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擇關頭見初心繫列之二：分道1927，血泊奮起

引 子

98年風雨兼程，中國共產黨，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隊伍，創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蹟”。我們常說，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這種選擇，又何嘗不是緣於一代代共產黨人共同的人生抉擇。

當中華大地風刀霜劍，群芳凋零，是這樣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從屍山血海中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奔向南昌，拿起了槍桿子……生死、進退、去留、榮辱……越是抉擇關頭，越考驗著共產黨人的初心。

歲月荏苒，大浪淘沙，對人民的忠誠、對家國的擔當、對理想的激情，最終繪就了優秀共產黨人的信仰底色，沉澱為蘊藏於血脈深處的精神力量。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見證者。讀懂中國共產黨人的抉擇，就能明白百年中國跌宕前行的征程中，那無數令人驚歎的奇蹟源於何種無堅不摧的力量。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之際，讓我們一同致敬革命先輩的奮鬥歷程，體悟初心與使命的千鈞重量，讓歲月沉澱的精神力量，激勵我們跨越新時代的“雪山”和“草地”。

1927年的中國，風刀霜劍，群芳凋零。

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滿懷著熱忱和希望，與國民黨合作開啟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戰爭烽火未息，國民黨反動派就背叛革命，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諸東流，共產黨人的鮮血染紅中國。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瞭解的黨。”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失敗的大革命，亦是中國共產黨人認清革命目標的新起點。

這一年，從屍山血海中爬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揩乾淨身上的血跡，奔向南昌，拿起了槍桿子。

中國革命的“苦力”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舉行。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包括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

會議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國民黨進行全面改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國共兩黨經歷了許多曲折，終於走到了一起，拉開了大革命的序幕。

毛澤東後來提到國民黨“一大”時說：“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後，1924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我們幫他辦好……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鮑羅廷的話他都聽。那時候叫做‘以俄為師’，因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敗。”

國民黨在敗退臺灣之後，曾出了一部《國軍政工史稿》書，在裡面酸溜溜地反省當年國共合作：“中共分子爭事不爭權。願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將握有實權之黨代表職位儘量讓與國民黨黨員；你不干我幹。凡某一政工職務為國民黨黨員所不願為，不屑為或不能為者，他們欣然接受，全力為之；表現能力，表現服務精神，勞苦譭譽在所不計。”

無論怎麼看，這些話都更像是在誇獎中共肯吃苦——事實上就連共產國際派給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也說：“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

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中國共產黨甘為革命的苦力。中國共產黨人，是那樣滿懷希望和理想，熱情地加入國民黨，將國共合作視為革命的大道。那時的國民黨，確實有著和共產黨相同的時代目標：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強、除軍閥。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東征，工農運動蓬勃興起……

在中共的幫助下，國民黨省、市一級的地方黨部日漸健全，許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省市級黨部負責人，得到了實質的鍛鍊。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創立，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幹，廣東等省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

英才輩出的黃埔軍校，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1924年11月，剛從歐洲回國的周恩來就擔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來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派他回國負責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二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張申府的大力推薦。張申府一共推薦了15名在國外讀過書的優秀共產黨員，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周恩來。

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的周恩來

26歲的周恩來英氣逼人，朝氣蓬勃，一到任就大刀闊斧地著手改革。他參照蘇聯創建紅軍的經驗，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時，他注重傳授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開設政治課，聘請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熊雄、葉劍英等人擔任政治教官，請毛澤東來軍校教課。

那時的周恩來，就已經展現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黃埔學生雖有國共之分，但周恩來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敬重。1926年4月，在周恩來受“中山艦事件”波及辭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職務時，蔣介石的得意門生胡宗南卻不避嫌，前去送行。雖然他年長周恩來3歲，仍稱周恩來“您永遠是我的老師”，為蔣介石留不住這位傑出人才而惋惜。

周恩來的努力，使原來近乎於空殼的政治部，很快就做得有聲有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都由共產黨人直接領導。而周恩來制定的政治工作制度，後來在國民革命軍中得到了大力推廣。

1927年，北伐開始，北伐軍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共產黨人的政治工作，讓這支軍隊區別於“當兵吃糧”的舊軍隊，有了最基本的目標和信念——打倒列強、除軍閥。國共分裂後，大量擔任黨代表的共產黨人離開了國民革命軍，也帶走了這支軍隊的靈魂。由黃埔軍校校長出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雖然藉此收羅了大批稱其為“校長”的嫡系門生，卻讓這支軍隊倒退回了忠於某個人的舊軍隊之路。

北伐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不但是中國革命的“苦力”，也是革命的“馬前卒”、“急先鋒”。

北伐軍中，葉挺獨立團是個“另類”。說其“另類”，不只是以團長之名冠名的獨特番號，更在於其領導機制。北伐軍普遍是由國民黨人掌握軍事領導權，共產黨人則在部分軍隊中擔任輔助性的黨代表，負責政治工作。唯獨葉挺獨立團，團長葉挺是一位共產黨員。

1925年，葉挺從蘇聯回國，正逢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將領陳銘樞、張發奎邀他加入軍隊，30歲的他只提了一個要求：當團長就要當獨立團團長。口氣雖大，卻不狂妄。

葉挺將軍像

葉挺的履歷很有分量。他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曾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陳炯明叛變並炮轟總統府時，他率部苦戰，保護孫中山和孫夫人脫險受到特別嘉獎。

但軍閥混戰、百姓受難，讓葉挺對舊軍隊失去了信心。1924年，葉挺辭去軍隊職務，到蘇聯留學，期間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同年12月，經同班同學聶榮臻、王若飛介紹，葉挺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

初上北伐戰陣，葉挺獨立團馳援湖南安仁，以一團之力擊潰了敵軍六個團，一戰成名。自此葉挺獨立團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先鋒，從湖南殺入湖北，戰無不勝。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攻破吳佩孚的最後要地武昌。武昌之戰前後拉鋸了1個月，打得異常艱苦。第四軍各師、團均成立了奮勇隊（敢死隊）。葉挺獨立團一營營長、共產黨員曹淵在登城強攻時頭部中彈犧牲，年僅24歲。經此一役，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葉挺，更是以團長之職破格晉升為少將，被譽為“北伐名將”。

攻克武昌後，葉挺獨立團收殮了攻城戰中遺留在城下的屍體，在武昌附近的洪山建立起一座宏大的烈士墓，碑文上刻上了曹淵等191位烈士的姓名。墓碑的右邊，還刻上了四句話：“烈士之血、主義之花、諸烈士的血鑄成了鐵軍的榮譽、無產階級的犧牲者”。

最後一句，第四軍代軍長陳可鈺開始不同意寫上，“太紅了”。葉挺則堅持說：“在肇慶的時候，你就說我們太紅了，當時我說要紅才能打仗，現在不是已經證明了嗎？”

經過鬥爭才寫上的這句碑文，最清楚地說明了葉挺獨立團官兵的奮鬥目標，也表明了部隊的性質。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還只有這麼一個團的軍隊，卻已經在北伐戰爭中顯示出她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強大的戰鬥力，這也為後來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最初的基礎。

兩年後，朱毛會師井岡山，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一支紅軍卻以“四”為番號，沿用的正是“鐵軍”之名。

十年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方游擊隊編為新四軍。陳毅起草的《新四軍軍歌》，第一句歌詞就是——“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

“湖南當推第一”

北伐軍誓師

1926年8月，北伐軍勢如破竹，僅用一個月就席捲湖南。身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到了長沙。

北伐，是蔣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資本。在這個北伐軍攻克的第一個省會城市，蔣介石意氣風發：“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

這話在今天聽來，讓人難忍一笑。蔣介石也算“未卜先知”，只是他算準了“湖南當推第一”，卻沒算準是不是自己“革命成功”。

最終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就是最著名的湖南人——毛澤東。在革命征程中披肝瀝膽、浴血而來的共和國將帥中，十大元帥中有三位湖南人，十大將中有六位湖南人。

而蔣介石，卻站到了革命的對立面。

三個月前，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發動“整理黨務案”，把共產黨人排擠出了國民黨中央領導機關。

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有四分之一是共產黨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等部長由共產黨人擔任。

毛澤東就是因為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辭去了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職務。但對於毛澤東來說，這並不重要，他已經找到了屬於他的革命之路、未來之路。

北伐戰爭進行的同時，1927年1月4日，時年34歲、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開始了對湖南農民運動的實地考察。

毛澤東這次考察歷時32天，行程700公里，足跡遍及5個縣，廣泛接觸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幹部，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毛澤東親眼看到，農民紛紛成立了自己的政權組織——農會，打土豪、分田地，轟轟烈烈，如火如荼。泥腿子們第一次當家做主，農村大地出現了新氣象。

歸來後，毛澤東寫下了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獻：《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大量確鑿的事實，駁斥了攻擊農民運動的種種謬論。經過這次考察，毛澤東更加肯定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農民問題是決定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必須放手發動農民、組織和依靠農民，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單行本，瞿秋白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也正是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時，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示警：“現在是群眾向左，我們黨在許多地方都是不與群眾的革命情緒相稱，國民黨更不消說，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

這並不是共產黨人首次察覺國民黨內部的反動傾向。在大革命的肇始之地廣東，中共廣東區委較早地意識到了危險迫近。他們在1926年11月給中央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不能希望新軍閥能長期同我們合作，“要預備我們的力量，去組織民眾，強固民眾的勢力。”12月，廣東區委負責人周恩來更公開發文，警告人們對國民黨新右派的分裂活動應當在精神上和實際工作中有所準備。然而，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卻認為這類看法是“極大的極危險的根本錯誤”，“將發生極大的惡影響”，要求加以糾正。

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核心領導人，陳獨秀原本對共產國際推動的國共合作極力反對，在共產國際的嚴令重壓下，他雖表示服從，仍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有條件”的：孫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從他個人等原有的入黨辦法，改組國民黨。在國共合作初期，他也同孫中山爆發過直接的衝突。

然而，在國共兩黨的合作正式實行之後，特別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分裂活動愈演愈烈的時候，陳獨秀在共產國際高壓下，一味地妥協退讓、委曲求全。

1926年3月，蔣介石策動“中山艦事件”，中共中央一讓，接受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撤回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

5月，蔣介石推出“整理黨務案”，中共中央再讓，陳獨秀甚至命張國燾趕赴廣州，強令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職的共產黨員接受“整理黨務案”，擔任部長和代理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

如何處理國共兩黨的摩擦？在中共內部不止一次地討論過，但共產國際和陳獨秀都擔心樹敵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張以退讓求團結。甚至，他們在黨內提出取締“機會主義做官熱”，限令已經當了縣長的共產黨人立即辭職，幾度拱手讓出了軍權、政權。

隨著共產黨和工農階級的壯大，由誰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問題，也不止一次地提出過。但陳獨秀總覺得“無產階級還很弱小”，不足以擔起國民革命的重任。他曾經發文表白說，“國民革命時期不會有共產黨爭權的事”，共產黨應首先幫助國民黨贏得“二月革命”，再進行“十月革命”。

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遷就蔣介石這個陰謀家，思想根源就在這個“二次革命論”。即認為這一階段中國還只是進行國民革命，待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共產黨再進行革命，所以，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前無論如何也不能破裂。

然而，正如毛澤東在後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所指出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兩年前只靠幾百名黃埔學生起家的“校長”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攫得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人部長、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軍政要職，權勢炙手可熱。

俗話說：“人一闊，臉就變。”蔣介石，這個曾經的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看上去革命骨子裡反共的國民黨新貴，在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之後，實行軍事獨裁的野心日益暴露，很快就要正式“翻臉”了。

血流成河

1927年時，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已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同時也是最大的工業城市。這裡有300萬人口，80萬工人。中共中央長期駐在這裡，就是想以這裡為中心開展工人運動。

1926年12月，在廣州名揚一時的周恩來突然消失了。這一時期，國民黨中央遷往武漢，並沒有人留意周恩來的行蹤。他祕密化裝到了尚處於直係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上海，擔任了中央組織部祕書兼軍委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軍事工作領導者。

在上海，周恩來連續組織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終於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義取得成功，兩千多人的工人糾察隊迎接北伐軍東路軍入城。

蔣介石隨後也到了上海。

此時的蔣介石不但有權，而且有錢。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已在他的控制之下，江浙財閥成了他的“金主”。反對進步的財經政策、敵視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讓他們沆瀣一氣。蔣介石成了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此時也已是“司馬昭之心”。赴上海之前，在蔣介石的指揮或授意下，江西爆發了一連串針對共產黨的暴力事件。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到了圖窮匕見的緊要關頭。

即便是此前一再遷就蔣介石的陳獨秀，這時都動了罐破水灑的念頭，在蔣介石抵達上海的當天上午，陳獨秀準備了一個“很大的防禦的流血的犧牲”，他稱“這個鬥爭比暴動意義更大”。

然而，鮑羅廷對於蔣介石的異動竟然毫無警惕，繼續充當“和事佬”。剛剛踩下油門的陳獨秀，只好馬上又踩了剎車。更糟糕的是，陳獨秀把希望寄託在蔣介石的政敵汪精衛身上。

1927年4月5日，由陳獨秀起草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在《申報》發表，稱國民黨將驅逐共產黨是謠言，“兩黨同志果能開誠合作，如弟兄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

宣言一出，許多人緊繃的神經鬆懈下來。蔣介石也假意表示允許上海工人組織保留武裝，並派人贈給上海總工會一面寫有“共同奮鬥”字樣的錦旗。

在自我麻痺之後，對方又來麻痺，上海的局面似乎緩和下來，陳獨秀安心地離滬赴漢。已經佈置好一切的蔣介石則去了南京。

4月11日傍晚，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總隊長趙世炎獲得密報，當晚有青洪幫組織的大批流氓襲擊工人糾察隊。情況緊急，讓人去通知周恩來商量對策來不及了。趙世炎便以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部名義，發公函致第二十六軍司令部，要求萬一發生不幸事件時給予援助。

送公函的人很快回來報告說：“二十六軍不願答覆！”趙世炎心下更感不安。

第二十六軍原屬孫傳芳的五省聯軍，起義後才編入國民革命軍。與老國民革命軍相比，這支部隊受革命思想影響較小，所以被蔣介石派到上海，作為向工人糾察隊開刀的主力。

此時，周恩來已經被扣在了第二十六軍二師師部。蔣介石離滬前，下達了對周恩來下手的密令。執行人正是二師師長斯烈。

斯烈的弟弟斯勵是黃埔三期學生，與周恩來有師生之誼。斯烈藉著這層關係，把周恩來誑到師部“會談”。周恩來並不是不知危險，還是勇赴“鴻門宴”。

周恩來身陷險境的消息火速傳遞給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他立即找到與第二十六軍聯絡的共產黨員黃澄鏡，請他設法營救。黃澄鏡趕到第二師師部時，房間裡的桌椅已被推翻，茶杯、花瓶碎了一地。周恩來正怒視斯烈，大聲斥責：“你還是總理的信徒呢。你們公然叛變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你們這樣是得不到好下場的。”面對斥責，斯烈不得不低頭說：“我也是奉命的。”

周恩來對斯烈曉以大義，同時分析了國民黨各派矛盾，揭露了蔣介石的本來面目。本就對蔣介石心存忌憚的斯烈，既被周恩來所感，也是為了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給自己留出路，最終釋放了周恩來。

然而，就在周恩來被扣押在二師師部的時候，蔣介石早已佈置好的“清共”計劃啟動了。

4月12日凌晨，上海工人糾察隊全部被解除了武裝。隨後，屠殺開始。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

而這僅僅是血流成河的開始。

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

6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被捕。他是被魯迅先生贊為“後生可畏，青出於藍勝於藍，中國大有希望”的陳獨秀長子，幾年前赴法留學時，和周恩來一起創建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陳延年臨危受命，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不幸被捕。

因為陳延年的特殊身份，敵人對他施盡酷刑以圖獲取黨組織的祕密，而陳延年寧死不屈。被捕九天後，無計可施的敵人將他押赴刑場。面對敵人的屠刀，這位革命者幾次被強按在地後，都一躍而起，昂然挺立。最後，劊子手惱羞成怒，一擁而上，再次將他按倒，以亂刀殘忍地將他殺害。

幾天後，接替陳延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趙世炎也被捕了。他和周恩來、陳延年一同創建的中國少年共產黨，曾是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這位上海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本有機會離開上海，但他選擇了留下：“延年剛到上海，情況不太熟悉，讓我留下來配合延年同志工作吧！”

7月19日晨，趙世炎在上海郊外的楓林橋畔慷慨就義，年僅26歲。

屠刀，砍下了革命者的頭顱，卻嚇不住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繼的堅定步伐。

“四一二”的腥風血雨中，中共“五大”召開了。1927年4月27日，代表全國5.8萬名黨員的82名代表冒著白色恐怖匯聚漢口，共商對策。

會議第二天，傳來了李大釗在北京被殺的消息。

“我不能走”

李大釗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第一位共產黨員。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西湖會議，決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會後，李大釗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此時，剛好是孫中山一生中最落魄的時候。1922年6月16日凌晨，陳炯明叛變革命，包圍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流寓上海。這次慘重的失敗，幾乎令他“憤然一死以殉職”。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第一次見面，就一見如故，兩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記載：“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

後來，宋慶齡問過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中山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時的孫中山，看到了共產黨煥發出的勃勃生機，要藉以改造國民黨。他還無法預見，這個剛剛誕生的黨，是讓病體沉重的中華民族重煥青春的強大心臟。

國共合作時期，李大釗兼任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部長，領導著京、直、魯、豫等北方15個省區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東有張作霖，西有閻錫山，南有吳佩孚的人馬。危急下，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通過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懇請蘇聯提供軍火援助。有了李大釗的奔走，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並得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這才具備了與北方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作為北方革命運動的領導人，李大釗自然被軍閥們視為“眼中釘”。

1926年4月，直奉魯豫聯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地開進了北京。對於城中的革命者，聯軍隨即公佈的治安條例裡特別規定：“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 6月，張作霖進京執掌北京政權，任“討赤聯軍總司令”，隨即將捕殺李大釗等人列為特別緊迫的軍事行動。

李大釗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就待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的舊俄國兵營，距離被張作霖當做大元帥府的順承王府不遠。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李大釗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緝，帶著國共兩黨機關以及一家老小，搬到了這裡，此後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當時的中國從北到南，戰火不休。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接南北革命鬥爭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匯聚到俄國兵營裡那座小院，再祕密地分轉出去。

北方革命力量此時的發展也如火如荼，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產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200餘人發展到4300餘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大帥府祕書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在蘇聯使館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等33人，以及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

李大釗本有脫身的機會。

兩天前，與李大釗有交的楊度，獲知張作霖即將動手，當即想方設法把消息通知了李大釗。而李大釗卻沒有走。

其實，早在楊度之前，就不斷有同志、學生、親人、友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當時在帝國主義的攛掇下，蔣介石、張作霖合作反共的說法甚囂塵上，北京城裡的風聲一天緊過一天。李大釗卻總說：“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誰來做呢？”

李大釗等人被捕的消息傳開，社會影響之大超過了張作霖的預料。事發後，京津各報社評，都為李大釗呼籲。營救李大釗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論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壓力之下，京師警察廳在抓捕李大釗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進行審理。

4月8日的《世界日報》上說：“李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鬚，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於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云云。”

李大釗光明磊落，問到後來，他乾脆說：“你們拿紙筆來，我自己寫好了。”於是，就有了後來被廣為傳誦的《獄中自述》。李大釗三易其稿，最後的成稿有2700餘字。

終日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釗，終於借這個機會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對於共產主義學說，李大釗承認“崇信不諱”。他說：“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一片赤膽忠心，襟懷坦蕩。

力主“討赤反共”的張作霖想要的絕不是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釗的同鄉楊宇霆做說客，許以高官厚祿，但也沒能從李大釗口中得到蘇聯“赤化”中國的證據和共產黨組織工農運動的情況。所以，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李大釗口供頗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李無確供”。

即便“無確供”，特別法庭還是在4月28日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決，立即執行。

張作霖不敢在天橋刑場公開處死李大釗，便決定使用從國外進口的絞刑架，在京師看守所裡祕密進行。

京師看守所，正是明清兩代的刑部監獄。清朝末年，譚嗣同曾在監獄牆壁上題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而後慷慨赴死。

30年後，李大釗來到了這裡。他第一個登上絞刑架，英勇就義，時年38歲。

就義前的李大釗

38歲的李大釗對於“死”沒有尋常人的懼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發表的短文《犧牲》中所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決裂

李大釗遇害的消息傳到正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全黨上下一片愕然。南方的國民黨，北方的軍閥，幾乎同時對共產黨舉起了屠刀。複雜局勢下，共產黨人一時茫然無對。

一個令人唏噓的細節是，汪精衛受邀列席了中共“五大”。此時，共產黨人仍然相信這位“總理信徒”，將他視為挽救革命的希望。

殊不知，人性的複雜在時間的延展中才會逐步呈現。幾個月後，汪精衛步蔣介石後塵，也叛變了革命；十一年後，汪精衛又背叛了國家和民族，投靠日本淪為漢奸。當年刺殺攝政王未遂，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慷慨少年，“奈何做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國民政府分成了“寧”、“漢”兩個，正在揮師北伐國民革命軍也相應分化成了兩支。這支軍隊中的共產黨人，不得不做出選擇。

1927年2月，蔣介石設在南昌的北伐總司令部，機要祕書、共產黨員蔣先雲接到了周恩來的密信，告知蔣介石已經走向反共，讓他儘快脫離蔣介石到武昌。

蔣先雲是湖南人，於1922年加入共產黨，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中共黃埔特別支部第一任書記。在眾多黃埔生中，蔣先雲有“黃埔第一人”之譽，源自他創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紀錄：入學考試、畢業考試，以及在校期間所有考試成績均名列第一。

蔣介石對蔣先雲是有知遇之恩的。在蔣介石任職黃埔軍校校長時，他就不曾掩飾對蔣先雲的厚愛，“北伐成功之時，我歸隱田園，黃埔軍校這些龍虎之將誰能領導啊，只有蔣先雲。”此後更是大加栽培提拔，封官至少將。

得知蔣先雲去了武漢，蔣介石捶胸頓足。他也給蔣先雲發了一封密信，“許以師長之位”，只要他能回頭。

然而，蔣先雲自此與蔣介石決裂，他拒絕了蔣介石的“師長之位”，在武漢國民政府所率的國民革命軍中當著團長，繼續參加北伐。

惜乎槍炮無眼，1927年5月27日，河南臨潁決戰，北伐軍與奉軍打得最慘烈的一仗中，率隊衝鋒的蔣先雲殞命疆場。周恩來得知蔣先雲戰死後，萬分痛惜，“蔣先雲是個將才，這是革命的損失！”

曾經的蔣介石“愛將”陳賡，也到了武漢。

陳賡是黃埔一期畢業生，與蔣先雲、賀衷寒被公認為“黃埔三傑”。蔣介石也十分看重他，評價他“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穩重，能刻苦耐勞，可以帶兵”。

陳賡和蔣介石的關係更“親密”——他救過蔣介石的性命。

1925年10月，黃埔軍東征，華陽戰鬥失敗，蔣介石身陷重圍，急火攻心：“我唯有自殺以成仁了。”是陳賡夜行一百六十里，揹著蔣介石衝出敵人封鎖。

被陳賡救下後，蔣介石將陳賡調為隨從參謀，可以隨便出入他的辦公室，甚至連一聲“報告”都不用喊。這般待遇，能有幾人？

後來在延安整風時，康生曾怪罪陳賡，“當年你要是趁機把蔣介石斃了，現在哪要打這麼多仗？”陳賡當即反問道：“那蔣介石不就成了烈士？”

的確，東征時的蔣介石，展現出來的還是革命的面目，陳賡自然要救他。如果陳賡繼續追隨蔣介石，必是“前程似錦”。但是，當蔣介石策動“整理黨務案”，要求他麾下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時，陳賡反其道而行之，公開共產黨身份，宣佈退出國民黨。後中央安排陳賡赴蘇聯學習，1927年前往武漢，在第二方面軍任特務營營長。

數年後，陳賡又一次直面蔣介石。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陳賡被國民黨抓了，正在南昌指揮軍隊“圍剿”中央蘇區的蔣介石大喜過望，令人將陳賡押解到南昌。“老校長”親來勸降，陳賡不為所動，甚至連招呼也不打，舉起一張報紙遮住自己的臉。蔣介石無奈之下，最終暗許釋放陳賡。

一生中殺共產黨人無數、毫不手軟的蔣介石，卻放了陳賡。

蔣介石對陳賡倒是念念不忘，在退居臺灣後還說“陳賡是個害群之馬啊，五個胡宗南也不抵一個陳賡啊。”蔣經國問，為何陳賡如此和您具有淵源的學生，卻沒有跟從您呢？蔣介石也不禁自問，是啊，為什麼呢？也許蔣介石從來沒有想通過，或許他知道為什麼卻不願意承認。

人才濟濟的黃埔軍校是蔣介石的發家資本，蔣介石也算是愛才之人，他從這裡帶出了何應欽、顧祝同、陳誠等“八大金剛”，但蔣先雲、陳賡這樣的黃埔精英，卻與他割席裂袍。

蔣介石籠絡陳賡和蔣先雲，看上去和曹操收服關羽的方式相類，高官厚祿許之，個人恩義感之。關羽最後“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是為“忠義”，而蔣先雲和陳賡選擇的是另一種忠誠，忠誠於自己的信仰。

在“四一二”之後最黑暗的日子裡，共產黨暫時相信了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事實證明，這並非一次正確的選擇。但是，也正是在和武漢國民政府繼續合作的這段日子裡，一大批共產黨人得以繼續在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手中的槍桿子越攥越緊。

他們中，有尚未入黨，卻早已心許革命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有1926年入黨的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伯承；

有葉挺獨立團改編後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任第十一軍副軍長葉挺；

有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

有第二方面軍特務營營長陳賡；

有第二方面軍教導團准尉文書陳毅；

有還只是連長的林彪和只是班長的粟裕；

……

南昌驚雷

中共“五大”召開後不到一個月，長沙又發生了“馬日事變”。至6月10日，湖南已是人頭滾滾，流血千里，萬餘人被殺。

至此，武漢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孤島。

情勢危殆，陳獨秀卻在檢討湖南農運中的“過火”行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還把斯大林讓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建立軍隊”的緊急指示，私下給汪精衛看，幻想依靠汪精衛來挽救革命。他哪想到，緊急指示反而給汪精衛提供了藉口。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公佈《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中國共產黨決裂。

幸而，此前三天，中共中央剛剛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將中央機關經九江撤到上海。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這位五四時代的急先鋒，被同志稱為“老頭子”的中共大家長，帶著一腔無奈謝幕退場。

會議結束後，中央派李立三和鄧中夏前往九江組織撤退，順便考察一下利用張發奎“回粵運動”打回廣東、再圖起事的可能性。

到了九江，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等人發現，張發奎在汪精衛的拉攏下，對共產黨態度大變，指望搭他的便車撤到廣東，已幾乎不可能。

這時，李立三跳將出來，率先提出，不如搞一個自己的獨立軍事行動，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

李立三，革命之堅定與脾氣之暴烈同樣有名。在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時，21歲的李立三從一名法共黨員那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並積極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中。因敢闖敢拼，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坦克”。

中央的態度尚不明朗，李立三這邊已經行動起來了。他聯繫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和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召集他們7月28日之前集結到南昌，28日晚上舉行起義。

7月25日，周恩來來到九江，向大家傳達精神：中央同意發動武裝起義，可是地點不是南昌，而是九江附近的南潯一帶。李立三不幹了。他表示：九江附近軍閥實力強大，而且葉挺和賀龍的軍隊已經向南昌集結。在南昌發動起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經過李立三的一再堅持，周恩來最終同意按原計劃在南昌發動起義。

7月27日，周恩來、李立三等人祕密抵達南昌，住進了朱德位於花園街2號的寓所。同一天，前敵委員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他把賀龍請來談話。此時尚未入黨的賀龍，當場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於是，周恩來當即代表前敵委員會任命賀龍為起義軍代總指揮。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當時在中央常委中排第一號的張國燾，風塵僕僕地從漢口趕來。

一見面，張國燾就亮出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該徵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一聽這話大家都急了。李立三第一個跳起來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哈哈！為什麼我們還要重新討論？”

周恩來生氣地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據說，那是周恩來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眾意難違。最後一刻張國燾只好少數服從多數。

南昌起義的時間最終確定為8月1日拂曉。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兩萬餘人，主要是賀龍第二十軍的兩個師七個團、葉挺第十一軍二十四師的三個團、朱德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的一個營。

起義口令：“河山統一”。

識別符號：左臂纏白手巾。

行動信號：三聲槍響。

1927年8月1日，中國革命的歷史從這一天起翻開新的篇章。

砰！砰！砰——三聲急促的槍響宛若驚雷，震破了沉悶又燥熱的盛夏夜空。

文 | 汪丹

版畫 | 傅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