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上海是一個特別的城市，它不止是一座受西風影響的移民城市，更是現當代文學書寫的重鎮。提及上海，自然就聯想到一代代為其著書立說的上海作家，他們記錄、描述這座城市，抒發對它的感情，並開創了海派文學這一傳統。
新時期文學創作中，書寫上海的作家，王安憶相當重要，她和她的作品是當代文壇不可或缺的一環。
王安憶很多關於上海書寫的小說都著力探討了城與人的關係，她筆下的上海呈現出一番新面貌，其上海故事不僅探討了歷史與人的關係，更致力於發掘上海最貼近常生活、最感性、最穩定、最真實的部分，揭示上海市民文化的深厚底蘊。
在這一過程當中，王安憶完成了從自發到自覺的書寫，實現了情感上由疏離到歸屬的圓滿，一個外來者徹底融入城市，最終完成了個人文化身份的建構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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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歲多的王安憶跟隨母親，作為進駐上海的大軍隊伍的一員，從南京來到了上海，在那條最高尚和最繁華的街道——淮海中路上安了家，從此扎進了上海市民的生活，也開始了她的弄堂生活。可作為一個同志的後代，她與周邊的鄰居還是有區別的。
王安憶曾以《憂傷的年代》為題目，寫過一篇近乎自傳體的小說，追憶其心靈成長的歷程。從小因為姐姐的能幹伶俐而被忽視，而且個頭高於同齡人，動作稍顯笨拙，使其不大合群，加上陰差陽錯進入少體校，度過極可恥的一年，心靈也因此蒙上了陰影。
凡這樣，使王安憶逐漸變得多愁善感，敏感多思，心裡更加孤獨寂寞。
正如她自己的解析：我的童年安靜、協調，卻充滿了寂寞的獨處的時光。因此當我臨到了生活的突然變故，極缺少的是與外界抗爭的行動，而更多靜思默想，心裡的戰爭比外部的鬥爭更為激烈與嚴酷。
另外，母親茹誌鵑即使工作再忙，對女兒的教育卻從未放鬆，要求孩子們具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屏除市民習氣。
在家要講普通話，不準和鄰家的孩子往來，不希望孩子沾染上小市民的俗氣，但卻忽略了作為小孩子的王安憶因此而產生的孤單感受。
家庭教育的約束和外來者語言的障礙，王安憶總是感覺孤獨，她覺得自己和大多數人不同，人家有的她沒有，這使她產生了外來戶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擠進人家的地方似的。
王安憶孤寂落寞的時候，上海以繁華熱鬧的姿態接納了她，喜歡繁華的孩子發覺自己難以融入這城市當中，但這卻並未能阻止她要接近城市的願望，城市的女兒正是她對自己和城市關係的定位。
在緩慢變化的生活之中，上海以日常的、物質的姿態走進了王安憶的視野，不是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也不是紙醉金迷的慾望之都，而是有切膚痛癢、知冷知熱的真實存在。
她自己也曾說：我對上海的認識是比較有草根性的，不像別人把它看的那麼浮華。它對於我們實在是太具體了，具體到有時候只是一種臉型，一種口音，一種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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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找上海》中，王安憶寫過這樣的話：我永遠難忘……有一日我走過後弄，從廚房的後窗裡，看見阿大母親的情景。她正在紅衛兵的監視下淘米。這已經使我很驚訝了，在這樣的日子裡，不慌不忙，不卑不亢，竟然還正常地進行一日三餐。
正是上海這城市在大變革中依然故我、鎮定自若的氣質給予了她最深的觸動，上海的市民文化就是這樣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同志家庭出生的王安憶。
《好婆與李同志》與《雞雀一戰》都是寫上海小市民與外來移民之間的衝突的，好婆是老住戶，典型的上海市民，李同志是新到上海的山東南下幹部，也是上海的新主人。好婆的身份決定了她既熟悉上流社會的雅緻，又精通里弄過日子的實惠，而李同志粗糙的生活方式，不禁使好婆疑惑現在的上海還是上海麼，以前的上海又哪去了，這裡面充分表達了上海人的文化心理狀態，自尊、懷舊及對外界的戒心和排斥。
於是，看不慣的好婆開始了對李同志從穿衣、打扮到飲食生活的教化和改造，本有著革命者優越感的李同志也漸漸向上海市民靠攏，終於，李同志改變了，連好婆也不禁說：李同志，你變多啦！現在卻完全是個上海人了。
所以兩人雖在此過程中由隔膜到相熟，但當李同志這一外來者終於被好婆為代衷的上海市民接受認可後，好婆心裡反而有了一種因優越感消失而產生的失落。
而在《雞雀一戰》中，小妹阿姨在上海做保姆三十年了，還有了上海戶口，小妹阿姨從不曾以為自己是個鄉下女人，認為自己儼然是一個上海人了，是上海人必得生活在上海，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然而，這只是她對上海的態度，上海對她的態度，卻不是那樣明朗和確定。於是，小妹阿姨決定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上海人而努力，然而小妹阿姨費盡心機，還是沒能實現願望，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人，最終也沒能融入都市。
兩部作品分別講述了外地人在融入上海過程中的不同結局，王安憶意在藉助作品表明自己探尋上海的發現：其作品中不僅表達出上海人自身的優越與自尊、對外地人的排斥和疏離，而且充分證明了上海市民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異質文化在不知不覺中被強大的上海市民文化所同化。
這些作品裡都隱約透露著她作為上海文化的外來者在尋求認同過程中的焦慮，王安憶對於自己無法融入上海市民的外來戶身份的焦慮直到《長恨歌》才消失殆盡，紮實瑣碎的常人生成為這個城市的女兒眼中永恆的生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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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中有大量對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細節的細膩描寫以及對弄堂的精緻傳神的描繪，尤其是開首用了四頁的篇幅對弄堂各處細節進行詳盡、繁複的詠歎，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王安憶對於弄堂生活的熟稔和膩得化不開的感情。
正如《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評語中所寫：以委婉有致、從容細膩的筆調，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從一段易於忽略、被人遺忘的歷史出發，涉足東方都市緩緩流淌的生活長河，王安憶對上海文化的認同情感於此得到了傾注和宣洩。
在近現代中國小說中，關於上海與女性之關係的表現其淵源很深了，早在年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中，就已出現上海與女性之關係的零星描寫；到年代左翼文學中，茅盾在其《子夜》中多次寫到上海的女性，甚至以煙視媚行的女性喻上海，寫成《子夜》有名的幵場白。
新感覺派作家更塑造了豔異妖嬈的尤物意象，附會上海的摩登魅力。而鴛蝴派的遺老遺少，則在上海現代化之際，就幵始緬懷舊時風月了。之後到四十年代，張愛玲、蘇青等更是把上海與女性的寫作推到高峰，不止是寫上海的女性，還要以女性來寫上海。
1970年年代，王安憶在上海家中
新時期王安憶則毫不猶豫地加入這一隊伍中，不僅書寫了上海這座城市的風韻和祌採，還彰顯了作者清醒自覺的女性城市觀。王安憶認為女人是天然屬於城市的：人類越向前走，越離土地遙遠了，離開柔軟的土地，走進堅硬的水泥與金屬的世界。
縱觀她的創作歷程，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女人一直是其小說的主人公，弄堂這一滬地特有的民居格局對王安憶的影響甚深，甚至《長恨歌》中有一節專門描寫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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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海民居的代表，弄堂這一上海市民生存的主要空間形式，具有豐富的文化意義。
弄堂的形式是中西文化的產物，完美融合了中國傳統江南民居和歐美近代建築風格特點，石庫門弄堂是上海弄堂裡最有權勢之氣的一種，它們帶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遺傳，有一副官邸的臉面，上海東區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門是鏤空雕花的矮鐵門，樓上有探身的窗還不夠，還要做出站腳的陽臺，為的是好看街市的風景……
這種建築的特點與上海近代社會中西融合的特徵不謀而合，自然地順應著上海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的需要，這其中也透露著城市生活的智慧。
這些都促使王安憶將書寫上海的目光投注在這裡，對於她而言，對弄堂的感覺是深入肌膚的，是家常的、平民化的，也是世俗的，空氣裡都瀰漫著流言的味道。
也正因此，這親近裡有一股噬骨的感動。上海弄堂的感動來自於最為日常的情景，這感動不是雲水激盪的，而是一點一點累積起來。這是有煙火人氣的感動。
那一條條一排排的里巷，流動著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東西，東西不是什麼大東西，但瑣瑣細細，聚沙也能成塔的。
上海的精髓其實就在這種看似瑣碎的常生活之中，在這充滿了人間煙火味的上海弄堂，這裡平實細小的感動充滿了女性的氣息、溫情，正是這弄堂女人構建了上海的內核。
王安憶說：在我眼中，上海是一個女性形象，她是中國近代誕生的奇人……上海這個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沒有太高的昇華，卻也沒有特別的論落，它有一種平民的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的伴隨，使得上海經歷了眾多風雲變幻和歷史變遷之後依然頑強挺立，芸芸眾生也在柴米油鹽中日復一日，結結實實地把日子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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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標誌著王安憶上海書寫的極致，上海弄堂的女兒王琦瑤，應該是王安憶對上海女性的最好釋。
她不止一次說過，要寫上海，最好是寫上海的女性，不管有多麼大的委屈，上海也給了她們好舞臺，讓她們施展身手，誰都不如她們鮮活有力，生氣勃勃。要說上海的故事中也有英雄，那她們才是。
在《長恨歌》裡她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但事實上這個女人只不過是城市的代言人，她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王安憶的上海故事和她的女性城市觀到這才完美地被呈現出來。
王安憶認為上海生活的精髓不僅是日常、堅韌的，而且是精美雅緻的，更是內斂實惠，講究分寸的，正如三小姐的美，是清新淡雅、小家碧玉式的，不是豔到極致，反而帶有一股小家子氣，是細水長流的。
在王安憶看來，城市文明是一種很大程度上給人以希望的自然文明，它依靠的是人的堅韌、不甘與追求。她所創造的梅家橋的寓意遠遠超出了上海這一座城市，生活以萬千種姿態表演出她恆定的性質。
作家無時無刻不在向讀者彰顯這種生活的恆定的性質。她寫盡了真正的上海生活和上海人生，從上海的弄堂到角角落落，畫盡了底層人生群像，由靜到動，描摹上海這一生活長卷，凸現出城市的肌理和細胞，創造她所追求的都市民間文化形態。
王安憶賦予了她筆下都市女性開放的外部空間，一種以一座城市為舞臺的廣闊空間，她們就選擇一路走下去。
到了新時期，王安憶創作的上海尋常百姓家的故事重啟了我們對海派的記憶，但與張愛玲筆下的庸俗、市民的上海不同的是，王安憶沒有張愛玲那種帶有貴族氣息的反諷筆鋒，卻借小說實踐了一種更實在的海派生活形式。
其作品《長恨歌》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張愛玲《傳奇》、《半生緣》以後數十年海派小說的空白。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王安憶確是新一代海派文學的傳人和光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