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寫信嗎?在這個電話、微信早已取代書信的時代，年輕人或許很難想像，在山高路遠、鴻雁傳書的年月裡，人們會用幾天、半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去等待一封書信。
“見字如面”、“見信如晤”，這樣顯得分外美好的書信常用語已經快被遺忘。
然而，即使那些被細心書寫在紙上的字跡正在變淡，承載它們的紙張也慢慢發黃、變脆，書信以彼此熟悉的文字傳達最真摯情感的溫度卻仍觸手可及。
5月14日，湖南省婦聯響應全國婦聯號召，率先啟動了“家書抵萬金”徵集活動，號召大家“晒出往日老家書”和“寫下今日新家書”，讓不少人開始重拾家書，並感受一筆一劃下的情感牽絆。
來自株洲市茶陵縣的譚安利，就完整保留了1500餘封家書。近年來，他已陸續向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捐贈近1000封家書。
5月17日，譚安利接受了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的專訪，講述了他們這個普通家庭用書信記錄下的百年時光。
三封書信，見證母親和陶鑄的革命友誼
在洋洋灑灑1500餘封書信中，譚安利最看重的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寫給他母親譚珊英的親筆信。在譚安利的記憶中，母親是一名普通的小學老師，後來通過這些書信，他才知曉看似普通的母親也有不普通的另一面。
1950年春，譚珊英聽說在武漢任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陶鑄多方打聽她的情況後，趕忙給陶鑄去信問候，並告知自己的情況。陶鑄很快回信，表示“完全可以負責證明”她在福建的革命經歷。原來，1930年，譚珊英曾在廈門和陶鑄假扮夫妻保護地下黨機關，期間親歷了廈門劫獄鬥爭。假扮夫妻時，他們住的屋子“空蕩蕩的，除了一張帆布行軍床外，別無他物”。譚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鑄就用席子攤在樓板上睡。他們常常是早餐啃大餅、饅頭，中餐、晚餐花兩毛錢買一份蓋澆飯充飢。但後來，譚珊英從蘇聯學習歸來後，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1950年7月，陶鑄又為解決譚珊英的工作問題來信。譚安利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當時母親可以選擇去銀行、機關工作，但她最終還是留在了小學。
1957年5月31日，陶鑄給譚珊英寫信，邀請她去廣州見面，“甚表歡迎也。”這年暑假，14歲的譚安利跟隨母親和大哥陳洣加一起去廣州見到了陶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譚珊英因陶鑄的問題被隔離審查，整整3年無法和家人見面，連通信都斷絕。陶鑄寫給譚珊英的三封書信也被當作“包庇壞人”的罪證材料收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陶鑄得以平反昭雪。
上世紀70年代末，譚安利代表母親去北京拜訪曾志。1980年底，譚珊英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去信，要求幫助尋找並歸還陶鑄寫給她的三封信。“媽媽把陶鑄當戰友也當成是自家的兄長，兄長的親筆信她一定要尋回。”譚安利說，1981年3月，這三封信完璧歸趙。
分別60年，兩姐妹靠書信“重聚”
譚珊英晚年在三個兒子身邊度過，最讓她念念不忘的是當年在黃埔軍校結拜的“七兄弟”。
1926年初冬，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六期)在長沙招生，且破天荒地招收女生。譚珊英改名“譚浩鬱”去報考，與謝冰瑩等一起被錄取，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代真正意義的女兵。在軍校裡，同住一室的姐妹有周鐵忠、周有德、謝冰瑩、王容箴、謝翔霄、譚珊英、黎樹蓉，為了顯示作為軍人應當具有的剛強，她們結為生死與共的“七兄弟”。1931年，譚珊英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時，為不影響工作，把剛生下的女嬰送到了公共育嬰堂。謝冰瑩得知後，據此寫成了小說《拋棄》。
為了卻媽媽的心願，譚安利一直留意黃埔女兵“七兄弟”的消息。1985年，譚安利買回了一本謝冰瑩的《女兵自傳》，在書中看到了魏中天寫的《記謝冰瑩》的文章，得知謝冰瑩去了美國。“母親得知後，非常興奮。”譚安利通過謝冰瑩的三嫂得知了她在美國舊金山的地址。謝冰瑩在1986年6月1日致譚珊英的信中說：“我們該不是在做夢吧?六十年不見了，能收到你的來信，我高興得流淚了……”在信中，謝冰瑩稱呼譚珊英為“親愛的六妹”、“珊英愛妹”，自稱“三哥”、“三姊”等。1988年6月6日，謝冰瑩來信：“你們千萬好好保重，因為我們還要重逢的。”譚珊英也一直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但因為多方面的原因，謝冰瑩直到2000年逝世也未能回國，而譚珊英於1992年去世。兩姐妹當年一別，就再也沒能重逢。
閱讀家書，讓他更理解父親
家書曾經是中國人對抗分離的強大武器，對譚安利來說也是如此。
譚安利11歲時就離家求學，每天都會到學校傳達室看有沒有自己的信。自小離家的他，對母親的思念隨著日子的增長有增無減。“母親來信是我最大的精神寄託，也是接受母親諄諄教誨的機會。”1956年夏天，母親親手給他做的衣服不見了，他寫信告訴母親自己“傷心極了”，最後才發現是被某個同學偷拿了。母親譚珊英在給他的回信中寫道：“衣服既然找到了，對那位同學今後只能採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式，決不要過火或用歧視的態度對待他。”
在譚安利的印象中，他們一家並沒有享受多少團聚時光，書信便成為彼此關懷和思念的寄託。1961年農曆春節前，譚珊英給譚安利來信：“本來以為你和哥哥都會回來過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誰知你倆都不回來……這又多少使我失望。”那時物質匱乏，家中種的菜也被人偷了，譚安利還是隨信收到了母親親手做的糯米粑粑，“十二個糖的，卯了紅點，八個菜的，共二十個。另外給你附來一點臘鴨蒸鹽菜，鴨的味道不錯，不過份(分)量不多，給你嚐嚐”。
譚安利的父親李華柏是國民黨軍官。因此，譚安利的求學之路非常坎坷。他說，那時甚至對生父都談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個階級敵人，一個反動軍官。”但在一遍遍閱讀家書後，他對父親有了更多的理解，父親也參加了抗日戰爭，只不過走了另一條路。
上世紀80年代末，父親曾經的勤務兵帶來父親的大女兒在湖北的消息後，譚安利幾乎想都沒想，當天晚上就給胞姐寫了信：“儘管四十年前我母親譚珊英正式聲明與李華柏脫離家庭關係，我的籍貫也一直確認為茶陵，但血緣方面的關係仍是客觀存在的。”後來，他和三個胞姐見了面。“最近一次見面就在2015年，一起吃了飯，熱鬧了好幾天。”譚安利開心地回憶。
見證時代與親情，珍貴家書抵萬金
“我搬過幾十次家，衣服和行李都扔了不少，但隨身物品中總是把這些信藏在最重要的地方。”5月18日，74歲的譚安利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他是湖南株洲茶陵人，目前和老伴住在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一套不足60平米的老房子裡，與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們家保存了1500餘封家書。
譚安利回憶，從11歲離家開始，信幾乎成了分散四處的家人唯一的聯繫方式，即使到上世紀90年代初，家裡裝了電話，他仍然保持一個月寫一封信的頻率，“有些不好說出口的話，就寫下來”。
在如今這個電話、微信、視頻盛行的時代，寫信這種聯繫方式，彷彿隨著譚安利74歲的年齡一起，正在一點一點老去，那些泛黃的紙張也漸漸被這個日新月異的城市所遺忘。譚安利每個星期會跟在長沙的女兒和外孫視頻，“說的只是些日常瑣事，很少寫信”。他也因此更加珍惜家裡的這1500餘家書。
這些家書記錄著這個湖南家庭走過的百年歲月，從7口之家到現在百餘人的大家庭，從茶陵到長沙、北京，甚至美國，裡面有戰火紛飛，有同志友誼，有家長裡短，有桑梓情深……字裡行間，承載著歷史的沉重和歲月的滄桑，記錄著幾代人成長的足跡，顯現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近年來，譚安利已陸續向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捐贈了近1000封家書。他自己也將這些家書編撰出版了三本書，其中《安利家書選——五十年親情血脈濃》於去年8月出版。
每當思念家人，譚安利總是反覆地整理、閱讀這些書信。這些發黃變脆的家書，能讓他穿越時光，去感受曾經的苦難和幸福。
文：今日女報/鳳網記者 徐美齡
圖：受訪者提供
編輯：陳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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