼要開擴大會議呢？毛澤東在20多年後回顧說：“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裡我只有一票。後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這樣，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後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這樣，才有了遵義會議。”

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周恩來便通知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這為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連開三天，博古在報告中為失敗進行了辯護。博古作完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在主觀因素上明顯與李德、博古劃清了界限，還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明確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從主觀上作了檢查，作了自我批評。

“他出以公心，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這種正確態度，對扭轉會議形勢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他站出來，會議要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說。

周恩來之後，張聞天架起了“當頭炮”，這份報告後來被稱為“反報告”。張聞天發言時手裡拿著個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的集體創作”。張聞天在黨內威望很高，由他把三個人研究了一週的話講出來，分量很重。

毛澤東的發言也不同尋常，他足足講了一個多小時，深刻地分析了軍事錯誤的癥結所在。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指出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甚至說“如果繼續這樣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李德坐在門口，聽著伍修權的翻譯，處境狼狽。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在他的《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書中，這樣描寫李德參加遵義會議時的情景：李德處境很不利，遠遠地坐在門旁，只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他們在說什麼。博古發言時，他的臉漲得通紅，當毛澤東開始抨擊他時，他的臉又變白了……

遵義會議在1935年1月17日結束，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事實上確認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老毛行”

遵義會議後，遭到批評的博古與中央軍委縱隊的同志一起離開遵義向北行進。一路上，博古常常深思不語，鬱鬱寡歡。

1935年2月5日，紅軍到達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小村莊。政治局決定在這裡開會，討論中央領導人選。

會前，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同他進行了推心置腹的長談。這番長談沒有留下文字記載，但博古對徹底打開自己心結的那些話語印象極為深刻，曾對不少人談及。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派陳雲、潘漢年分別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博古向潘漢年詳談了自己為何交權、為何讓毛澤東回到中央領導核心的思想過程。後來潘漢年依據自己的記憶，對這番長談有大略記載。

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瞭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博古說，周恩來所言甚是，中國革命靠誰的領導才能取得勝利，而除了勝利我們還有什麼東西不能放棄的。

此時的博古，也在不斷反思著他和李德一系列的“左”傾軍事錯誤。

湘江慘敗後，博古就曾經掏出腰間的手槍，朝自己瞎比劃。這一幕恰被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看到。他趕忙制止博古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鬧著玩的！”博古這才知道自己失態了。

通道會議上，博古在是否與湘西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關鍵問題上，也亮出了轉變的“首秀”。這是博古第一次在紅軍最高決策會議上，直面李德而否決李德的主張。

遵義會議上決定取消“三人團”，對這一點，博古是服氣的。會上，面對眾人疾風暴雨般的批評，博古經受的內心煎熬可想而知。作為大會主持人的他，可以打斷、反駁任何人的發言甚至禁止這些發言，但博古沒有這樣做，他保障了所有與會者暢所欲言的權利，認真聽取了每一句批評。

遵義會議後，也並不是每個人都一下子轉變過來。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就有不同意見。凱豐曾對博古說：“對錯誤路線的批判，我還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博古對凱豐說，局勢已經定了，不好再講什麼了。

想通了之後，博古將裝有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箱子，痛快地交給了張聞天。

再後來，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陳昌浩分別找博古，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國燾領軍8萬，多過中央紅軍數倍。如果他們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勢怎樣，可想而知。

面對張國燾、陳昌浩的拉攏，博古是非分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毛澤東後來曾對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新“三人團”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但是到毛澤東“名副其實”地擔任領導核心職務，這中間還有一段曲折。

紅軍二渡赤水後，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但這個規定只是針對這次戰役，戰役結束，任命也就結束了。

當時，很多紅軍將士求戰情緒高漲。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聯名向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發出一封“萬急”電報，建議中央紅軍主力攻打打鼓新場。

電報是凌晨1時發的，看得出來，這是林彪思考一夜的結果。當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的問題。

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但其餘參會人員都贊成林彪、聶榮臻的建議。毛澤東反覆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表達堅定態度，但沒能說服大家。

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在座中有人毫不客氣地頂撞毛澤東：“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毛澤東憤然離席。

主持會議的張聞天沒有辦法，舉手表決。舉手表決不但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還把剛上任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

深夜，毛澤東決定對這次勢必損失巨大的戰鬥進行最後挽回，他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說，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晚一點發吧，還是得好好考慮一下。周恩來被說服了，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同樣被說服的，還有與毛澤東常年並肩戰鬥的朱德。

第二天重新開會，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也得到恢復。

後來，毛澤東在闡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時，就曾以苟壩會議為例：“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散會之後，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行軍打仗，臨機決斷，更不適合搞泛民主化的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3月12日，中央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軍事指揮機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

新“三人團”的成立，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此後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烏江、西進雲南，巧過金沙江，跳出敵軍的包圍圈，毛澤東書寫了長征以來的得意之筆。

文|馬楠 孫文曄

插圖|傅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