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的武器裝備：實力不次於清軍 絕非影視劇中的大刀長矛

很難確定，在戰場上，起決定作用的，到底是先進的武器，還是操作武器的人。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北方戰場，這個問題的答案已顯而易見，而南方戰場上，似乎也是誰的武器更先進，誰就更能決定著戰爭的天平向哪邊傾斜。

早在1851年，太平軍剛起事時，大部分士兵的武器是刀、長矛。一般，將官還會佩劍，有些士兵還有用棍棒、農具作為武器，和清軍一樣，雙方都還處在冷兵器時代。遠程武器除了弓箭就是鳥槍，也裝備有少量的抬槍，抬槍是一種笨重、大口徑的火繩槍，槍管3米多長，由2至5人抬著行軍，發射時，通常需要固定在支架上，或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後面的人通過燃著火線發射出4盎司至2磅的彈丸，射程雖近千米，但據說射擊者常常為被後座力打翻在地上，因此裝藥時常常偷工減料，以減輕痛苦，當然射程和威力也會大受影響。據1860年與清軍作戰的英軍在報告中說，抬槍的子彈四處亂掉，除非運氣極差才會撞上，沒有步槍延伸的彈道來得有用，也就是說，抬槍管中，因沒有膛線，精準度很差，在戰場上夠不成威脅，另外，一些輕型的火繩槍也被少量使用，太平軍手裡的這些火器，大都從清軍手裡繳獲，即使自己鑄炮，也都是仿製清軍的原始大炮。

可見，當時太平軍和清軍都處在同一生產力水平下，武器的差異性並不明顯，雙方勝負難料，但太平軍以流動作戰為主，清軍只能依靠各州、縣的城牆進行防守戰，而太平軍中不少都是來自兩廣的礦工，會熟練使用炸藥，儘管技術落後，威力不大，但他們經常把地道挖到城牆底下，然後埋下大量的炸藥，只要炸燬部分城牆，就能輕鬆取勝。

由於太平軍信拜上帝教，初期博得了一些在華傳教士的同情，從1853年至1860年，通過這些傳教士和各國商人的軍火貿易，得到了不少西式的先進槍炮。大量外國軍火的輸入，大大改善了太平軍的軍事裝備，使太平軍的戰鬥力大為增強，各主要部隊中都配備了相當數量的洋槍洋炮。1862年，進攻青浦和松江的太平軍中，有三分之一裝備了西式槍炮，1863年，蘇州守城的太平軍中，也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裝備了進口的滑膛步槍和來複槍。

1862年以前，與太平軍正面作戰的清軍，主要是曾國藩為首的湘軍。

湘軍從湖廣順江而下，作戰凶悍，不過，初期其武器裝備主要以冷兵器為主，曾國藩在交戰中也認識到了先進火器的重要性，他設法購置了些洋槍、炮，並且在武昌、安慶等地辦設炮局、軍械所，逐步將火器大量裝備湘軍，1854年至1856年，通過兩廣總督葉名琛購置了外國火炮1800多門，主要用來裝備水師，但總的來說，其火器仍是以鳥槍、抬槍為主，在幾次大戰役敗北後，不少槍、炮落入太平軍手中。

1861年6月，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在攻打蘇州、崑山、青浦等戰鬥中，也繳獲了部分洋槍、炮，由於1860年太平軍東征江浙後,以優厚的待遇吸引一批外國軍事、工程技術人員到太平軍中服役。這些外國'洋兄弟'除教授太平軍使用洋槍、洋炮外，還教練太平軍一種中西參半的陣法，以適應新式槍炮的作戰要求，他們還設置了'洋炮館'和'洋炮官'負責槍炮的維修、保養以及彈藥的供給，並組織人員對洋槍炮試著仿製，並對舊式火炮進行改進。

以李秀成為代表的青年軍官，對西式軍火的使用推崇備至，甚至在戰火頻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譚紹光還致書常勝軍首領戈登談軍火交易事宜：“至各人軍裝炮械，彼此皆知底細，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此時你處若有槍炮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

可以說,直到1862年4月，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前,太平軍一直比清軍更多地利用西式槍炮,在武器裝備上是大大超過清軍的。湘軍統帥曾國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認'賊之火器精於我者百倍之多'。

太平天國所以能在天京事變後元氣大傷的情況下東征西討，在軍事上仍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不少學者都把這些成功，歸功於他們手上數量可觀的西式軍火。

但太平軍當時裝備的槍械因為來源不一，品種也多，有輕型火繩槍、西式滑膛槍，大口徑手槍、左輪槍、來複槍等，軍官們尤其喜歡雙管大口徑手槍，由於品種雜亂，在彈藥供應，統一編隊使用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難，這些問題在火器數量絕對壓倒對方時，弱點還不算明顯，但當對手換成了全副制式裝備的洋槍隊，以及對西式槍炮同樣有濃厚興趣的李鴻章時，天平開始了大逆轉。

1862年的春天，李鴻章率13營約6500名江淮子弟，連同其他人員共約9000人，由英國輪船分批運抵上海，組建了太平軍的重要對手—淮軍。

淮軍初建，李鴻章就從炮火中領教了西式槍炮的厲害，當年8月，李鴻章著手裝備了1000多支洋槍，並配備了相當數量的劈山炮，程學啟部整營680人，裝備洋槍308支，劈山炮40門，這已是湘軍陸營火力的數倍了。第二年8月，李鴻章在準備攻打蘇州時，淮軍各營已擁有洋槍1.5萬支，平均每營超過1000支，李鴻章在改善裝備的同時，為滿足淮軍所需彈藥，相繼在上海、蘇州設立炮局，以進口西方火藥與槍彈、炮彈為樣品，進行大量仿製，以供淮軍訓練、作戰所需。

起初，李鴻章所部裝備，有相當一部分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時期的陳舊武器，但通過上海的英美法等國的代理商，李鴻章繼而得到了不少當時較為先進的槍炮，如英國的布倫士威克式前裝滑膛擊發槍、洛威爾、卡德特，法國米尼前裝線膛火帽步槍、槍管尾部帶藥室的德爾文步槍以及德意志、瑞士等國的槍支，還有8磅、12磅、24磅、32磅、68磅、108磅等各類火炮，這些相對先進的槍炮，太平軍很少能得到。

另外，上海還有一支大部分由外籍兵員組成的“常勝軍”，儘管在極盛時才三、四千人，但其裝備在當時，卻是最好的。通常有一個來複槍團，5個步兵團，4個攻城炮隊、2個陣地炮隊，1支內河艦隊，1支大型運輸隊，1支工兵隊等組成，裝備有前裝滑膛槍、普魯士擊針後裝線膛槍、英制1853恩飛耳德式前裝線膛火帽步槍等，每名士兵配發槍彈50發，裝備的火炮有24磅、30磅榴彈炮、12磅過山炮、8英寸大口臼炮等，這些裝備已大致和當時的英法聯軍不相上下了。

“常勝軍”通常與淮軍協同作戰，兩軍相加，其火力優勢顯而易見。同時,在太平軍西北面的湘軍，在後期，也裝備了相當多的火器，尤其是其水師，都裝備有新式火炮。相比之下，太平軍由於彈藥、槍炮都得不到補充，且本身就沒有制式裝備，槍炮品種繁多、質量低下，明顯處於劣勢，應該可以這麼說：後期的敵我火器裝備相差懸殊，是太平軍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尚在英、法等國對清政府與太平軍兩者之間明確立場前，太平軍有機會購置了不少西式槍炮，在初期與清軍的交戰中也繳獲了一些火器，但隨著局勢的轉變，以及作戰需求的不斷增加，太平軍不得不考慮自制槍炮，以解燃眉。

在《漏網喁魚集》中，即有太平軍進佔常熟後，搗毀廟宇、佛像，“凡廟中鐘鼎，解出鑄炮”的記載。

據傳，清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進入蘇州前，位於閶門內中街路馬大籙巷慎修堂內的宅主攜眷離城，戰後返回，見廳堂庭院中都是煤、鐵、炮、彈之類，顯然做過軍械修造的工場。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在該處庭院地下還發現出土過石炮彈、斷鐵炮、太平軍軍刀之類的物品，可見，當時在蘇州等地區，應該有太平軍集中鑄造槍炮的地方。

1975年9月，蘇州婁門內城河發現一尊太平軍銅炮，炮體完整無損，光亮如新，全長178.5CM，炮口直徑12CM，外徑16.8CM，後身外圍105.5CM，炮身上面有雙鉤陰刻正書“太平天國壬戍拾貳年蘇福省造”“重壹千斤”“紅粉肆拾捌兩”銘文二行，分別說明了製造時間、地點、重量以及火藥配量，現保存於蘇州西北街原忠王府內。

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太平天國五、六年（1855年、1866年），在江西吉安、瑞州、臨江等地製造的3門100至300斤的火炮。另外，從安徽、浙江、江蘇等地也發現有大量的太平軍自制火炮。迄今已發現太平軍鑄造的火炮六十多門。

除了火炮，太平軍還製造過地雷、噴筒、管槍等，其中有一種九龍索子槍，也叫“九龍槍”，是一種小型火炮。炮身用銅、鐵鑄造，可連續發射，每管炮子百餘粒，如龍眼核大小，曾安置於天京朝陽門外，轟擊清軍江南大營。 咸豐三年，太平軍佔據南京後，即設立“典炮衙”“銅炮衙”“典硝衙”等火器製造機構，統一指揮負責組織工匠進行製造。同時，由“鑄鉛碼”“典紅粉”“典銃炮”“典銅炮”等軍職人員，分別管理鉛丸、焰硝、火藥、火炮等事宜。

就目前發現的火炮來看，太平軍鑄造的火器已具有相當的規模與水平，炮重和火藥用量，根據已有的材料，都有一定的比重。。

但隨著戰鬥的日趨頻繁，槍炮、炮彈、火藥的需求急劇增加，由於原材料嚴重缺乏，往往只能因陋就簡。

為了解決“紅粉”供應不足的困難，太平軍“設熬硝館......用老牆腳磚搗細熬之”，用土法造硝，以代紅粉。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江陰城內南鎖巷29號發現了一些太平軍炮彈，石球狀的炮彈最大直徑16CM，最小的直徑9CM,一般直徑為12、13CM,但圓度規整的較少，視其形狀屬於手工捏搓急於求成的東西，經打開分析其質地，是使用了糯米漿、生礬、石灰、石屑等進行粘合而成，為“漿石彈丸”。

太平軍以冷兵器起事，在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中，採用了各種方法擴大先進武器的使用，改善、提高自身的戰鬥力。但儘管有一定的創新，並能靈活應用，而且自制武器也有了一定的規模，可是，畢竟生產基礎差，原材料供應困難，技術落後，與曾、李二人所辦的現代化兵工廠，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最終太平軍的武器水平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優勢，也理所當然了。