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戴維斯，這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而在1888年11月，它卻傳遍了倫敦的大街小巷，讓整個英國津津樂道。因為這個名字的主人是開膛手傑克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瑪麗·戴維斯在當時新聞中的速寫

幾百年以來，人們一直在猜測開膛手傑克的身份，包括無數偵探小說、電視劇集，甚至漫畫。但，大家似乎都忽略受害者，她們就像爆炸式新聞裡的背景一樣，只是一個數字，可有可無。

可是，請不要忘了，她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她為什麼會遇到開膛手傑克，為什麼會遇害，今天我們就來講講她的故事。

瑪麗·戴維斯是誰？

瑪麗·戴維斯不到20歲就失去了丈夫，年輕貌美的她選擇搬去倫敦這個世界大都市討生活。很快，她遇到了約瑟夫·巴內特，一個碼頭工人和搬運工，兩人就同居在了一起。瑪麗一度以為，這就是她的一生，做家務、生孩子，順便打打零工，賺錢補貼家用，然後死掉。沒想到男人的突然失業，改變了一切。

她不得不找人介紹自己去拋頭露面，站在街上招攬精蟲上腦的男人，賺錢，養活自己。

站街羞恥嗎？當然，那些教士指著鼻子罵她們，正經人躲著她們，警察抓捕她們，還有匪徒要打劫她們。但有什麼關係，當時倫敦有數以萬計的姐妹，大家總得混口飯吃。

混亂的東區聚集著整個倫敦的“下等人”，是犯罪孳生的溫床

這之後的事，就很難說清了。雖然巴內特還時常去探望她，但在瑪麗被殺的最後夜晚，誰也不會過多的去注意一個妓女到底接待了什麼樣的客人。因此，11月9日早上，當房東去收取租金時，才在窗戶的縫隙中看到了瑪麗被肢解得殘缺不全的身體。

瑪麗慘烈的死亡震驚了全倫敦。她一絲不掛的躺在浸滿鮮血的床上，頸部有勒痕，上半身被剖開，乳房、內臟和子宮不翼而飛，腸子大刺刺地被掏出來，大腿和腹部還有刀傷，彷彿遭到凌遲一般。

凶手以一種極端羞辱的手法將她“赤裸”呈現在世人面前，然而真正為她落淚的卻沒有幾個。認識她的人都在盡力搜腸刮肚地回憶她少得可憐的生平，為的是在報紙版面上獲得一個好位置。不認識她的人更是抱著漫不經心的態度將她和其他受害人放在一起，拿出“貧窮、懶惰、酗酒”的標籤統一打上，作為警醒社會女性的絕佳案例：“看，這就是墮落女人的下場”。

1888年11月17日，《警方新聞》頭版

厭女症

比起殺身之禍來，如果瑪麗泉下有知，那些事後的輿論似乎更令人寒心。

很多人對開膛手傑克都秉持著曖昧不清的理解態度，有些甚至公開表示他是值得尊敬的道德家。瘋狂的虐待屠殺行為是為所有女人上的生動一課，讓她們清楚認識到自己在身體和智力上所處的弱勢地位。只有全心全意地侍奉在丈夫身後，將忍耐和自我犧牲作為必修的美德，而不是出賣身體賺取金錢，才能免於殺戮的威脅。

伴隨著對女性的歧視，男性的自我意識膨脹到無與倫比的高度，“即使沒有任何優點，僅憑生而為男的事實，心中便應充盈著優越感”，就算對象是他們的母親，也不配得到真正的尊重。

社會價值觀將女性貶低到男性腳下，卻連填飽肚子的機會都不給她們。倫敦底層工人每週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996不是新概念了），工資卻少的可憐，女工還要更低。記者亨利·梅林曾採訪過一位可憐的母親：“每週3先令的工錢根本無法養活我和我的孩子們，為了填飽肚子，我只能穿上好一點的衣服去賣淫，這比我當女工的收入高多了。”

“巨大的社會罪惡”

《新窮人法》雖然規定女性在工作上和男性享受同等權利，卻沒有對她們的尊嚴加以保護。工廠主經常會用解僱來威脅女工們接受潛規則，然而懷孕甚至捕風捉影的流言都能害得她們失去工作。

沒有資本貨物，沒有一技之長，在商品經濟的浪潮中，底層女性唯一可用來交易的只剩下了身體。諷刺的是，賣淫換來的可比用雙手掙來的英鎊多多了。她們不用在灰塵漫天的工廠工作10個小時以上，但3、4晚就可以賺到小女僕一週的薪水。即使房屋租金會比工薪階層高很多，卻不愁沒有面包和水，身體也比女工和女僕們要健康的多。

因此，光是倫敦一座城市，妓女的數量都龐大到令人咋舌。1857年倫敦大都會警察局曾宣佈倫敦的職業妓女有8600人，佔全倫敦女性人數的五十分之一，還不包括暗娼和情婦。

以道德的名義

為什麼數字會如此驚人？當然是有買才有賣。

19世紀的英國提倡男性要有家庭責任感，成家後便要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擔。換句話說，如果經濟能力達不到，就有自知之明點，繼續做快樂的單身漢。20-30歲單身男性群體加劇了市場需求，尤其是駐紮著大量未婚軍人的地方，一名妓女一晚接待8-10個客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瀕臨失控的社會規則下，維多利亞時代的性道德卻堪稱嚴厲。受宗教的影響，人們將性看做是可恥的事情。體面的中產階級需要在這方面表現得拘謹，在交談中盡力避免涉及性問題。他們把腿稱為“下肢”，襯褲稱為“內衣”，連露出桌角都會被認為是某種性暗示，因此有條件的家庭都需要鋪桌布來遮蓋。

但是，生而為人，追逐慾望是本能。男人們不能讓飽受唾棄的性影響到自己的正面形象，因此只好讓女人去背起道德枷鎖。女人被“塑造”為純潔而無慾的天使，性交的唯一使命便是誕育子嗣。教養良好的女孩們只有在新婚之夜才會被丈夫喚起“性慾”，對性的冷淡和厭惡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如果賢內助們能夠成功遏制丈夫旺盛的性行為，就絕對配得上“純潔天使”的讚譽。

女王將家庭打造成萬民的典範

可笑的是，自欺欺人的壓抑只會帶來猖獗的反彈。1858年的《泰晤士報》寫道：“在歐洲，沒有一個首都像倫敦那樣，不分白天黑夜的展示賣淫的現象”。當紳士們的手杖挑開美麗肉體上的束身衣時，他們知道，自己不必為此付出英鎊以外的任何代價。

因為，男人是日不落帝國的驕陽，妓女是野蠻英格蘭的陰影。她們“塗脂抹粉，描眉畫眼，佩戴假髮”，遊蕩在“朗豪坊、市政路、皮卡迪利廣場、蘭心大劇院周邊”，引誘男人走入罪惡的深淵，如一堆發酵的垃圾般毫無美德可言。

風俗畫，在街上與站街女尷尬相遇

不過，美德並不代表金錢。有人估算，“倫敦單在嫖娼這項惡習上的年均消費為八百萬英鎊”，可見行業利潤之巨。皮條客和妓院鴇母每天都在尋找新鮮美麗的肉體滿足上流社會的瘋狂需求，為此不惜採用一些“非正常”手段。

瑪麗·斯考金斯是個15歲的漂亮姑娘，靠縫製緊身胸衣為生。一天傍晚，在前去探望父親的路上被人誘拐進羅瑟塔·戴維斯的妓院，遭到麻醉和毒打後被花了大價錢的客人“享用”。按照當時社會的潛規則，以處女之身淪為妓女會被打上“墮落女人”的標籤，體面的工作從此和她們無緣，一輩子都只能在賣淫中討生活。不過這種煉獄般的折磨也不會很久，據泰特先生所說，“不超過十一分之一的妓女能活過25歲”。

陰影裡的女性

男權社會下，對弱勢女性的憐憫很少，苛求卻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並不以接受高等教育為第一要務，大部分貧窮的女孩和家人擠在一間房裡，從小接受著來自父母的性啟蒙，連政府號召的“家庭道德觀”是什麼都不清楚。不管是為尋求刺激而偷嚐禁果，還是用性愛麻痺自己逃避絕望的現實，她們都沒有認真考慮過可怕的後果。男人可以輕易拋棄懷孕的女友，但女孩卻會因“濫交”而承受社會道德的譴責，被父母趕出家門，流落街頭。

不幸的是，維多利亞政府並沒有心情為這些“愚蠢的姑娘”提供保護，甚至出臺改革法案取消了所有未婚母親用法律捍衛己身利益的權力。“這項法律取消了敲詐、誘姦、勒索等不軌行為的追責權，為強姦犯們大開方便之門”。處於被傷害方的女性卻成為了“社會最大的邪惡”，承擔著賣淫和殺嬰的“原罪”。

伊麗莎白·蓋斯凱爾的《露絲》就這一道德悖論進行了勇敢的揭露。故事中的露絲日以繼夜的工作，卻在生病時連藥都買不起。英俊的貴族青年亨利·貝林厄姆在露絲絕望時伸出了援助之手，贏得了露絲的芳心。然而在得知露絲懷了自己的孩子後，亨利馬上拋棄了她。走投無路的露絲只能靠賣淫來養活自己和孩子，卻無法在倫敦巨大的物慾漩渦中獲得片刻的寧靜。

當生存的途徑只剩下出賣肉體時，英格蘭仍沒有對女孩們保留最後的憐憫。

在倫敦醫院裡，每年有2000左右梅毒病人在呻吟，幾千名兒童在陰暗的角落無聲死去。威廉·阿克頓醫生認為，色情行業的不規範是性病蔓延的罪魁禍首。由於妓院的貪婪剝削，許多妓女轉為個體戶，她們去音樂廳、劇院、舞廳和酒吧招攬顧客，把他們帶到租下的房間中進行交易，這樣就使得性病的傳播無法得到有效地控制。而駐軍小鎮醫院出具的軍隊就診記錄則加劇了政府的恐慌：陸軍和海軍的患病比例高達1:5和1:7，已經到了影響軍隊戰鬥力的程度了。

可惜，政府對此做出的應對措施是出臺頗受詬病的《傳染性疾病法案》，要求妓女們為軍隊負起責任，接受強制性的“醫療體檢”。事實上，在駐軍地區，警察有權對每一位婦女保留懷疑，隨時把她們抓去醫院檢查陰道、強制沐浴，並用“陰道洗滌器”沖洗陰道（別問我怎麼操作），整整折騰6個星期，但也不排除有人因為得罪醫生被關半年。

據說，瑪麗生前對朋友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無論你做什麼事情，都不要像我一樣，以至於到了今天這種地步。”也許，身處於那樣一個社會，她已經不得不放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