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加爾湖，古稱北海，乃蘇武牧羊之地，現位於俄羅斯南部，橫跨布里亞特共和國與伊爾庫茨克州的內陸深水湖。湖體總容積23.6萬億立方米，最深處達1637米，湖長636千米，平均寬48千米，面積為3.15萬平方千米，湖面海拔455米，平均水深730米，因此貝加爾湖也被稱為世界第一深水湖。
從歷史沿革來看，最高見諸於貝加爾湖人類活動遺蹟的是滿族的祖先肅慎人，在公元前11世紀，遊牧於貝加爾湖沿岸的肅慎已正式向周朝稱臣納貢，用古代中華朝貢體系的眼光來看，貝加爾湖也就在此時視為中華文明圈的強力見證。
公元前3世紀左右，丁零散佈於貝加爾湖沿岸，秦漢之際匈奴帝國崛起，貝加爾湖悉數納入匈奴轄地，此後東西兩漢先後對匈奴展開了長達百年的世紀之戰，匈奴不敵被迫西遁，在這一時期貝加爾湖基本上統歸漢政府管轄，遺憾的是漢朝中央政府沒有在貝加爾湖一帶設置有效的管轄機構，而今零星的漢代宮殿建築和城市遺址散落於貝加爾湖流域，甚至在出土的瓦當中雋刻有“天子千秋、常樂未央”，這是中原王朝對貝加爾湖統轄的有力證明。
此後的古代中原王朝在外族和內耗的雙重磨蝕下，歷經了三國魏晉南北朝長達數百年分分合合的征伐割據格局，而彼時的貝加爾湖始終執掌於異族之手，直到新興的大一統唐王朝的拔地而起，貝加爾湖再次迴歸中原王朝懷抱。這個階段的東西突厥被強大唐王朝連根拔起，漠北散兵遊勇的回紇等部也在大唐帝國羈縻政策的裹挾下紛紛投入唐王朝的陣營，公元7世紀中葉，大唐帝國正式在貝加爾湖流域設置了玄閥州、雞鹿州、燭龍州和高網州，中原王朝再度一統西伯利亞之南的貝加爾湖。
五代十國遼宋金時期，各大政權紛紛忙於相互間的放血火拼，中原地區和江淮以南的富饒之地成為各族爭相角逐的舞臺，因此，無論是沙陀人、契丹人還是女真人都無暇顧及遙遠的貝加爾湖流域，入主中土成為異族孜孜以求目標和動力，而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創建大元，嶺北行省再次將整個貝加爾湖悉數納入元朝版圖，貝加爾湖流域作為元朝的養馬場成為了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自元朝以後，中原王朝基本上放棄了對貝加爾湖的統治，明朝由於長期飽受瓦剌和韃靼的折磨無力經營貝加爾湖，而後起之秀滿清也在與沙俄的分庭抗禮中步步退讓，最終導致貝加爾湖成為沙俄的盤中餐。
因此若以歷代王朝的統治情況來看，強漢、盛唐和蒙元無疑對貝加爾湖擁有著強力統轄能力，自然，貝加爾湖成為中原王朝邊塞的內屬大湖已成定論。那麼，既然這三個偉大的王朝擁有先決條件，引貝加爾湖水資源，解決中國北方水荒，可以說應該算得上是一條不錯的選擇，拋開古代農業社會受生產力低下和科技不發達的因素來考慮，其實古代中國北方也是經常鬧水荒的，而根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的統計，從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到1936年，我國共發生旱災1035次，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如果把界定旱災的標準降低，那麼這個數字就顯得非常保守了。
學者鄧雲特曾以世紀為單位做過統計：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文獻記載的旱災共有39次；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的400年間有78次，3—6世紀共發生了161次，7—10世紀共有185次，11—14世紀有237次，15—18世紀有291次，19世紀則有73次。雖然這統計的數據受資料多寡等客觀因素的限制，但仍反映了旱災發生日益頻繁的情況。
由此在中國古代，旱災對於缺乏水源的北方來說，一直成為困擾中原農業王朝的主要的核心因素，因此在古代由此衍生出了譬如設壇施法求雨的獨特文化現象。而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成為強漢、盛唐和蒙元必做的重大農業功課。
三個王朝雖時空跨度不一，但就實力和統轄區域而言，貝加爾湖23.6萬億立方米的淡水儲存量已然成為緩解北方水荒的重要希望，而漢朝、唐朝和元朝可以說是最有資格引貝加爾湖水資源，解決中國北方水荒問題的王朝，只是三個強大的王朝在隸屬古代科技尚欠發達的情況下，要完成這樣一項足以招致滅國的超級工程，恐怕也只有望湖興嘆的份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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