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美國在臺放話前緊後鬆 “臺灣牌”力道減弱

最近，美國在臺協會（AIT）在島內頻繁“放話”，究其原因：一是美國用“臺灣牌”挑事，多方謀利；二是2020臨近，島內政局多變，民進黨選情走低，國民黨選情走高，是基本態勢；三是臺灣縣市長中期選舉結果顯示，民眾對大陸的好感度，實際上遠比臺灣當局的宣傳好許多。四是民進黨內爆發“英德大戰”，郭臺銘宣佈參選2020等現象，使美國擔心局勢失控。大陸則更加強調，兩岸問題的解決不在於美國的干預，而在於大陸的決心。

AIT發出一系列動作，不僅僅是“挺臺獨”、或顯示美國將加強對“臺灣安全”的介入，而是具有多重複雜的政策含義。軍事上，AIT的目的之一是兜售美國對地區安全形勢的看法，試圖通過強化美國對地區衝突的介入，來形成美國需要的多邊安全框架。政治上是為了達到“巧取豪奪”的目的，表現方式上具有“前緊後鬆”的特徵。

其一，對美臺軍事關係升級到何種程度發出含混信號。AIT一方面借“新館搬遷與入駐的美軍陸戰隊人員是否穿軍裝”等局部問題，發出美臺軍事關係“可能升級的含混信號”並進行“高頻放大”。另一方面，AIT又“首度證實”自2005年以來，“美國就已經派遣現役軍人進駐臺灣”。AIT表示“提升”美臺軍事關係的同時，又“有意曝光”，暗示美國對“臺灣安全的承諾”依然含混不清，即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依然像從前一樣是“是不明不白的”，是否需要“公佈”美國對臺灣“安全的承諾”，仍然由美國判斷。而當年美國曾宣佈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將民進黨“決戰境外”的戰略，定性為“對海峽穩定局勢的破壞”。至於民進黨大肆宣傳的“美國將成為臺灣軍事安全的堅強後盾”，是利用美國的政策含混，“拿著雞毛當令箭”，企圖對兩岸和平進行訛詐。

其二，行政上釋放“挺臺信號”的同時，又對信號的解讀進行“管控”。2018年3月16日簽署的“與臺灣交往法案”，從行政制度上明確了美國現任高官可以訪臺。但在重要的節點上，即行政方面美臺關係“究竟可以提升到何種程度”的問題，美國始終進行“管控”，維持在不跨越“非官方”關係的層次。

這次美國前眾院議長領隊組團訪臺參加“與臺灣關係法”40年活動以及AIT新館啟用，體現了行政部門對政策節點的把握。在形式上訪團規格似乎很高，但沒有突破“非官方”層次。前議長致辭時強調，這次訪臺是基於“與臺灣交往法案”的授權，是以前議長身份對國會前階段的工作進行“肯定”，釋放國會將“支持臺灣拓展在全球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信息。

但前議長致辭中仍小心翼翼，分別使用“臺灣民主的成功故事”、“可靠的夥伴”、“良善的力量”等，來表述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實際上是在“管控”臺灣對美國立場的解讀。“與臺灣交往法案”與“與臺灣關係法”在立法意義上是一致的，即這個法仍然是一個美國國內法，不可能凌駕於國際法之上，也不具備國家間關係的含義。如果美國政府用國內法方式來約束世界其他地區，這種做法在國際意義上，也是沒有合法性的。民進黨說前議長訪臺表明美臺關係已經提升到“盟邦關係”層次，是自欺欺人。

其三 ，“打臺灣牌”可“撈分”也可“失分”。美國打“臺灣牌”絕不是“偏愛和支持‘臺獨’”，而是利用民進黨搞“臺獨”分裂主義，挑起海峽局勢緊張的“能力”，為美國的亞太戰略增加籌碼。但美國“打臺灣牌”可“撈分”也可“失分”的兩重性在不斷加大。

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美關係的性質越來越清晰，即衝突不可避免，又存在相互需求。在這樣的大勢下，中國政府強烈警告美國，不得與臺灣發生軍事關係的表態，是有分量的。此外，美國在“打臺灣牌”時已經出現“收益”下降的現象。例如，對美國的慫恿、民進黨的挑釁、對大陸軍機“越過海峽中線”的反制，周邊國家均不表態，對地區局部緊張形勢，採取“司空見慣”的態度。

其次，民進黨發揮“危險因素”的能力受到限制。大陸遏制“臺獨”從來不是空話。而臺灣縣市長選舉的結果也說明，臺灣民眾改變了對所謂“大陸威脅論”的看法。韓國瑜、郭臺銘現象則進一步說明，搞“臺獨”必然危及兩岸人民福祉的理性認識在島內基本形成。

近日，特朗普總統在中美建交40週年紀念之際，釋放了致電卡特總統這一信號。當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得以實現，正是因為卡特政府看到了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平中的作用。AIT“放話”“前緊後鬆”的現象，掩蓋不了美國在亞太安全格局中再不能為所欲為的事實。中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作用已逐漸被周邊國家認識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